馗书

“相土作乘马，韩哀作御。”(韩哀并作寒哀。盖古有其人，非七国之韩哀侯也)数物咸具，而后驾被备也。

“胡曹作衣”，“黄帝作旃冕”，(《御览》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为旃。案：旃当为端之借，犹端蒙作旃蒙矣)“不则作履屝”。始即衣者或魁头，冕者或徒跣。三物咸具，而后采章备也。

“尧使禹作宫”，“高元作室”。(“高元作室”，乃《吕氏春秋·勿躬篇》文，宜亦取于《世本》也)始即为宫者，直有垣墉，及高元乃备其栋宇。“鲧作城郭”，“祝融作市”，“伯夷作井”。五物咸具，而后居处邑里备也。

“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术，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泠纶造律吕。”(《大荒西经》：“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海内经》：“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案：《大荒南经》“羲和生十日”，《大荒西经》“常羲生月十有二”．皆占日占月者。则此生岁十二，即占岁者。《吕氏春秋·勿躬》云“后益作占岁”。益即噎，一声之转，非伯益也)始即占日者弗能定朔、望，占月者弗能步分、至，占星者弗能测景，作算者弗能偃矩。四物咸其，而后天官调历备也。

故輓近视以为一器一事者，皆数者相待以成。古者或不能给其相待。而匮乏已甚，虽一人之巧，什伯于倕，无益。由是揖其民力，相更为师。苟史官之无《作篇》，而孰以知合群所自始乎？

抑吾闻之，耕稼始于神农，犁镈用矣；今曰“咎由作耒耜”。鸾车造于有虞，和铃具矣；(《世本》已言黄帝臣“胲作服牛”，是则黄帝时已有牛车。至鸾车，则始虞氏)今曰“奚仲始作车”。皮弁通于三王，綦会陈矣；今曰“鲁昭公作弁”。埙篪掌于笙师，陶竹鸣矣；今曰“苏成公作篪”，“暴新公作埙”。鼓延者，始为钟者也；(《海内经》)今曰“垂作钟”。帝俊生晏龙，晏龙者，为琴瑟者也。(引同上)今曰“伏羲作琴”，“神农作瑟”。淫梁先番禺，(奚仲之父)番禺者．始为舟者也；(引同上)今曰“共鼓、货狄作舟。”(《初学记》二十五引此，云共鼓、货狄，黄帝二臣)黄帝者，始穿井者也；(《御览》一百八十九引《周书》)今曰“伯夷作井”。且左氏为襄公传，自箸季武子之有玺书；而今曰“鲁昭公作玺”。《小雅》之言“发曲局”而“归沐”，沐者生有颠顶则知之；晋坚有言“沐则心覆”，亦其自记也；而今曰“秦穆公作沐”。繄岂激而泰远，宕而失后者邪？夫古器纯朴，后制丽则，故有名物大同，形范改良者．一矣。(若古自有笛，汉丘仲亦作笛；京房乃备五音也)礼极而褫，乐极而崩，遗器坠失，光复旧物者，二也。(若前汉兖冕已亡，明帝始作)此既冠带，彼犹毛薪，则其闭门创造．眇与佗会者，三矣。(泰古关梁不通。故合宫衢室，黄、唐粗备。及古公迁岐，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此见质文变革，远及千年。禹域一隅，自为胡、越。今时床几由来久矣，而席地之仪，犹在日本。古之九州，亦若神州、东国，进化异时，谅无多怪者也)三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称之。左氏于开物成务之世，特为错互，或举其始，或扬其中，或述其季，所以见“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吕氏春秋·察今》语)“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也。(《管子·侈靡篇》语)然则天子为国，图具树物，以视天材异同，民用因革。赤刀夷玉，兑戈和弓，胤之舞衣，垂之竹矢，杂陈于路寝者，非直以是观美，其用则与今世博物院等。故亦素臣作书之志也。

世儒或憙言三世，以明进化。察《公羊》所说，则据乱、升平、大平，于一代而已矣。礼俗革变，械器迁讹，诚弗能于一代尽之。(《公羊》三统指三代，三世指一代。三统文质迭变，如连环也。三世自乱进平，如发镞也。二者本异，妄人多掍为一)《淮南》书曰：“周政至，(注：「至于道也」)殷政善，(注：「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夏政行，(注：「行尚粗也」)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缪称训》。其夺文从《读书杂志》说补)道器自形以上下。道之行至，器亦从之。繇夏而往愈“行”．可知也。繇周而降愈“至”，可知也。独其殊方绝域，或后或先．以有行至，则不可知。如左氏《作篇》之学，乃足以远监宙合，存雄独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进退已明昭矣。斯亦所谓贯穿中外，骋骤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述《作篇》。

征七略第五十七

《艺文志》称：成帝时，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此则《别录》先成，《七略》后述之明文也。然歆《传》言：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其后卒业。则《山海经》之录，亦署“臣秀”。向时虽未箸《七略》，其与任宏、尹咸、李柱国分职校书，业有萌芽。故《隋志》已称《七略别录》。(隋《经籍志》史部簿录篇，有《七略别录》三十卷，署刘向撰；又有《七略》七卷，署刘歆撰。此非二书，盖除去叙录奏上之文，即专称《七略》耳)固知世业联事，侪于公羊五世之传，谈、迁、彪、固二世之史。举一事以征作者，孰因孰革，无以质言矣。

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所以标别群书之际，其名实砉然。《御览》引刘氏书，或云《刘向别传》，或云《七略别传》。今观诸子叙录，皆撮举爵里事状，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盖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大史公尝直举其文以传屈原，在古有征。(班孟坚《离骚序》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大史自传也)而輓近为“学案”者，往往效之，兼得“传”称，有以也。

其书领录群籍，鸿细毕备，推迹俞脉，上傅六典；异种以明班次，重见以箸官联，天府之守．生生之具，出入以度．百世而不惑矣。

独萧何之《九章》，(见《刑法忠》)叔孙通之礼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区，及秦氏图籍，高祖以知地形阸塞、户口多少强弱者，皆阙不箸。《律历志》所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职之大乐、内官、大仓、大行者，今在历谱十八家以否，无文可知。及夫大尊桂洒，征于元帝时大宰丞李元之记。(见《礼乐志》晋灼注引)此则官宿其业．业举其簿。今于刘《略》，亦俄空焉。盖其大者，国之典章，刊剟一字，罪至殊死，固不待校。其细者，笾豆之事，佐史之职，宜别为书，与周时赞大行相似，藂而碎也，亦不暇校雠缮写，是以不箸于录也。

然自班氏为十志，多本子骏．其法式具在。及隋遂有旧事、仪注、刑法、地理诸目，皆自子骏启之。郑君有言：“教者开发头角而弗洞达，则受之者其思深。”非子骏，孰与知此乎？

始班氏为《艺文志》，删要备籍。南宋至今，奏录既不可睹，而佚者往往见于他书。历城马国翰综辑其文，繁省不斠，时有夺漏。

余旧乐史官秘文之学．窃省《春秋》，孙卿以为“乱术”。(《解蔽》篇。注：“乱，杂也)《法言》亦云左氏“品藻”。(《重黎》)众庶曰品，(《说文》)杂采曰藻。(《玉藻》注)刘氏比辑百象，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亦以余暇．虑缀佚文，用父子同业不可割异，故仍题《七略别录》。(佗书或引向，或引歆，或引《七略别录》，或引刘向《七略》，或引刘歆《别录》，既糅杂不可分析，亦不更施标识)凡《艺文志》所录书目及其子注，非班氏省出新入，其辞皆刘氏旧义，与《管》《晏》《列》《荀》《山海经》《说范》诸书叙录具在者，虽佗书征引，皆不疏录。独取韦昭、颜籀所引，与佚文当举书目以起本者，始一二迻书之。自省嵬琐，多有阙略，过而存之，窃比于我五原大守。(所辑如别)

哀焚书第五十八

章炳麟读《违碍书籍目录》(书凡二册，首列上谕、条款．后载书目)，曰：乌乎！昔五胡、金、元，宰割中夏，其毒滔天，至于逆顺之分．然否之辨，未敢去故籍以腾奸言也。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谕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辨，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缪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箸奏议文录，若高拱(《边略》)、张居正(《大岳集》)、申时行(《纶扉简牍》)、叶向高(《四夷考》《蘧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高攀龙(《高子遗书》)、邹元标(《邹忠介奏疏》)、杨涟(《杨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集》)、缪昌期(《从野堂存稿》)、熊廷弼(《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孙承宗(《孙高阳集》)、倪元璐(《倪文正遗稿》《奏牍》)、卢象升(《宣云奏议》)、孙传庭(《省罪录》)、姚希孟(《清閟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马世奇(《澹宁居集》)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然爇。虽茅元仪《武备志》，不免于火。(《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成(《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大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议》)、国维(《抚吴疏草》)、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箸，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大史公曰：“秦既得意，烧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而奏议、文献次之，其阴鸷不后于秦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愤自立，且剗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蹙虚美，专以驾言诳燿．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鸷于秦哉。

且乾隆之世，伪复明孝安等三帝年号，于前代谊士，方赠谥树表，扬厉而不厌。及一夕焚其书，不曰“狂吠”，则曰“悖逆”。何一人之言，而前后驳异如是也？夫患臣僚之携贰，则褒遗忠以炫之；惧汉族之怀旧，则毁故书以窒之。二者相违，而皆以愚民。惟民也卒受其愚，哀哉！昔者秦始皇帝功德瑕衅，粲然在中夏，其法式诒于后嗣。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攘除胡貉，数世而不行。及授胡貉以柄，使烝报杀略者，得善自隐讳，以为臧身之固，虽秦亦不意是也。

乌乎！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眗。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中西纪事》《海国图志》之属，尝指斥欧人，欧人亦欲以严令督毁之。至于庚子挞伐之诏，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悲夫，昔人箸书，皆异代见焚，今斧扆图籍之未丧，而先不能保其诏令乎！

哀清史第五十九

乌乎！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监谤为务。当康熙时，戴名世以记载前事诛夷矣；雍正兴诗狱，乾隆毁故籍。姗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悲夫！天子之将崩，便房、题凑、璠玙、玉匣之属，宿成于考工，无所吝讳，虽讳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赍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邪？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殽矣。

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奖其奸，烝报尊亲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曶之事，吴伟业诗彰之。而张煌言为《满洲宫词》，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张苍水《奇零草》有《满洲宫词》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大后婚。”此当时事证)然皆家人事，米盐琐细，不箸于惇史无损。史之枉桡，曰：“圣祖至仁也”。滇都沦丧，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诛夷残破，不记于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惧搜戮，改氏曰宋。风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镇{阜}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见其戕虐三愙，憯毒无道，视蒙古之遇宋裔，绝矣！且延恩之封，不建于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尽也。高宗者，威谋若神，善御将帅，每用兵，诸将必禀承庙算，违者辄败。以成事诊之，福康安、柴大纪之狱，功罪易知，犹乱于名实，若万里之外何？薛莹《汉纪》有言：“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御览》九十引。莹，吴人，与韦昭同时)

田文镜之峭核，天下称其酷吏。赵申乔者，以清方被主知，善为句稽，布政有绩，及其发《南山集》以诛名世，余螫被于方苞诸良，钳语丑正，伤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狱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恶超跃于文镜矣！比迹彭鹏，声为惠吏，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乃者宋之徐爰，谙识朝章，大礼仪注，非爰不定。其学业精博，终身亦未有大过也。徒以豫参顾问，能得人主微旨，既善傅会，又饰以典文，遂与阮佃夫等同列于《恩幸传》。今之徐乾学、高士奇，非爰之亚佐邪？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钱谦益与冯铨，其二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则恶名归于思明者。肃顺与奕訢，其辅主一也。一骨鲠，一夸毗，则美名归于夸毗者。且李绂、孙嘉淦，若遽受大辟，则百岁不雪矣。讷亲、张广泗，诚得减死，贳贷前事而复用之．其褒颂载涂又可知也。

夫国史诎于人主，首施俛仰．无柰之何，而私箸者复逐游尘以为褒贬，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辽左旧臣，起自草昧，而传者辄加文饰．推其学术，多仿佛雒闽。斯与魏收、牛弘之记索虏何异？(《史通·浮词篇》云：“如《魏书》称登国以乌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藩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杂说篇》云：“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弘载周言，文雅若此，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案：世儒载满洲事迹，多有类此，不独学似雒闽而已)至于淫秽之迹，墨贼之状，故老相传，十口不殊，而不箸于竹素者，尚将千万。易世以后，其事湮沦矣。欲求信传，盖其难哉！

书志者，受成于官书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礼乐等秩，县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他每下一令，虽有邕滞，大氐见诸施行矣。故苟有练习制度者，上观法式，下览计簿，无必清问下民，而优于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后有空文不行者．私录具在，犹可句校。

自清室布政，不综名实，筐箧猥积，而细民弗知；期会迫亟，而吏有余裕。奏记文牍，是非贞伪，成于赇赂。兵制、刑法，不胜其弊。

至食货，益羕羕无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内，农商之所输，数各乖异。曩者独有盐、漕、河三政，詑谩泰甚，俊民党言以陈其弊，大吏下问，始播扬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盐、漕之政，隐疵伏瘢，又参半于昔者，下无良书，则不得彰闻也。又官书称民数四万万，比伍而阅，必无四万万矣；称氂金岁二千万，贾人所赋，必再倍二千万矣。昔康熙中祀，名为家给人足。谀者直者，雷同无异辞。独唐甄生其时，则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潜书·存言篇》)由此言之，宽假之令，免赋之诏，皆未施行也。众谀之言，仰戴仁帝以为圣明，虽直者犹倾之。惟甄发其覆蒙，然尚不能详其时粟布、泉币、械用盈绌之大齐，后史无所依据以为实录。食货之条，又有万此者，当何所取酌以为国典邪？

若乃清之礼乐，胡汉杂用。其发端多鄙倍，深自讳匿。至于今，堂子之神怪，达赖之尊礼，名实缘起，不可得而详也。兼是数者，虽欲为志，而风俗蕃变之故，政事棼理之迹，文之与实一切相缪，宁得不谢短乎？

传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清氏御世也，岂不欲褒扬其祖考，滂沛令闻，棻香无穷？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姗谤者。终然清议寝息，而浮虚之颂，牣于宇甸。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为华，语繁听厌，虽有实美，诚伪不辨，一切无以自别。孰与纵民之譁嚣，恣其载笔，令美恶偕箸，异时纪传书志得所因袭？其恶，诚蒙谯让于后；其美者，人亦乐谈而不厌。以校今兹，孰修孰短也？夫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将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亦无算也哉！

或曰：西方皙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稚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粗，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遗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案：大史公引《禹本记》、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