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

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又托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因恐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其训诂章句之间，诚有未善，然三《盘》五《诰》诸奥辞，皆二疏通，诸家虽或规难而辨正之，终不能不用为蓝本。

其《礼记补疏》，谓《周官》、《仪礼》一代之书，《礼记》万世之书。《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可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其言皆独具深识，雄出古今，绝无经生拘阂之见。予尝谓郑氏之学，《三礼注》可与圣经并垂天壤，间有小小疏失，不过如日月之食。《诗笺》精于名物训诂，亦经之功臣。若《易》若《书》，一则仅专家之孤学，一则仅传经之绪余也。虽其失皆在过于求密，又确守师传，不容出入。如《金滕》诸说，盖皆周秦以来诸儒相传之旧义，然春秋战国时，异说锋出，汉承秦绝学之后，掇拾丛残，不无择焉不精之弊。若近来惠氏张氏之《易》，王氏孙氏江氏之《书》，谓为郑氏一家之学则可，谓为《易》、《书》独绝之学，则不可也。雕菰此篇，可谓空前绝后者矣。

而其补疏《左传》，抉摘杜氏作《集解》之私心，尤为快论。其序云：“杜预为司马懿之，其以父幽州刺史恕与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及昭嗣立，预尚昭妹，起家拜尚书郎，转参相府军事。盖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母丘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欢洋、若泰、若坚，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吾于左氏之说，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三晋等饰也。左氏为田齐三晋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前后一辙，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云云，深心卓见，尤为圣人不易之论。盖其论枚氏之伪作孔《传》，犹属意必之词，虽雄辩绝人，而事无确证；若此所论，则论世知人，灼见幽伏，元凯百口不能解矣。左氏一书，自为圣经羽翼，其中要不无取义未纯，此盖七十子之言，已皆不能无疵；又经战国秦汉，至东京始列学官，尤不免后人羼入。王介甫郑渔仲皆因其纪及赵襄子之谧，疑为六国时人，（（介甫所疑十一事，其说不传，惟书录解题载介甫左氏解，专辨书韩赵魏杀知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邱明所及见。渔仲举左传纪韩赵知伯等事八验，见通志六经奥论）。）毛举数端以概全经，不若近时姚姬传言《左传》盖有吴起辈窜入以眉时者，如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语，尤其明验。他纪魏氏及赵氏韩氏齐田氏等事亦多夸，非邱明本文，此论最为近理。理堂仍介甫渔仲石林诸人之说，概指为六国时作，亦未免武断。然其论卫宣公熏于夷姜生急子一条，据洪容斋毛西河年数不合之说，谓当据《史记》及《列女传》、《新序》诸书，以夷姜为宣公夫人。、《广雅》训为淫，熏夷姜犹《卫世家》所云爱夫人夷姜也，杜注误依服虔上淫曰熏之训，自足为左氏功臣。窃谓此论与钱竹汀《潜研堂答问》谓卫戴公文公，当依班氏《古今人表》为公子黔牟之子，《左传》以为顽与宣姜所生者误。二事皆足永垂宝书，不然以上淫君母之人，而卫人立之，石碚等纯臣奉之；以鹑奔无良之孽，而卫人依之，齐桓宋桓等贤诸侯辅之，则春秋之初，已无人心，康叔之泽，亦太衰矣。其关系于人伦世教，岂浅鲜哉！

焦氏此疏，其正杜氏助逆之旨者，如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二年。）郑伯使祭足劳王，（五气。）郑伯突出奔蔡，（十五年，焦谓杜注讥突不能倚任祭仲，反与小臣造贼盗之计，故以自奔为文，罪之。是明喻齐王芳不能倚司马氏，而与李丰张缉谋废师也。）卫侯朔出奔齐，（十六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二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六年。）晋赵盾弑其君夷阜。（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君子曰仁而不武。（四年。焦谓杜注以例司马昭本不许将士伤害高贵，故初称畜老惮杀为仁。归生不讨子公，而昭能讨成济，是仁而且武矣，故云不讨子公为不武。）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焦谓左氏此二语最为悖理，而杜氏释例乃畅发其义，所以解昭之既弑高贵，而必假人后今，以甚言其无道也。）民不与却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成公十八年。焦谓杜注言却氏失民，胥童道乱，宜为国戮，此司马懿之杀曹爽何晏，而罪爽之骄盈，晏之浮虚也。三却胥童杀而乐书不可制矣，曹爽杀而司马氏起矣。）枕尸股而哭。（襄公二十五年。焦谓司马孚哭高贵，全效晏婴所为，盖当时左氏盛行，故王经谏高贵，亦引鲁昭公不忍季氏之事。）下车七乘不以兵甲。（焦谓杜注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以比昭弑高贵以王礼葬之。习氏汉晋春秋云，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下车数乘，不设旌旄，全袭左氏此传。）凡十三条，皆徵引魏晋间事，以诛杜之隐衷。余皆孜证训故名物，于地理尤详，固非如宋儒之纯尚议论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九日

◎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清李贻德）

终日疲困，阅李杏村《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其于名物训诂，皆推究古义，务极精严。若发明经传之旨，求其文从字顺，则贾服旧解，奇零不全，他书所存，往往上下冢属，遽难别白。或有本非贾服，而刺取误及者。以证经义，多不可通，故转不如杜氏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二月十八日

阅《左传贾服解注》，其中论丘甲一条八百乘一条，俱引《司马法》，以申服贾之说，极为明哲。因取凌晓楼《四书典故》黄薇香《论语后案》焦理堂《孟子正义》及江慎修《周礼疑义举要》沈果堂《周官禄田考》胡雒君《仪礼释官》诸书证之，惟金檠斋《礼笺》之说，足相发明。盖以人计者为共赋之法，《周礼》小司徒所谓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司马法》所谓九夫为井云云，即小司徒之大事致民，金氏所谓正卒是也。以家计者为出军之法，小司徒所谓惟田与追胥竭作，《司马法》所谓夫三为屋云云，即小司徒之大故致余子，金氏所谓羡卒是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二十八日

◎左传旧疏考正（清刘文淇）

阅刘孟瞻《左传旧疏考正》，其大指以唐人作五经正义，多用旧疏而没其名，《左传》尤甚。孔冲远《序》谓以刘光伯《述义》为本，而刘颇规杜过，孔专申杜，因取刘之申杜者袭之，攻杜者芟之，间一二存其规语，而复驳之，以致出入纷错，辞气不属，而《正义》成后，太宗复诏详定，高宗又束更正，已非冲远之旧，而旧疏益以泯没。今取疏文之隔阂者，寻其脉络，较其从违，为分条别出之，孰为沈氏（文阿）之文？孰为刘氏之说？孰为孔氏增加？孰为唐人改窜？皆援据证明，其用力可谓勤而用心亦良苦。然唐初儒学尚盛，况其时沈之《义疏》，刘之《述议》，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冲远以耆儒奉敕撰述，而尽掩前人，攘为已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恐非甚无耻者不肯出此也。盖《正义》之病，在于笔舌冗漫，故复沓迂回，接绩之间，多不连贯。其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为一部书中惟驳光伯之语出于冲远，余皆袭旧义，毋乃言之过欤？孟瞻此书，存此一段公案可耳。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四月十八日

◎公羊传

《公羊》桓八年传：夏曰杓。注云，麦始熟可杓，故曰杓。案《释文》杓亦作榆。《汉书》、《郊祀志》引《易》不如西邻之祭，作瀹祭。颜注，瀹祭谓瀹煮新菜以祭。《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郭注，新菜可沟。《诗》、《正义》引孙炎注同。沟瀹字通，何注麦始熟可杓之杓，亦当作沟。

同治庚午（一八七○）闰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公羊通义（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公羊通义》。三传惟《公羊》最偏谲，何休注亦最。拜轩偏信《公羊》，又谓《左传》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而以何氏生于汉世，授受具有本原，三科九旨之说，体大思精，为二传所未有。其说皆偏。盖以汉世最尊《公羊》，而休为汉人，杜范皆晋人。乾嘉间汉学极盛，弊轩故为此说，是亦蔽于汉儒者矣。

夫三传各有师承，左氏事最详，昔人谓其亲见列国之史者，其言最确，故三传自从《左》为长。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左》氏以为鲁灭。《公羊》以为齐灭，不书齐者，为桓公贤者讳；此义本凿。外灭未有不书国者，为桓公讳而仅曰灭项，则何以别于鲁灭之耶？讳伯主而引外恶为内恶，夫子必不出此！《左》氏以为僖公因淮之会灭之，齐桓怒而止公，夫人姜氏会齐侯以请之，乃得释。故下又云公至自会，此自是当时实事。弊轩谓《左》氏云鲁灭者，未知内讳不言灭之义。然终春秋世鲁自项外未尝灭国，何以知其内讳不言灭乎？忆吐二年无骇率师入极，《左》氏亦仅曰入，不曰灭；《公羊》以为讳灭而言入者，未可信也。赵匡曰：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此言颇当。又十九年邾娄人执曾阝子用之。《左》氏以为宋襄公使邾文公执之者，《公羊》不言所以，而何氏以为邾曾阝因季姬故，二国交忿，邾因曾阝子至其地，执而用之。此本凿空之谈，拜轩遂附会其说，而曰《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实，乃归恶于宋襄，又托子鱼谏语；赵匡讥《左》氏凡谬释经文，必广加文辞，欲以证实其事，信哉斯言，云云。此无论其蔑传妄断，即论季姬之事，《经》于僖公十四年书曰夏六月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使曾阝子来朝，至九月又书季姬归于曾阝。《左》氏以为季姬来宁，公怒曾阝子不朝，止之。季姬因会曾阝子于防而使来朝，公乃归季姬。《公羊》但曰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其说亦可与《左》氏相通。曰请己者，即言请己归曾阝也，固绝无私会择胥之言。而何氏创为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之说，夫春秋世虽淫乱，未以诸侯女私会外侯要昏于父者。况鲁号秉礼，僖公贤主，断无纵其息女至此！此固何氏之最谬妄者。拜轩更曰：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许嫁邾娄，于上九年卒。礼、嫡未嫁而死，媵犹当往，故是时鲁致季姬于邾娄，行及防，遇曾阝子而悦之，使来请己，僖公许焉。则更无稽可骇。九年《经》书伯姬卒，《左》氏无传，《公谷》亦仅曰许嫁而不言何国。汉人有曰许嫁邾娄者，亦不知何据。且伯姬卒以九年，亦无迟至五六年之久而媵始行者。媵既行则邾有迎，鲁有送，岂得涂遇目成，挺身更嫁？拜轩更引《白虎通义》曰：伯姬卒时，娣季姬更嫁曾阝，《春秋》讥之，以为即此注之证。班氏等说虽有师承，然总不如左氏之亲承圣教；况其说亦不过曰季姬更嫁于曾阝，终不见私许事。自邵公以鄙倍之见申私说，宋胡安国元赵访和之，拜轩更附会其词，而《春秋》几成秽史矣。

圣祖仁皇帝御案从《左》氏而阙《公谷》，前人若苏子由，近人若李穆堂，皆深斥何氏此诂之悖。总之《左》氏或有福╀处，不过张皇文饰，其事自有本末。二《传》虽已多疏舛，然各有师授，非向壁虚造之谈。唐之啖助赵匡，生千余载之后，凭其私智小慧，而欲尽废传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宋刘敞孙复辈继兴，流及明代，其怪诡百出，几以解经为笑柄，真读书之厄也。拜轩此书，喜学汉人注书文法，多曲奥其句，未免笔钝舌强。然博识细心，其可取处甚多。又言何氏设例与经诡戾，序中举其不通者数端；注中亦时有异同，往往兼采《左谷》，旁及诸家，择善而从，多所补订，是固非专己守残者。且亦深讥啖赵之徒，横生异义，深为经病，而时不免转引其说以难《左》氏，则所谓蔽耳。

咸丰庚申（一八六○）三月二十二日

阅《公羊通义》。孔氏注义简，既多正何解，亦不曲护传文，治公羊家最为谨确。然如齐仲孙来之为公子庆父，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之为淫奔，灭项之为齐桓，皆《公羊》之曲说，最不可通。注家例不驳传，从而申之可也，乃必横诋左氏，反以为诬。今即以齐仲孙一事明之，无论子女子所谓齐无仲孙，果何所见；齐既无仲孙，左氏何以能强造一仲孙湫之名？以鲁公子外之而强属之齐，名何以正？言何以顺？此皆三尺童子能辨之矣。此经上文季子来归，《公羊传》曰：其称季子何？贤也。此据其他皆称公子友也。然前书公子庆父如齐矣，此又何贤乎篡弑熏淫之贼而称仲孙也。岂为季子贤者讳而并讳庆父之名乎？外之以齐而美之以字，此何说也。以矛刺盾，恐百喙不能解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十七日

◎公羊礼疏（清凌曙）

阅江都凌晓楼先生（曙）《公羊礼疏》。乾嘉间诸儒多尚《公羊》之学，以西汉特重《公羊》，首立学官博士，而何氏作注，又在东汉，遂谓《公羊》最存古义，何注又最有师法。自武进庄氏方耕、曲阜孔氏羿轩皆专精其业，著有成书，凌氏与武进刘申甫起而和之，盖自两汉以来，言《公羊》者莫之先也。此书皆取其注之有关礼学者，条分件系，博引群书以证之，俱详赡而不芜，名通而不滞，可谓必传之作。凌氏字子升，以诸生贡太学，著有《四书典故》六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礼论》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及《礼疏》十一卷，总为《蜚英阁丛书》，皆精确得汉儒家法。先生食贫力学，阮仪徵督两广时，曾延教其子，并刻其《礼论》等入《皇清经解》。先生有自撰《礼论》前后序，述其贫悴之况，令人酸鼻。三旬九食，忍饿著书，真有不愧古人者。同时若戴东原氏，尝一月断炊，注《离骚》成始得食。郝兰皋氏官京师日惟一食，力疾作《尔雅义疏》，为户部主事二十年不迁，皆贫而乐道者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七日

◎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清许桂林）

得问月书，以孔氏微波榭所刻宋元宪《国语音》及近人海州许月南孝廉（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见赠。《谷梁》之学鲜传者，邵氏洪氏所辑皆未行。近日镇江柳宾叔孝廉（兴恩）撰《谷梁大义述》，仪徵太傅为之序；闽中陈颂南侍御复赞《谷梁传广证》，而其书都未见于世。许氏与柳氏同出吾乡汤文端之门，（文端典江南试，二君皆以经学得隽。）许氏此书，先从《谷梁》所书时日疏通其大旨，以《公羊》为《谷梁》外传，《左》氏为《谷梁》衍义，唐陶山作序己讥其武断，则汉人专门之结习，其能谨守师法者在此，其不能择善而从亦在此。予未暇为此学，亦未究阅其书，姑识其大端而己。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阅海州许桂林《谷梁传时》、《月日释例》，亦一家之学，而首为总论，极诋左氏，其言甚悖，且云所著尚有《疑左》二卷，盖妄书也。是书成于道光丁未，前有阮仪徵唐陶山两序，唐序尤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十一日

◎谷梁大义述（清柳兴恩）

阅镇江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仅一册，前有序例七则，言第七为长编，言取载籍之涉《谷梁》者，以经、史、子、集依次摘录，附以论断，今所刻止《尚书》、《史记》寥寥数条；其第二述礼，止赙三从庶母祭锡命四条；第五师说，止及何休《废疾》、郑君《释废疾》四条；第三异文，祗及隐桓；第四古训，并无一字。盖仅刻其略。柳氏毕生治此，其全书当有可观。然其序有云：《春秋》托始于隐者，惟《谷梁》得其旨。《传》曰：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与桓，是则成父之恶也。如《传》意，则隐于惠公为贼子。《传》曰：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废天伦、忘君父。如《传》意，则隐于周室为乱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托始于隐者，所以诛乱臣贼子。则诬妄悖诞，愚儒舞文，悍恣如此，伤教害义，亦《春秋》家学之乱臣贼子矣。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月二十五日

◎谷梁礼证（清侯康）

阅侯君谟《谷梁礼证》共二卷，止于昭公八年秋于红之传，盖未成之书也。引史据经，古义凿然。然自僖公以后止文五年传会葬之礼于鄙上一条，而如二年作僖公主及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十有二年子叔姬卒，十有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谷梁》皆据《礼》以发《传》，而此悉略之，其下便接于红传礼证四条。疑其书实至僖公而止。其文传一事、昭传四事，刻者掇拾系于其后耳。伍崇曜跋言孝廉撰是书，未完而卒，假得其丛稿，厘为二卷。则非其次第本如是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六日

◎谷梁补注（清锺文熏）

阅锺子勤《谷梁补注》。锺氏用力勤至，足成一家之学，而时失之拘牵。如僖二十八年春公子买戍卫，不卒刺之，先名后刺，杀有罪也。公子启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慈铭案，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后名，杀无罪也。范武子于公子启下仅注鲁大夫。杨士勋疏引旧解云，公子启即公子偃。启书日者，启无罪。是公子启曰之日，乃月日之日。非云曰之曰。古人作日月字皆方阔象形，作云曰字则瘦小，后人反之。（唐以前隶皆不如此。）于是以此传公子启日，误作公子启云解。士勋唐人，尚认日月字，故引旧解说之，旧解是也。启盖偃之字，以相反为义。公子启日者，传引刺偃书日以证此不书日为买之有罪，下云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言此为罪买当刺，故不书日，其理甚明。锺氏不信旧解而申疏，言上下文势，理恐不然，犹襄二十三年传引蘧伯玉曰。今案彼传云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此是传引伯玉平日论出奔之事，非谓伯玉说此经也。伯玉年辈远过宣圣，岂得与春秋笔削之辞，亦不必是论武仲。锺氏乃谓伯玉当夫子修春秋时，年近百岁，是比之于尸子沈子，亦不达甚矣。又谓不卒戍句，是当时断狱议罪之辞，公子启解其义而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说。后世史书但云某官某有罪弃市，或云有罪自杀，以实事为虚辞。案《左传》谓公畏晋杀之而以不卒戍告楚，《公羊》谓买不肯往戍而以不卒戍为内辞，揆之事理，《左》氏为长。晋伯方兴，释憾于卫，楚救不克，鲁先与楚，又亲于卫，不知晋文之强，故先戍卫。既知楚非晋敌，惧而杀买，托辞以谢楚人，此必左氏亲见鲁史，故能为此言。公谷皆传闻测，不足为据。其以先名后刺为杀有罪，先刺后名为杀无罪，亦非通例。锺氏乃欲后世史书皆以为法，反以称有罪为虚辞，则先刺后刺，岂足见实事乎？其慎甚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五月二十三日

●经部 孝经类

◎孝经郑注（清严可均辑）

阅《孝经郑注》及洪筠轩所辑《补证》，臧在东所辑《郑氏解》，日本国郑注本。钱同人序虽举其孝治章以昔训古，见《公羊传》疏，聘问天子无恙诸语，见《太平御览》，圣治章上帝者天之别名也，见《南齐书》、《礼志》暨《困学纪闻》，凡三条合于郑义，谓非伪撰。然其它文辞多不类郑君，故阮文达深疑之。臧氏所辑，密于洪氏，而体例谨严，则洪为优。臧氏于开卷仲尼居《释文》引郑作尻下，即曰尻当作居。以隶书写篆文，自称正体者，发端于南宋毛居正岳珂等，而近时学者为尤甚。案此经以尻宇为不可依，《颜氏家训》已言之。卢弓父补注《家训》，即深题其说。臧为卢之弟子，其《拜经日记》中，亦备言以古改今之非，同时严氏可均亦持是论。故严则深讥汲古阁毛氏刻书之非体，臧则痛诋惠松崖臆改《周易集解》之妄。然两君所主者，唐石经耳，开成立石，多用张氏《五经文字》之说；张氏所主，则汉熹平石经。熹平既非全出蔡中郎之手，而尔时行用隶书，半参俗体，即《五经文字》所载，偏旁乖谬，不胜偻指。盖许叔重所谓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陆德明所谓席下箸带，恶上安西者，汉隶往往有之。如必守经典相承之俗字，而以改者为谬，则《说文》等书可不作矣。苟于形声不失，体从省借，相沿已久，诚不须变改，以骇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