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

文王矣。《甘棠》之诗，《韩诗外传》谓：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恐劳民，乃庐于树下。其后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树而歌思之。则又似黍离之感，宜入变风矣（元人王柏尝退《甘棠》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其意盖本此）。“驺虞”，《韩诗》以为掌鸟兽之官，贾谊则曰：天子之囿，虞者，司兽者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曰：此卫定姜之诗，定姜无子，立庶子ぅ，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辱共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则又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矣。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虎许诺。及公薨，氵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黍离》之诗，《韩诗》以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听后妻之言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离》之诗。《新序》又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则皆非伤周室矣。《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仲山父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公刘之诗。仲山甫徂齐，《汉书》杜钦曰：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则以徂齐为受封于齐矣。是时《毛诗》未立学官，故各自立说，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尽扫之，并《毛诗》亦不用也。○夏屋《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又引《礼》“周人〔以〕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树，似乎堂后有房，故曰房俎，以证夏屋之为大俎。又言若以为屋居，则房俎亦可为房室乎？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

○后稷已行郊礼《诗》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继之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明乎后稷以来即郊祀上帝也。后儒泥于周制，谓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谓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即命之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汉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说见《三国。吴志》注所引《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妇人易于产者，不过无灾害耳，而《诗》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盖古妇人生子，尝有坼剖而生者。《史记。楚世家》：陆终氏娶鬼方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干宝曰：谯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为诞妄，遂废而不论。然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以今况古，知注记者不妄也。则《诗》所谓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简狄等之背坼胸剖系同时之事，故相提并论也欤？○帝武元鸟毛笺“履帝武”，谓姜原从高辛往祭天也。笺“元鸟”，谓春分元鸟降，时简狄从高辛祈于郊也。郑康成则据《史记》姜原见巨人迹，践之而生稷，简狄吞乙卵而生契，以注《诗》。而后之说经者皆宗之。盖两汉时毛注未立学官，其立学官者皆本《史记》说也。洪容斋力斥其荒幻，谓不如毛注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论者。《汉书。张骞传》：乌孙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攻杀，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来乳之，又有乌衔肉翔其旁，后仍为乌孙王。《后汉书》：夜郎之初，有女子浣于Т水，有三节大竹流来，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鲜卑檀石槐，其母闻雷仰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异常，后遂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卵来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后遂王于夫余。《北史》：高句丽之先夫余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后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至纥升骨城，遂自王，以高为氏。后魏之先诘汾，尝见辎自天而下，有美女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复来，以所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徽皇帝无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儿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儿，为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婴儿，收养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君其地。据此，则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一韩厥也，忽曰韩厥，忽曰韩献子；一栾书也，忽曰栾书，忽曰栾武子；一赵朔也，忽曰赵朔，忽曰赵庄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