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则伪者出矣。一售其伪，则作者怠矣。伪之一字，通于上下，则天下之乱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伪，故不以君上之命责信从之虚名。发言盈廷，莫执其咎，末季之风也；询谋佥同，龟筮协从，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谓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会之谓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对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赏善罚恶，有不可质鬼神者，非信也。洗涤利欲之私，一动一静皆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所劝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贞，则可谓信矣。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与，故君民自有相关之义。不必供吾财赋，助吾御侮，然后爱之也；不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险，然后畏之也。矫天下不善而归于善，齐天下不一而归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后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业之勤。人皆憬然从吾政令而无刑辟之惨也，总是相关之义，自然至此尔。虽以圣人立法，不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但取便国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圣贤论治，不轻变法，以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虽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时弊而理未尝弊，理有时湮而心未尝湮。但仅守其法，弊自可除。虽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则犹可反正，盖深人人心者不能湮灭而遂熸也。若一朝从而革除，更赋新规，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得无数世之利，失则数世之害也。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所谓变者，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怨心。违义则罹法，行礼则蒙赏，罚顺乎义，赏顺乎义，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风，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变法之名，因民所欲，与以休息，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夫岂强人从己，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就其功名也哉？后之变法者，行法是也，而宽猛不出于公正，则远义矣；爱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称，则远礼矣。且学术浅陋，心志颇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变秦、管仲变齐，舍繁重而从简捷，厌远图而趋近功也。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扰乱人心，使倥偬危惙、惊骇顾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长、指其瑕罅，虽有大祸，不卬自恤，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大凡以变法进者，不待观其成败，但举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论，安石树举朝之帜，使寮采不和，上下不亲，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伤元气矣。若会昌翻开成之案，元佑埽丰熙之迹，一时矫偏则有之，终不可经久，故君子无取焉。春秋之义，名从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从中国者，以义礼裁制之也。虽有圣主，不能夺人所自始；虽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发此二义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为一名一物也。法可轻变哉？

名器

尧舜禹汤垂拱而视天民之阜，桀纣幽厉安坐而视天之民死，此无他，礼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让下，小人事上，是谓有礼，有礼则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谓无礼，无礼则乱。夫名器者，礼之所托以长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舆台、阜隶、牧圉各有胜人之心，各致争胜之力，圣人使之安其职业，当其名实，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贤愚清浊，各当其所。会见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乡曲之间不争隆薄，而干戈骤动，狱讼繁兴，盗贼窃发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则政令纷而易于藏奸；乱人利无等级，等级去则人类混而易于俯陷。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让而坐下，防其乱也。人事尊卑不乱则天道阴阳不逆，人主与万民皆蒙福佑。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贱，谁敢贱之？或以私佞幸则贱矣，以私宫闱则贱矣，以易货贿则贱矣。出于己者甚贱，人亦从而贱之，得之不以为荣。用其器者甚轻，则主其器考人亦从而轻之，谓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见，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独此也，文德为君子而设，武备为小人而设也。爵赏旌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则谋乱，安则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诛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绳其陵犯，此专为小人设也。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则有无限公正仁义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无限暴恶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秦隋之末俗。圣贤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酿天下之乱也。至于廪禄所以养廉，尤不宜爱惜。盖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当得之禀饩则亦足以养矣，膺其所当受之典章则亦足以劝矣。故禄以养廉，章服以劝善，人君待天下贤士止于如此，此外虽欲隆厚贤者，亦将辞让而不敢受。若贱名器而惜廪禄，简俊造而宽恩幸，于所当得刓而弗与，所不当授滥而不戢，俾贤者卷怀而去，而贪叨掊克厌其溪壑，帑藏山积，金穴万仞，顾视锱铢之饩，给半通之银黄，不啻鸿毛之轻、升斗之微，不能系属人心矣。汉之顺帝减官吏奉、借王侯租、贷户口钱以供军国之费，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书之、后世诮之，谓忘艰难而效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则和惠可亲，宫府一体。无论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体中皆有检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离，日用之间皆有所惩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则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内，则志气昏惰，嗜欲流行矣；义理不明于世，则阴阳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则奸邪得志，疆圉不静矣；礼义不重于朝，则谗说殄行，忠信蒙难矣；制度不谨于俗，则物力穷屈，盗贼公行矣。时已至此，居官以墨败而人不耻，上下为奸利而诛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业之心与明断之才最不可少。凡端扆之学、辅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书，皆以助其兢业与明断，其在春秋之义，讳大恶不讳小恶，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己无大恶，然后可正人之大恶。故臣子之义当讳其不可告人者而劝以侧身修行，所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为治世之君，与尧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举动无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犹在过误之列，可以速改。故亟书之，欲其知所惩戒而不必讳，以为大节未亏犹可起而正人之大恶，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邻之国，于义已疏，姑正其大体大纲，以存达道于天下，不苛责细微，伤吾忠厚，是以大恶书小恶不书也，此洽己治人详略宽严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与民争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数者：有司通问遗，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为商贾，三也；地方物产赋于下以贩卖，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罚锾，七也；迫胁下僚，八也；破坏富家，九也；恃通显而请求无厌，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贵资力与民争利者也。董子对法天稽古，其说甚大，而要指则曰，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大学一书论治平事极备，乃举孟献子不察鸡豚、不畜牛羊以终篇，诚见治道之壤，无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兴，无若屏除好利之风以安民生也。故王者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汉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帝立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盖贵廉恶贪如是其严。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爱民，萧何不治垣屋，曹参贵清静而民自定。自高祖至交景数十年间，民间逸乐，风俗淳厚，驯致刑措不用，称隆盛焉。当此之时，王侯将相之家，岂有僮仆被文绣，犬马余粟肉，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者？从宦归家，岂有资装徧路车轝驼马负重什袭，络绎数百里间，填塞旅舍，顿勤间左者？大府胥吏，岂有浆酒藿肉，蹈藉金珠，阿缟衣婢妾，锦绣裹倡优，资装华筛，赀算巨万，计彼此相尚，曾无检举者哉？元世祖既平天下即立规措，所置征理司行钩考钱谷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风，是以阿合马、卢世荣之流接踵于朝，昔贤以为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未及百年大运遂讫。其将讫也，女宠、宦官、权臣、强藩、剧盗无不兼备，昔人谓朝多苟且之政，士无謇谔之风，官有贪婪之实，吏多欺诳之文。盖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汉以俭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乱纪纲，治乱之分，岂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胜，当明教化以正其本。计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财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齐，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坏，贫富相耀，竞心遂生，馈遗既奢，贪吏必众，用物无度，营谋必工而廉耻丧，奉养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进。始则强取于下，终必篡取于上。民间盗贼，不谋俱起，其势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几幸，几幸成心，虽暂时绳束，终必发泄；几幸成俗，虽绳束无所用矣。以吏议绳束君子，而吏议先不清；以刑辟绳束细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为政，而假手胥吏，子弟宾客相与比周，贿赂公行，廉耻道丧，是疗饥而用乌喙也。更有君德末纯，不能旷然大变天下之俗，一时任事之臣莫不因时就势，进权宜之谋，济片时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纲维潜倾，风俗暗坏。欲贤之速用，必开奔竞之门；欲奸之速去，必长攻讦之俗。数年之事，责效旦夕，急遽无序，渗漏多端，为世道忧尤剧也。是以论治者别等级以定众志，明法度以一群心，亲贤哲以励廉耻，尊大道以裕远图，庶能防患于微。然当事以为可缓可急，不听其言，即或听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抿于无形，赏事又以为固然不计其功。或不听而事偾，用天下之力维持倾覆，不患不能反正，当事因归功维持之人，丰其赏赍，其人亦受成功之赏而无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无复省录其人，亦无自为表章之理，所以忠直远虑，常苦不能显庸，伏藏隐微之患，必至章着决裂而后已。徼功乐祸之人侧目抚臆，幸国家危乱，猎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无他，无事之时莫适远虑，事后之赏不及先事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说，班氏详之，为万世戒，不独美徐生也。

任相

人君得一贤相则黜陟皆当，其实羣臣各修其职，招权幸进者不售，奉法循谨者自奋，礼让之风被于海内，刑辟之用日就减省，所谓萧曹为冠，丙魏有声，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远业而后小数，伏湛急乡社之礼，侯霸奏宽大之令，故东京一代之业由此而隆。盖圣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吕也；圣人之耦，渊骞也。故大臣之道当佐人主镇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尽忠蹇之职。凡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当引为己责，不可但责人也。然权不可不重，而又恶其擅权也；任不可不专，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恶其擅权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则任使之道不专，事君之道亦难尽，上下皆失，此之谓矣。人臣之才，宽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谋，密者可与图几。刚者好断，可与守义；介者绝俗，可与励节。然而欲当大任，非德与仁不可。仁者以天地为心，视民犹子之谓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宠利之谓也。阳处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其论仁太浅，只如孟子能者在职之能。论贤亦杂，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论相，犹界纯疵，果德与仁，则纯乎纯矣，何有恃权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迁，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泄意旨于●御，贤者折而不挠，毁言日至，则谢事恐迟；不贤者比周同欲，设变诈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尝，兼官据势，无不如意。王凤所以辞之愈坚，蔡京所以不招自来也。更有可虞者，汉之三公分职任事，朱博为御史大夫，欲夺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权，先请以身为率，尽举御史之权归诸丞相，然后起而夺相位，而权亦兼有之，是杀权之时少，揽权之时多也，其诡谲加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则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贤否当前，自有气类相向。于此神志不惬于彼者，一切诡谲之谋不戒而消阻矣。若诚信未至相协，仁义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恳见疑，权术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后出愈可怪，晚发愈可惧，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犹为国有人乎？此亦人君之过也。夫天下有乱，宰相上疏任过，求去求贬，自是正理。其眷留与否，听人主自为之。若凡事隐匿，多方弥缝，上固主恩，下箝众议，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受其斥逐，则声名俱丧矣。悲夫，据大位执重权者，全未虑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无论爵有崇卑，职有内外，皆与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内者也。人君欲闻古训则亲博识之士，欲防过失则亲伉直之士，欲谨容貌则亲严毅之士，欲安百姓则亲廉能之士，欲诘戎兵则亲将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则亲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长绩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也。故宫人之事在乎宫中府中，而天下人情从此分焉。贵人聚于朝则患难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则奸宄生于内。圣王论才，欲其皆可为宰辅，岂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则不尽其才、不称其德两者习虚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马光曰，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人则昵之；德者才之帅也，人则远之。由此观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贼，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乱天下，人特习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静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闲曹以处天下之端士，剧曹以牧天下之轶才，随所长用之，皆称职之人也。今试吏者，一切出剧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进，惟跅弛放轶、陵厉恣睢乃克称职，而显庸于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汇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为三公，赵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储养天下品望之士而励其余，使知贵行谊、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轻才能，先表率而后职业，有劳者报之以禄，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师表之地，所以优贤，不复课以吏事。妻子夜食之费、车舆臣仆之劳，所以养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勋论道，不义之人不得而升。爵禄章服，上系于天，出纳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择。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艺，不习人以吏，皆古今通义也。凡下位之上与上位之下，皆易所谓危地。郡县之官为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专，是下位之上也；监司之官持纲纪于外，而天子临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使为郡县，专抚字之职；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使为监司，持风宪之权。监司不识治体，苛刻绞绕，俾寮属不得尽其才；贪利好势，陵下罔上，俾寮属得容其奸。郡县不取爱民，专以簿书期会第其殿最，不问人品，惟以趋走媚悦，居强项吏之前，计货以取官，随牒以居上，滥及匪类，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欢，临下惟恐不尽其威，如此之人必不为义所动也，此世道之忧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职勤事，欲论难衎衎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职事用之亦为弃才，即罢政之后，犹欲长奉朝请以备顾间。

举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与共励，而后贤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争夺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师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砺者少矣。出于道义，则相师法矣、相砥砺矣；出于势利，则忮懻矣、争夺矣、鄙夷矣。故圣主造士必以道义，然后贤才不可胜用。中主课士以功利，是以庶官虽多，日见其不足用也。盖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风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贤者在天下，异地而相符，未见而相亲。其立朝也，长短可以相资，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让，廉隅可以相饬，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劳，因有得多士之庆；有用一贤之实，因有用群贤之功。不肎败多士之名，即不肎败一贤之名；有弃多士之忧，即不肎有弃一贤之忧。此以风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毁誉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绩殿最，其患在伪。去私去伪，非法度所能齐也，在乎国是之明与人心之正，所谓不以言举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后尽人之能，则不道之人不得进矣。不必人废言者，不啻爱人已成之善，尤必爱人未成之善，故人虽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遗也。其不举也，非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其不废也，非难于谢绝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总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圣君在上，皆可使为君子；闇君在上，当自弃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进之心则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论。若朝廷之上，称誉则疑其有私，诋毁则以为至公，小人窥见此意，共为丑言以击去异己，异己者去，则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类，不烦称誉而群然并进矣。是以朋党之弊习废推让之盛典，惩羹吹虀，既见嗤于昔贤，且终于不胜而使小人愈张，则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时决去，己乃偶尔违旨，然后以不合众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谓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违旨之名而去，论者以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况谗佞之人，子弟亲知，羽仪附托者，实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饰疑似之迹，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求其败露斥逐不亦难乎？汉元帝每案群下奸恶之迹辄略施责让，得其叩头而止。是以石显窥见此指，知其易欺而难悟，敢于极力以害正人，以人主为玩弄。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爚乱天下，而身不与其祸，乃知孔子所谓远佞人，非但不用也，乃决去远屏，隔绝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传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遥见其方来而即畏之，知其必有伤败也。教人知戒，当如是耳。

阶级

官以代工为义，故不义之事不可设官。周礼一书，所为以天地四时为之程限也。晋之新军无帅，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从下军，先儒谓得惯举之礼。盖为官择人，无人则宁阙其官，犹得先王遗意。后世不稽古义，凡主意所欲为，时势所偏重，即设一署领之，如汉平准期门，宋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稽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谨乎奉天之义也。书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思及于此，可滥设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虚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虽有方伯连帅不相承事，虽大国之卿大夫不与小国之君抗礼。后世设官太多，相辖甚严，亲民之官处于最卑之品，临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必刑法。否即垂头塞耳，采取货赂，悉如马严所云。为之下者仰面而请，折腰而见，若牛圉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义节之风损；法令烦多，苟免之行兴。至于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今日之事适如此言。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壮气委顿，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顿至之辱，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