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

方智为主。此皆《北史。周纪》内所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眉目，此书法之最得者也。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勋之典；《苏绰传》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制之事；《宇文护传》载其母子相寄之书，千载下神情如见；《王褒传》载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见一斑，亦非如《魏书》之广辑芜词，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存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又《独孤信传》云：景寇荆州，乃以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寻除陇右大都督。则又似信先往荆州，后任陇右矣。以《北史》参较，则信本督陇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荆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陇右也，《周书》亦不叙明。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周书》以其为隋臣，则不入周传可也，乃又附于《贵传》后，既附传矣，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以失利欲还，昕谓“破竹之势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战，即破晋阳。此皆在周时功绩也，而《昕传》又不书，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亦殊无谓。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王雄、王谦，父子也，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之与尉迟纲，李贤之与李穆，赵贵之与赵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费笔墨矣。

○《隋书》《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或疑其记事多遗漏，如薛道衡死，炀帝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汉书》并侍直仗下，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列传中皆不书，似觉疏略。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不过《世说》及诗话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未可轻议也。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而其兄《世基传》内直书罪恶，不能稍掩，尤见史笔之严也。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叙为佳传，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且总知诸史，故稍存瞻徇耳。张衡与晋王广谋篡，文帝临危时，广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传》不载，仅于《宣华夫人传》内附见之，则亦未为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命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亟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绎吏曰：“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追，每驿无马，有盛馔，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立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已有传，故不复复出耶？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隋书》，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李密归唐，封邢国公，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故亦立传于《隋书》。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何以又不书？此不可解。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宜编入《周书》；卢思道事迹半在齐，半在周，乃俱编入《隋书》，亦觉无谓。《北史》：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高阿那肱闻之，以为真龙出，惊起问龙所在。师曰：“此龙星见，非别有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隋书》则述阿都肱语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语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鉴》：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猝闻杨玄感反，回兵击之。诸将以非诏旨为疑，护儿曰：“高丽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违命见责，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书》但云玄感作逆，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此语似不如《通鉴》之有生气。

●卷八○《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南史》繁简失当处《南史》于宋事惟刘穆之、谢晦、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实为繁简得宜。其馀大都仍《宋书》原文而少节之，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其增于《宋书》者，类多新奇可喜，易动观听。如《孝武纪》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魏太武大举至城下，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帝改服随畅出。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顷数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则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内外皆服其神明。《废帝纪》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即位后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刘述传》增其视从子俣疾，命取酒肉，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刘传》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有牛驶驭精等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兼可资谈柄。然《南史》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其删节旧史处，亦有失之太简者。《王镇恶传》：武帝讨与司马休之，镇恶为先锋，闻帝将至，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全不书。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徐道覆，积战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载，直从武帝不豫，道济受顾命叙起。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兵不满万，而桓玄兵数万奄至，诸将惧欲退，道规力持不可，乃大战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宋书》一一叙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规推刘毅为元功，何为忌为次功，己为末功，此正见其有功不伐。《南史》于战功一概删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刘真道传》，《宋书》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战功甚著；《孟龙符传》，《宋书》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先夺据水源，功为第一。《南史》皆不书。《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被妒离婚，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南史》尽删之，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然《宋书》、《南史》俱不立《帝女传》，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宋书》于《王皇后传》牵连书之，未尝无意，《南史》不载，转无以垂戒，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南史》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以见其考核之博、叙述之工，其馀则多仍《齐书》旧文，非篇篇俱有改订也。如《齐书》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南史》则谓《望之传》不载齐典，所书恐乖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正其非，故削而不录，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此其纪实也。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褚渊传》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渊读书不辍。父殁后，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嫡母求之，郭欲不与，渊力劝乃与之。山阴公主悦渊美，请于帝，召入，主夜就之，渊坚拒不乱。明帝临崩，托顾命于渊，有“欲使着黄罗椤”之语。四贵辅政时，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渊与袁粲同答一书，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其说齐高受禅，及代向褚渊关说；齐国建后，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齐受禅后，酌定郊祭、殷祭之礼；皇太子妃薨，酌定宫臣之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其少厉清节，及母陷于魏，乃颇贪，或问之，知以将赎母故，母归，清节益峻等事。皆颇有关系。其他仍多用《齐书》，无甚改易。观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学攵、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传，可核对也。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不过琐言碎事。如《高帝纪》增其少时符瑞，《皇后传》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后梦有迎车至，如常人礼，后不肯去，继有龙旗豹尾迎者，乃喜从之，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郁林王纪》增高帝尝拔白须，因王在旁，呼帝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钱十七万。虎已卒，梁武即位，忘之，忽梦虎来责，乃送钱还其子，仍擢用之。《谢超宗传》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如此之类，大都新奇可喜，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

○《南史》叙事失当处柳元景之拒魏师也，薛安都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魏纵突骑来，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著绛衲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事宜叙在《安都传》，乃反详于《元景传》内，而《安都传》但云随柳元景向关陕，所向克捷。宋苍梧王既被弑，齐高帝集朝贵议所立。王敬则拔刀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言者，血染敬则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则又叱之，乃止。此事应叙于《敬则传》，乃反详于本纪，而《敬则传》不载。齐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过失，遂发怒，有易储意。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请往东宫慰太子，帝不答。敬侧大呼宣敕往东宫，并索舆、舆至，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衣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与诸王宴饮尽迎，太子得无恙。此事亦应叙于《敬则传》内，乃反详于《伯玉传》，而《敬则传》不叙。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南史》于萧齐事多用《齐书》原文，纵有增删，无甚岐异。惟《高帝纪》吴喜赍酒一事，《齐书》谓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银壶酒赐之。高帝出迎，酌饮之。喜还奏，帝意乃悦。《南史》则谓高帝惧鸩不肯饮，喜告以诚，先饮之，帝乃酌饮。喜还奏，明帝乃悦。《齐书。庾杲之传》武帝叹其风韵之美，王俭以为“蝉冕所映，更生风采，陛下当与以即真”，《南史》则以此语为柳世隆之言。《齐书。崔慧景传》谓慧景起兵向阙，过广陵，崔恭祖开门纳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时江夏王宝元镇京口，为内应。乃合二镇兵，奉宝元向京师。《南史》则谓慧景与恭祖未有素约，慧景至广陵，恭祖闭城不出，慧景夜袭广陵据之，遣子觉赴京口。宝元见其兵少，恐不济事，反击觉走之。及恭与觉以八千人济汇，柳忄登等劝宝元与慧景合，反乃以觉为先锋，恭祖次之，慧景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业，执萧宝夤，将杀之。宝夤逃奔于魏，历显仕，屡与梁战，后以谋反诛。是宝夤仕魏三十馀年而死也。《南齐书。宝夤传》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盖萧子显撰次《南齐书》在梁时，有所忌讳也。《梁书。元帝纪》承圣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南史》则书齐遣郭元建。按是时东魏已微，政出高氏。《梁书》从名分而言故书魏，《南史》按实书故云齐也。《梁书。邓元起传》谓元起不出兵救晋寿，以致陷没，萧渊藻来代，表其逗留，乃收付狱，元起自缢死。《南史》谓渊藻至，求元起良马，元起不与，渊藻杀之。后梁武知其枉，责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据此，则当以《南史》为确。其尤互异者，《梁书》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大溃而归，丧师辱国，及通奸公主等事，一字不书，反大加褒美。《南史》则一一直书，略无讳饰。盖《梁书》多用国史记载，粉饰原文，而《南史》则参考实事也。《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谓隋亡后，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南史》谓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陈书。吴明彻传》谓明彻战败，为周师所执，忧愤构疾卒。《南史》谓周封明彻为怀德郡公，位大将军。《陈书》盖以完节予之也。《陈书。徐陵传》谓陵卒，谥曰章。《南史》谓后主为太子时，以己作托为他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词句。”后主衔之。及卒，后主已正位，乃谥曰章伪侯。《姚察传》，《南史》谓察父僧坦精于医，梁时为大医正，两宫所赐，皆为察兄弟游学之资。《陈书》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赐，为察游学之资。盖自讳其医也。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魏书》泰常三年，赫连屈丐僭称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书》始光三年蠕蠕入寇，诏尉普文率骑讨之，《北史》谓帝自率轻骑讨之。《魏书》始光四年灭赫连昌，昌尚书闻败，夜将昌母出走，车驾入城，掠昌群弟及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掳也；《北史》不书其母出亡，但云掠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则是并掳昌母矣。《魏书》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将讨薛永宗，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北史》谓擒永宗斩之，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诏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北史》则云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按遣使必两人，《魏书》凡遣使皆两人并书，《北史》只书正使一人，此次《魏书》只书刘承叔，盖脱落正使邢峦也。《魏书》前废帝恭，《北史》书节闵帝。《魏书》后废帝朗，《北史》书废帝。《魏书》出帝修，《北史》书孝武帝。《魏书》崔潜工书，二百年后姚元标亦工书，见潜遗迹，以为过于己；《北史》谓元标以为过于其祖崔浩。《魏书。穆绍传》元颢入洛，以绍为兖郡刺史，行至东郡，闻颢败而返；《北史》不书其受颢官职之事，盖以完节与之。《魏书。苟颓传》李、李敷之诛，颓并致谏；《北史》则云李惠、李新之诛，颓并致谏。太武五王内，《魏书》有广阳名建闾，《北史》则单名建。皮豹子之子，《魏书》名喜，《北史》名怀喜。长孙翰之子，《魏书》名平成，《北史》名成。长孙翰之弟，《魏书》名陈，《北史》名陵。穆崇之孙，《魏书》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异者。○《北史》多取魏收书唐初修各朝诸史。本欲兼修《魏书》，因秘书省奏《魏书》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复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寿《北史》魏朝纪传则似全据收书以成之者。收书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各为一论，《北史》合数帝为一论，而皆取收论隐括成篇。《孝文纪论》及《皇后传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语，并一字不改。景穆诸子平阳王以下一卷传论，前半篇亦全用收语。列传中如丘堆、娥清、刘尼、王洛儿、车路头、司马楚之、王慧龙、卢鲁元、陈建、陆俟、长孙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删节，可核对也。又收书作于齐文宣时，故其称高欢曰齐献武王，高澄曰齐文襄王。《北史》则书渤海王高欢、渤海世子高澄，史体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传》云魏静帝宴齐文襄于华林园，《元晖业传》云齐文襄尝问晖业近日何所披览，《元瑾传》云谋杀齐文襄事泄伏诛，则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检点改易矣。又本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庐”，此下必有缺文，而《北史》亦书“行幸庐”。太和六年诏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四下”二字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四下为外寝”。《王琼传》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此四字并必有讹误，而北史亦云“盛服宠势”，益可见《北史》全本收书也。惟魏末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及孝武帝入关一事，魏收书但云帝总六军于河桥，为斛斯椿等迫胁，遂出于长安，其下乃云齐献武入洛，遣官西迎车驾，而不书高欢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迹，此固收为齐讳也。《北史》则云帝总六军于河桥，高欢引军东度，帝率南阳王宝炬等以五千骑宿西。众知帝将出，夜亡者过半。宇文泰遣骆超、李贤、和来赴。高欢入洛，遣娄昭等追帝，请回驾。帝鞭马长骛而去，过河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书所无，当是取诸澹书耳。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删成，然《南史》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元魏纪传则但有删减耳。今一一核对。《北史》所增于《魏书》者，惟《元湛传》增其与尔朱荣争论迁洛一事，《元和传》增其少为孙天恩所打，后出守东阳，杀其一家报仇之事，《薛辨传》增其父强辞桓温、苻坚之辟一事，《卢怀仁传》增其善与人交，有“太丘道广，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语，《李显甫传》增其聚宗族开李鱼川以避贼一事。其他则但删削原书，十存五六，绝无增辑也。其删削原书较为简净者，如《刘文晔传》，《魏书》载其诉父休宾功大赏薄，酬对凡二千余字，《北史》但以一语括之。《唐景先传》，《魏书》载其《五经疑问》十余条，《北史》尽删之。《李孝伯传》，《魏书》载其与张畅语几二千字，《北史》仅存其半。此皆过旧书远甚，然又失之太简者。庄帝时群盗蜂起，各有名号，乃一切不书。以冀州等七郡封尔朱荣为太原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亦不书。元挟梁兵入洛阳，已而败走，《北史》虽略书之，而为县卒江丰斩首则不书。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欢破擒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京斩之，亦不书。此本纪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连昌，追秃发保周穷迫自杀之功，和跋有取滑台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阳攻滑台、破宋将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袭高车东部之功，长孙肥有破慕容农、慕容普之功，《北史》皆不书。此等皆元魏创业之人，是以列于《功臣传》，而功绩一切删之，则何以列之为功臣耶？郦范随慕容白曜南征，破无盐，谕降肥城，及不发兵接应沈文秀事，皆得胜算；薛彪子请建屯田，请减近南边民租绢，亦当时要务，而传内皆不载。又如奚眷有镇虎牢、镇长安、讨山胡虏其妻子、讨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观有从讨赫连昌、从讨蠕蠕、从征平凉、从破离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传》。及《北史》尽删之，《眷传》但书其征蠕蠕，出别道后期伏诛之事，《观传》但书其抚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则二人乃有罪无功者，何以列于《功臣传》耶？此又列传太简之失也。又其于南北交兵之事尤为简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将裴方明等讨杨难当，魏遗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氐杨文德受宋官号，魏又遣皮豹子讨之，击走宋将郎启元等；兴光四年，宋将殷孝祖筑城于清水，魏遣敕文击之；天安元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常珍奇以悬瓠内属，宋遣张永、沈攸之讨安都等，魏遣尉元、孙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刘休宾举城降；延兴元年，宋将垣崇祖寇东兖州，魏遣于洛侯讨破之。四年〔点校者按：应是太和四年〕，魏将元琛攻克齐马头戍，梁郡王嘉破齐将虞绍之于朐山；太和十二年，齐将陈显达寇边，诏元斤、莫亮等御之；景明四年，刘思祖破梁军于邵阳洲，擒其将张惠绍、赵景悦，《北史》本纪内皆不书。其应载于列传者，如临淮王谭破宋邹山寨，获米三十万，又造筏渡军，斩宋将胡崇及其兵万余；任城王澄弟破梁将杨公则等；中山王英与萧懿诸将战，克获甚多；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魏遣穆亮讨之，显达败走；梁将马仙卑来关南筑城，司马悦遣将焚其城，擒刘灵秀；叔孙建之攻东阳也，城中竺灵夔为地道将遁，刁雍谓建宜速入城，迟则人将走尽；梁将王茂先入寇，魏遗刁整为杨大眼军司，大破茂先，斩梁将王花等；元显达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讨之，败梁将夏侯夔，又败梁将夏侯，又败梁将胡智达，擒梁将阎次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