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

，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历五七。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历五八至七五。章帝七六至八八。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