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

上，则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及裴炎为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盖两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晓。

唐初三省之制，尚书省有令、仆射，以太宗尝为尚书令，避不复设，以左右仆射为长；中书省之长为中书令，即隋之内史；门下省之长为侍中，即隋之纳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令为内史。中宗复辟，乃复旧名。玄宗即位，又改中书为紫薇省，门下为黄门省，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然仆射虽改丞相而不同中书、门下，即不称为宰相。及天宝元年，又改侍中为左。

唐高宗以郭待举、岑长倩、郭一正、魏玄同为相，以其资任尚浅，未可与诸相同名，且令预闻政事，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时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为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时，遂以同平章事为正相，而以参知政事为次相，然则宋之参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萧梁有寿光殿学士之号，殿学之名始此。

唐初设弘文馆，有学士、直学士之号，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每游幸禁苑，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传虽有足观，其实非士流之荣也。大学士之名起此。至宋时，即以为宰相兼官矣。

唐时学士院在禁中，凡十厅，南厅五间，北厅五间，中隔花砖道，承旨居北厅第一间，其任最重。

唐制，中书、门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随朝士入见，谓之内供奉，随翰林院班者，谓之翰林供奉。盖今两殿、两房皆翰林供奉之遗法也。

自唐中叶以后，学士之权重于宰相，如陆贽之在奉天，郑捆之在贞元，裴洎、 【「洎」，原讹作「拍」，兹据旧唐书裴洎传改。】 李绛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谋决军国大计，用人行政，惟所献替。及其为相，宠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视在北门亦若少减。地之亲疎不同也。汉所谓不任三公，政归台阁，政如此。

唐时，铨选之法，三品以上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敕授，皆由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神龙、景云之间，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睿宗即位，乃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姚崇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而文武二选皆称公平矣。彼时尚书侍郎分主选法，品藻甄识，各尽其察，故称平也。后世以天下士人之众委之一人，责既太重，明亦难周，士之不得于仕者必多矣。

景云元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大使，此节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宝以后，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赐双节，专制军使，行则建节，树大纛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宋时，其权虽轻，而拜节之礼犹重，节出，拆阁毁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各赐旗牌制勅，虽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权任则不及远矣。

唐制，节度使掌兵事，观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征皆牒观察使司，此初制也。两河藩镇各据疆理，租、庸贡赋不入三司，不知观察之权亦复何在。盖亦有节度兼其职者矣。

天平节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卢也。平卢在永平。安禄山既平，肃宗干元元年，节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抚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于是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军中废立之始也。未几，希逸渡海而南，据有淄、青、沂、密、青、齐六州之境，犹冒平卢之号。已而怀玉复逐希逸，复并、登、莱、棣四州，赐名正己。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乃自青州徙东平居焉。正己即怀玉也，传师道、师古，及纳而诛，因赐郓号为天平军，故淄青、平卢、天平，其地不同，其为一军之名一也。

高宗仪凤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抚，以宰相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后又谓之存抚，即今巡抚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抚。都督旋废，按察复停。其后，改为五十四道，各置采访使，以刺史领之，又一变也。

宋时，宣抚之体甚重，即今之总制也。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大将吴璘官至少师，请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璘乃惶恐听命。近日边帅有爵至三公者，于制府大臣皆用属礼，即此体也。

唐制，御史台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不出累月，迁登南省，故亦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以下，皆禀而随之。盖御史之长，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监察御史里行， 【「唐之监察御史」，原作「御察御史」。兹据天启本改。】 以其资历尚浅，未正除御史，先令于御史班内行也。今之试御史，其原盖出于此。

汉之中书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为宰相；唐之枢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属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枢密使为内辅臣，宰相为外辅臣，而枢密之权重于宰相，如宰相兼枢，则得颛大政，如罢枢密之权，但为宰相，其任反轻，亦如唐之左右仆射也。郭崇韬之于庄宗，安重诲之于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为枢密，刑赏陟黜，无不由之，其势然也。后晋太祖惩其横肆，遂废枢密，以印付中书，而宰相之任始专矣。二人勋名相似，际遇亦同，皆以刚愎自用，久擅大权，丛怨四海，以及于祸。总之，不学无术，未闻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枢密之设，盖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总曹务，乃宰相文书之所也。宣宗以后，始设东西枢密两院，以宦者为使，而枢密之任归之，其权与宰相等矣。唐庄宗即位，以豆卢革、卢程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则始以外官为之，而枢密之任亲于宰相，以其与闻密勿也。有宋建国，因五代之旧，以中书为相，枢密为将，谓之两府，而宰相之权重于枢密矣。

唐时，金吾卫属南衙，即今之锦衣，羽林卫属北衙，即今之东厂。李辅国欲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盖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职，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辅国又置察士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察听细事，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鱼朝恩专权，亦于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没其家赀，则成化间之西厂矣。

唐末，两枢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与宰相表里，号为中贵，亦称内大臣。枢密即今司礼，中尉即今东厂也。

元用御史台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设官八员，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岁二月分巡按治，十月还司。已，又改为肃政廉访司，即今按察分巡之规也。其时，按察司官属御史台，即今御史巡历、分巡从行之法，然彼时行台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设如内，今惟以御史巡按，无行台之设，而巡抚中丞以保厘为职，虽有行台之号，其实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为藩司，廉访为臬司，行司为都阃，而中丞同事一方，参有御史之体而不相统摄。此官守之因革于元者也。

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 【「本朝御史」，天启本作「本朝风宪之制，御史」。】 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

今之指挥使司，即元之万户府也。元人既平江南，于浙东一道置三万户府，高邮、泰州置两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置四万户府。其体貌责任若今都阃之体而权力倍之。国初卫所之设，权力亦重，后稍陵夷，至于今日，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使折冲捍卫以展报国之猷，其将能乎？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县小。汉有郡国，皆统于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余州，而郡犹属焉。隋并天下，废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炀帝又改州为郡，而州之名废。唐初，又罢郡置州，而郡之名废，其实一也。宋、元以来，设府于州，府即州也。本朝以州属府，则分而为二矣。此郡县名实之辨也。

宋时，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朝官知，小县三千户以下选京官知，故知县与县令异。县令即古长吏之职，知县则以京朝官之衔知其县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别。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旧德，累请谢事，不许。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着为令。彼所谓翰林者，兼有书画供役之流，所谓太史，即今之钦天台官，非词林也。今制，台官世业天文，不与大察，其年高自愿致仕则听，否，虽七八十岁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时，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后以之名官。

月俸

唐时，一品月俸八千，后以防阁庶仆俸银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为钱三万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数亦相仿，然唐时犹有职田禄米，一品岁七百石，此为优尔。及至大历以后，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皆十万，则不啻倍蓰矣。

开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递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月各一百贯文，递至杂职，月各一贯九百余文。一贯当是一千。开元之制与今略相仿，大历则溢三倍矣。

唐时，百官皆有职田，其名有二：一谓之职分田，一品十二顷，至九品二顷而止，皆给百里内地；一谓之永业田，一品六十顷，至九品二顷而止，即口分、世业之意也。永泰元年，军兴费剧，百官请纳职田以充军粮， 【「粮」，天启本作「饷」。】 而此不可复矣。宋时犹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别无给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惟边方大将有养廉地土，颇收其入，以代公费，有职田之遣耳。

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代宗时，回纥以马万匹来市，有司患其太多，请市千匹，郭子仪恐违其意，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当时马价，一匹值四十缣，计马万匹当用四十万缣，子仪一岁之俸能市万匹，其时将相之富，可想见矣。史记子仪月入俸钱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岁俸入，即今二十四万两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士。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第以前段月俸准之，当是十万耳。

唐自中叶以后，军士骄横，赏赉无纪。穆宗即位，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继，神策军士人赐绢十疋，钱十千，畿内军士又减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时人善之，然较之往代已为滥矣。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赉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于前代，而赏赉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

谷山笔麈卷之十 　谨礼

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二祖、仁、宣时犹与侍臣坐论，英庙稚年即位，相接颇稀，以后中贵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无坐对之礼矣。今上礼御儒臣，优于前世，讲筵接以揖让，称以先生，皆殊礼也。第行在讲幄，岁时从相君以下与赐服食，每有宣赐，相君第具一公疏上谢，遣阁校领至私第，竟不诣廷一拜，即次日进讲，亦不一叩首，窃甚以为嗛。古人君臣之礼极严，即万石君传所载：「上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谨如此。今平交执友有所问遗，未有见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赐，直受而无一言，心何以安？业从众人之后，不敢有异，惟御赐颁及，无问服食时鲜，即一鱼一蔬，皆顿首拜受，焚香献之祖考，乃敢尝尔。又目睹江陵一事，如班赐诰命，百官朝服，唱名给散，而内阁不出，止遣典籍代领。夫赐命之典，古之所谓虎拜稽首者，内阁到桥南不数武，而安坐阁中，使从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礼也。

凡臣子对君称谓有体，李泌对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此称谓法也。凡人言死则曰「见某于地下」，人主之祖、父则曰「见于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胗龙脉，进殿蒲伏膝行，见上倨坐小床，龙衣曳地，不敢以膝压衣，奏曰：「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抠衣，出腕而胗，伟但一时语耳。出至直庐，手札赐内阁曰：「伟适胗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赏赉甚厚。伟见札惶惧失色，自谓若有神佑，设使误称「地下」，罪万死矣。盖世庙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而伟偶中上旨，非虑所及，故且喜且惧耳。此与泌「天上」之称，亦偶合矣。

万历丁亥，有言者请复午朝，疏入，报闻，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将至巳刻，忽传午朝，追班百官且惊且喜，踉跄奔趋，行至东长安门，已闻鼓声，则益张皇疾奔，惟恐后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礼官姑徐行以俟，不可争先而进，以骇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为然。及至赏房，各部诸公皆已先至，而驾竟未出也。入内探之，茫无影响，乃钟鼓司内使误闻传说，直上鸣鼓，而会极门内使因即扫除内座，以待临幸。总之，皆误也。此亦讹言之妖矣。大臣当此类事，不宜轻遽。

予在南宫，一日早朝后至，点查列名，当事中贵遣阁校来言：欲隐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驰谢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自处？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隐，当上书自首，反于中贵不便。」其人惭惧而止。盖失朝之罪不过夺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贵以此市交，他日请托横至，何以应之？正宜谢绝为当耳。

近日大臣，多因子被攻击称病求去，尽废面辞之礼，闻命之日，促装就道，早夜启行，帷车而出，故旧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辞谢，往往自谓得请，故作出樊之态，此皆内含悻愤，外示狷洁，既非人情，亦非臣礼，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陈请，蒙恩予告，敕使再临，予方以为荣宠，而诸公狃于故习，谓予必朝发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为乃尔？人臣位至上卿，得请而去，主上恩礼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为画图，耀诸简册，有何不荣？而故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陈谢，又三日，具疏辞。疏中数语曰：「江湖迹远，虽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实无分于去就。举头见日，终身戴天，击壤可以咏太平，呼嵩可以祝圣寿。」末缀数联，劝上讲学勤政，早正大本云云。又数日出城，以日高登车，送客满路，皆与揖别，惟请告之礼不设酒尔。是日，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于郊门，及至日高未出，乃始趋至城外，相候一别。予谓，去就之礼，自觉不差。惟葛端肃公去时颇同此意，他公皆不尔也。

建言

今制，相传台谏风闻言事，考之令典，无所证据，心窃疑之。后读唐史，武后以术制诰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隐诐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实，按名责实，犹恐不称，况以风闻？武后之令，盖罗织告密之别名耳，而承平之世习为典故，不知其出于此也。

门籍之名起于唐，其制，记官爵姓名，一月一易，非迁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时有门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无门籍者，如有急奏，许门司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故贞观以来，群臣士庶皆得进言。李林甫擅权，群臣奏事有不谘宰相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之，然犹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载为相，乃请百官论事先白长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后奏闻，则明为杜塞言路之谋， 【「之谋」，天启本作「权谋」。】 载之拒谏擅主，又甚于林甫矣。尝虚心论之：谏官御史有所论列，先白宰相，非体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关长官，亦非体也。何也？台谏职在言责，于天下事无所不当论，如必先白宰相，则言责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职在官守， 【「郎官」，天启本作「郎吏」。】 其所守之官，即长官之职也，有所建白，当先咨之长官，长官不能行，然后闻之于上可也，如必越职有言，而不使长官与闻，则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台谏不白宰相谓之尽职，郎吏不白长官谓之越职，相似而实不同。但以元载之奸，意在塞谏，非为官守言责计也。

宋孝宗时，因补阙薛叔似论列时相，谓曰：「卿等以补阙、拾遗为名，专主规正君上，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盖拾、补两省僚属，官为侍从，与台谏不同，故孝宗以此谕之。本朝六科给事中， 【「给事中」，原作「给事」，兹据天启本改。】 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事，亦非设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书，记谏官御史言事，岁终考其成绩，此法甚善。若使铨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内建白以为上下，而不必以暧昧之过、飞摇之辞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处，亦将无辞矣。

唐史一事甚类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至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云云。盖上要下烦，上烦下乱，若米盐琐细一一上闻，则所遗者反大矣。一则法网太密，不得伸缩，一则大臣权轻，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弥文，无益于国也。

明刑

古时受赃，法极重，如唐肃宗上元间，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两，遣御史按之，遂坐长流，可谓重矣。近世，赃吏受财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赃数不可核实者，即至千万，不过罢免。又肃宗时，宦官受财为人求官于宰相吕諲，事觉，宦官杖死，諲亦罢免。近时，中贵请托宰相，如取如携，纵遇事发，不过革退，未闻杖死，亦未有连坐宰相者。盖今之人情似刻而实纵，今之法纪似密而实疏也。

唐代宗时，优崇宦官，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空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镇之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见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风尤甚，阁部大臣奉旨、宣赐、问劳，皆厚有赠遗，即传一旨至部，亦不空还。在今视为固然，不以为异，其实，中涓奉旨临问，大臣即少有劳遗，亦不为过，惟不当苦索耳。至于宣索州县，毒流吏民，则蠹政之大者。乃至勋臣持节册封亲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为副使，杯盘花币亦皆不受，相悬如此。彼诚何心，独不知愧。此皆所当惩革者也。

元载为相，主书卓英倩窃权用事，士之求进者，非结英倩无由自达。元和初，有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权珰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内中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罪发赐死，籍其家财，可数千万。此辈近亦有之。中书省吏谓之主书，堂后主书尤其亲密，即宋之堂后官也。此辈外挟宰相以要士夫，内挟中贵以钤宰相，一时不得，则血脉不通，政多龃龉，此其数千万宜尔。

咸通中，路岩为相，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言者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边咸者，岩之亲吏也，与卓英倩、滑涣同。考之近事，亦颇有之，如权相纪纲号七与九者，破其家赀，不当赡一军二年之费耶？

窦参为相，其族子名申者为给事中，招权受赂。参每迁除朝士，常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时以喜鹊目之。及参赐死，申亦杖杀，喜鹊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为喜鹊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贬窦参，欲籍其家，陆贽谏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惩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已存宽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德宗不听，竟赐参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盖籍没之法，因种族其家，然后奴婢货财皆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则家固无恙，从而籍之，不相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