读书说

私则利害夺之，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不待知者而后知也。亦有其从即贤，未必即为大贤；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其所为事，遂贻天下数世之害，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恶、韩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某主不为所惑，亦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王衍口不论世事，雅咏元虚；安石头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未必即为奸恶，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视听言动应有规矩，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心无检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非独二人之过，乃持衡者过也。据其茫然无检之态，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偏能胜人，衍之弃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后，岂非欲盖弥彰者乎？宣乎论者深斥之也。

居宠

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出奇兵、绝饟道，此操必胜之计，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然在事前观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虽亚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坚，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然朝议有服有不服，恐其制胜于此，未免伏患于彼也。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几败而复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无秦王之哲，亚夫坚推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生杀身之隙，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必俟中人之助。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窒其隙而蹈其瑕，不顾戎事之成败、兵机之疏密也。更有主听不聪，权奸在侧。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扆左右，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守仁深机曲算，日夜如对勍敌，迟留久之，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嗟乎！人主日责帅以成功，大将日尽心以克敌，岂知既克之后，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祸福之几仅在毫发，幸则为守仁，不幸则为亚夫，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汉武帝末年，事事悔过，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自废帝举帝后，行事错谬，志气昬怠，身虽获没，后嗣灭绝，称学识者无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遗，政由己出，前后二十余年，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乃以永远据势，为不可拔之基，储君既长，不行册立之礼，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岂非苟可颛制，不进贤德者乎？斯大谬矣。彼乘权借势之家，物力有余，志意奢泰，事权太重，卑贱侧目，奢泰日肆，子孙必不知礼法，侧目者多，怨家必疏其过行。彼之怨毒日积，此之防闲日疏，故过多而不可弭，衅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事积薪之上，一蹷之后，前徽尽丧，即尔朱荣高颎尚罹其灾，况童昬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亲党于朝，筦摄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据为私物，把握甚坚，机械已熟，踞诸炉火之上，纳诸险阻之途，虽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孙他日之祸贸亲党此日之欢也。如此权势、如此祸胎，又何必皇后之父为蛇足？知盈虚消息者所不肯为，即好宠利者亦不必为也，而况君母之难发自床侧，弒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夺之魄矣。班氏赞曰，怀禄躭宠，渐化不祥。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学无术，未闻君子之道，故败坏至此也。虽然，元功之臣有诛而无绝，春秋之义则然，司马公兼责孝宣，不能如楚庄王全子文之后，又不蚤杀霍氏之权，二义凛然，千古不磨也。若崔浩长于谋略，挥霍有余，诚恳不足骤得君之欢心，终亦不免扞格，祸及其身，不待子孙，臣道所不取也。

权幸

无德者，宠国之衅也。人君有嬖宠之衅，仇雠之国思启疆矣。忠直者，进国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轨之人皆丧胆矣。所以少师先毙，楚人谓之去疾；汲黯仕汉，淮南由此寝谋。观敌国之情，可知胜败之几；即乱人之智，可着正士之益。邪佞用则损国体，忠直进则壮国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权，不授指于张禹而张禹为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为之言。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脱王氏，并出脱中尚书宦官，又进天子以广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远，群小并进，贤否倒置，不合人望，暴动乖张，不惬事宜，累世相承，奕叶迭出。不幸贼臣突起，奋其威诈，穷凶极恶，图度天命，而国祚中绝矣。流及后世，变态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倒持，神龙失势所致。即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虫豸相啖，鸷猛互击，非国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其怙宠之时即包藏祸心，阴贼成性，造次皆怨府，翻覆为行，转盼即乱阶。卢蒲癸赋诗断章，载在经传。哀帝命董贤之制，识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非过计也。王莽用孔光，胜用无限爪牙，不必终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终日引进不肖，而不肯方来。或予或夺，决诸孔光而莽若无预焉。窦宪用邓彪录尚书，用桓郁侍讲禁中，二人亦无大过，为宪用亦非私昵，但以仁厚委随和柔自守之士寘诸要地，则凡事显畏，不宪亦宪矣。总之有莽宪在位，则孔光邓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权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故，其说有三：自知势之所在，不能无怨，遂多结与党，厚树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孙承业，因固有之势，既不备下，从而陵上，以此受诛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后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势重而短于智，苍头族子，豪侈于外，谗妾艳妻，蛊惑于内，虽有敬慎之心，多于有司之纪，弹劾日闻，谤讟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祸，是其一也。亦有居身无过，而地处必争，后来者谋夺其处，增词饰非，陷以大恶，为之主者，恐其致乱，宁过而防焉，遂以大义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后与直，宠赠如礼，而当时为计，必不能免于决绝，是又其一也。且无论再世，即就权臣及身言之，势之所激，人情郁愤，必有一日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者，外有讨贼之师，内必有仗义之举，帷幄之前，燕乐之际，倏尔奋发，成戟刺北掖门内，或殛死玉津园侧，累载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诛诸吕，外有荣阳之师也。王舆反赵伦，外有阳翟之战也。盖势重在外，必思湔浣于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谁不必死易生，而谓人能已乎？此又据权宠者所当自儆也。

忧患

圣贤论理，不至纯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业，亦随其时势节取之，所以诱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义，实与而文不与者，往往见于经。文之不与者，所以昭弥乱之义、先事之防也。曰实与焉者，所必序定乱之绩、后事之劝也。观孔子录管仲之功，即义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谓论理之言，至于劝诱齐宣，则有合孔子取管仲之义。盖论道不观大指，拘泥章句，亦复无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无定论矣。然而天下大乱，不可无长鎗大戟，斩艾芟除以成焕然一新之世，然后会儒者之说得行乎其间以为善后计。若天下未平，终于倾侧扰攘，土崩瓦裂，彼儒者当此，安能别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与其言哉？既食其功，又从而责备焉，拘简册之说，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复有泰定，亦学问之耻也。一部周易，止有过涉灭顶一爻为杀身成仁之义，余皆冒险犯难，忍诟受责以济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际，持论不可太刻。后世诸儒论管仲者，舍显然可据之论语而称引春秋。按春秋之说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齐为篡者，有云以国系小白为当立者。诸儒独取为篡之说，有以纠书子为得正者，有以去子称纠为罪齐大夫者，诸儒独取罪齐之说，何其责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则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赞之春秋也。然则不如论语可据也，鲁人讨公子遂而录归父之善，虽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录，所必广为善之途，使人勿自弃也。忠臣义士一念不安，未尝一刻忘诸心，必改其过，使无憾而后已。先轸所以君虽不讨，必自讨也。仇牧叱宋万，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伏鸡爱子投命搏狸，精诚之至知其不敌，而有必讨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谓之异事同仁，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献公废长立少，决彼一言，虽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祸，义例所不取。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仅一闲耳。所以书于经者，取不食其言之义，非谓合乎臣道也。萧望之之死，古今共愤。然以理论，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郑朋论许史子弟，其事原属可疑，盖真有气节之人，凡事量而后入，必不肯轻用其身，犯当道之怒。以草野之士，无故而指斥权戚，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轻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见也。且真有学识，亦不肯上书自呈。凡上书自呈者，皆侥幸之徒也。况郑朋之书，倾侧之性炯然可见，望之不察，为其所中，遽欲引以为助，倾邪既露，然后绝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为大臣者，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望之既为石显所忌，罢其政事，当知元帝不可有为，引身高蹈，岂非伊尹告归之义？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傅朕八年，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识忘难明一语，想亦显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望之曾来深观耶？区区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书，何为也者？当封关内侯时，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与石显同给事，尚欲有为哉？此二事者，不能为望之解嘲也。虽然，天下之事，有众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众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说，我知望之优为之，所以不能为者，无柰受遗之故，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何以副麟间列名，与临终深托之意，既受遗矣，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怍必有一斥。既摈斥矣，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故复自白，以自白而得罪。为望之者，前无可图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贻后世讥评，有愧于经术；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断，莫竟其施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绝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药，不欲久留，岂畏对簿之辱哉？彼众人之是非，何可概论也！故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明孝宗语刘大夏曰，李梦阳指斥戚畹，语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诏狱，比奏上，朕试问左右云何。应曰，付锦衣挞而释之。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使朕受杀直臣名。朕以故释梦阳复职。如孝宗者，所谓不言之听也。石显颇屈牢狱之语，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万之祸，生于博戏。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语相撄而弒事成，积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虽上之行于下，然其酿祸，亦复不小。故知上下之间，不可相戏，是以君臣为谑，礼经戒之。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不时降光武，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遂见屏黜，一废二十余年。为衍计者，但当清静自守，省过思愆，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则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患无成也。乃上书自直，坐朝士以蔽贤之过，坐人主以听谗之失，岂得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虽才何为？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若桓谭班彪，同未大用。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因而摈弃，固无足怪，若班彪者，其为窦融画策归汉，不可谓无行陈之功，章奏即称帝意，不可谓无左右之荐，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上皆纳用其言矣，而三府屡辟，终于县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际，亦甚难言。然彪居之甚安，谭则颇觉其屈，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职也。诗之有颂，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圣贤为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贤人为臣，贤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干戈永戢，四远来宾。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莫不以民事为重，民安则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则神无恩力，岂复美其祭乎？盖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业。神无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业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巽施，下以悦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即就性之所偏，从而矫之。性豪侈者难于恭俭，则力为恭俭以矫豪侈；性贪嗜者难于清平，则力为清平以矫贪嗜；性华饰者易于近名，则力去名誉以矫摹华饰。无欲则所积者精，居敬则所操者约，至精可以祛怠，至约可必涤烦，所以终始如一也。不回邪则赴义必决，无私己则官人必审。义决不怍其志，官审不愧所学，所以表裹如一也。见诸事者惟仁，存诸心者惟寛，本诸德者惟中和。有礼义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而成其美俗。若专设刑罚，佐以权谲，徒俾诈伪日生，人情险薄，上下相同，恩爱相仇，不过数年，变态百出，向之为奸民者不旋踵而为乱民，向之为恶俗者不旋踵而为乱世矣。汉初禁网疏阔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时吏皆谨身廉平，民悉从化。武帝纵欲，法度凌迟，吏道驳杂，民俗维敝，故其时独无良吏。宣帝接见亲民之官而察其名实，故汉之良吏尔时最多。然当时有才之士任法为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宽平长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为威已穷而奸不胜，仁爱施而人自栗，归于仁厚为美，所以杜惨刻之风也。马援守陇西，任吏以职，但总大体，颇哀老子，使得邀游，至今诵之以为美谈。每见居方面者不持大体，好揽细事，细事虽正，大体全失，适足蛊惑人心，败壤风俗，所谓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正此辈也。数年之后，弊端大出，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论者皆咎后事之失，不思前事已伤其根，可胜叹哉！汉之鲍宣，可谓名臣，犹以举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为丞相司直所纠。今以方面之尊，听两造之讼，而私其钧金，束矢自润，又不廉于下吏，纳其岁时伏腊之赆，其能免于纠弹者，弥缝固结之力尔。若黄霸侯封，至王莽乃绝。良吏之泽，永久如此，奚取小润哉！朱邑大司农而歆啬夫之祀，为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无俗吏所谓刑名钱谷之类，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汉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饰吏事，故议论政事炳然可观。吴质云，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咨于故实。犹有汉人余风焉。古之为吏者，本乎先王严恭寅畏之学，故律身甚谨，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简，总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图之亦远。凡所以率下者，无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无事矣。后之贤者，或呜琴而治，或卧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悬蒲鞭而不用，视官署若无人。若此者，非无事也，虽日在刑名饯谷中而无事自若也。何也？与民休息，不生事也。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犹非礼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言不亲政事，势必假手他人，则恩泽不信于众民。盖众庶无知，从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恶念动于中，恶事见于前，恶人立于侧，皆如农夫艺田，斩除恶草，芟夷蕰崇，绝其本根，非过刻也。无使法度废弛而侥幸民多，移害善类。逐雀之猛与行苇之恩并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盖天地之间莫非义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来即有自然之应感。义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则与物情不相往来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应之者？感应之理，彼此相从，内外相资。夫彼此相从，则不可虚名得之；内外相资，则不可浮慕致之。今之为吏者，皆私心也，虚名也。与民情原不相通，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远，又何怪焉？吏事所重，无过取善察奸。一乡一邑，岂无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悦忘守；取人者不以正为迂，不以狎为亲。则贤士踵至，吏治日登。汉有三老啬夫助长吏之聪明，虽君民相临而有朋友之道，故摄以威仪，规以过失。交翁选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使在便坐受业，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诡之言在人者不可轻信，喜怒之迹在已者不可轻发，则谗害之言难入，矫伪之情易败，此察奸法也。子产为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间非法之服，一切敛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惧，不复生心以乱纪纲，亦防奸之一法也。又以为治小国而用刚，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载书以定众志，赂伯石以安巨室，谨防川以消群怨。宽冲平易，不启人犯令之端，亦防奸之一法也。凡子产之言与事，皆吏治师表。推而广之，亦不忧其无法乎！

禁贪

居官之恶莫甚于贪，则凡事之近乎贪者，皆官常所当谨；凡迹之以货财见者，亦官评所当禁。身既为官而使傔人逐商贾利，控引世资，积墆充牣，非事之近贪者乎？去官之日，轻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国，非迹之以货财见者乎？然上下知而不问，何禁贪之有？汉之郎官，旧有出钱休沐之例以资官署之用，谓之山郎。行之既久，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杨恽革除山郎，岁移财用文书之费，取给大司农。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骆之端。王莽之世，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故天下多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则贪吏朘削于前，而继起者代受其患于后。有天下者以祖宗积德累仁、栉风沐雨之基业，谋臣猛将运筹帷幄、斩首陷胸所得之疆土，为贪官污吏财货之府，以一官之贪教一郡一邑之贪，以一官之悖入教一郡一邑之悖入，故贪吏所在，民间不独积聚壤，而风俗亦壤。积聚之壤其忧在下，风俗之壤忧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爱守器不如尺璧也？赵衰从晋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壶飱从行，馁而弗食，小善焉尔。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简小善，盖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后便民。不廉不仁，虽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爱民者，魑魅罔两之害犹为法以除之，而况掊克聚敛之臣乎？第五伦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后世有司，一入仕籍，其为良士者未尝道百姓为善，但禁之使不为恶；其残贼者，身自为恶而纵胥吏为恶，又纵桀黠民为恶，又以桀黠訹良实，使不得已而必出于为恶。夫网罗之设，杜绝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见也。吏为残贼，何以异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训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贤治不肖，则有等威、有节制，无敢以物我并观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具也，以此为心，则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计相尚，毒螫相加。彼之所有我将夺之，彼之所夺我覆取之，其意以为犹夫人也，则无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会者窃藏，险健者讦上，冶铸者乱泉币，攻剽者犯铃阁，住往见告，脉脉滋多，谁生厉阶而倒授其柄耶？宋张锡为东明令，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强恃力，富恃赀，刑恃赎是已。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为治，则贪残之风庶几息矣。董宣强项之名见知光武，至其为廉吏，死而后知。盖其为官之日，无货财可自达公卿，侍从莫肯延誉，身死而仅闻其廉者，幸在辇下故尔。其不在辇下者，虽曰圣主，亦无如之何矣。

训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径者，即有严禁大以为防，化之无端，防之又严，要使虽更千载而明道之言无异说，守道之言无异行。偶有邪说诡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实者，人皆望而斥绝，甚有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不得比于人数，况杂乱冠裳之间，参预治理之列乎？有王者起，当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隆矣。教家之法，无过敬老慈幼。礼，年至七十，虽庶人之贱，人主亦敬而礼之。孝经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遗小国之臣。谓敬老也。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谓育幼也。此外则出为世用，经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尚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远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达诸天下也。盖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经济，经济不如彝伦。经济者，一时之用；彝伦者，数世之用。总不若虚文之无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无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学无益之事。至于教已成而施诸用，又必重乡曲之评，以为乡评可绳不肖之心使归于正，不同长吏之法仅足治外貌也。盖欲人自少至老无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贱之贵无人不渐教化之泽，自微之显无地不资教化之益，所以贤才众多，若榛楛之济济也。又以为人之生也，莫不函阴阳之气，阴则近于柔邪，而见利必好，见势必趋；阳则不离刚正，而非仁弗为、非义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圣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归刚正，故能成数世之利，无旦夕之悔，不以残贼万人之命纵一时之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