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杭氏学

助”，惟《易》之“交”足以尽其义也。

几

吉凶悔吝生乎动，而欲动未动之前，则为几。《系传》曰“知几其神”，又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乾?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文言》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屯?六三》曰“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豫?六三》“介于石不终日”，《系传》曰“见几而作，宁用终日”。盖乾九三为人爻之始，动静所生，吉凶著焉。理欲之界，人禽判焉。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即此几也。周子所谓“诚无为，几善恶”，亦此几也。复之初九“不远复，毋祗悔”，孔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故几者，《易》道精微之所在。尧舜之心传，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几者，动之微，即此道心之微也。君子知几，即在“不远复”之“反复其道”。故《文言》又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圣人丁宁告诫之意，亦可谓深切而著明矣。“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洗心退藏于密”。

至

《乾，彖传》曰“大哉乾元”，《坤?彖传》曰“至哉坤元”。大无限量，而至有际极。大也，至也，圣人赞《易》开始之第一字也。即此一字，已将乾坤全体之精神分量，概括无遗。并将乾坤两卦之方式作用，分析明自。挈全《易》之纲领，泄造化之神秘。《系传》曰：“《易》其至矣乎！”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大者何，由小以至大也。非至无由显其大，非大无以极其至，故至亦有大义。家人、丰、涣，皆云“王假”。假，大也，至也，皆坤之义也。《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履通谦，谦履相错为临遁，故《临?六四》曰“至临”。《坤?六四》“括囊”，括，亦至也。而《临?彖》“至于八月有凶”，谓临至遁也。由此至彼，必上有所承，故必须承乎乾元，始得止于至善，而为坤元，为至哉坤元，为至道，为至德。为至当不易，失其所承，则为失道，为迷。《复?上六》“迷复凶”，《传》曰“至于十年不克征”，故得道则曰“朋至(解)”，失道则曰“寇至(需)”，“朋至”则“得其友(损)”，“寇至”则“伤之”者至矣(益)。履和而至(履通谦，则阴阳和)，则非坚冰至，则积善必有余庆。《系传》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顺之至也。”顺与厚，皆坤德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顺天而时行。”赞坤元无余蕴矣。故《易》者，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变，天下之至神。皆“至哉坤元”之至，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道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又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此《易》道也。经之言“道”者四：《复?彖》曰“反复其道”，《小畜?初九》曰“复自道”，《履?九四》曰“履道坦坦”，《随?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皆在《上经》，已将道字发挥净尽，故《下经》不复赘言，以俟后人之触类旁通而己。《传》之言“道”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变化往来，生生不已。以阳易阴，以阴易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反复，一阴则反其道，一阳则复其道。故《复?彖》曰“反复其道”，而《乾?九三?传》亦日“反复道也”。盖阳以统阴，失其统则亢，亢则宜复。阴以承阳，失其承则迷，迷则宜反。反而不复，有阴而无阳，失道也。复而不反，有阳而无阴，亦失道也。“终日乾乾”之反复，已复而欲其反也。“七日来复”之反复，已反而欲其复也。反而不复，则其道穷。复而不反，则其道困。穷而知变，困而知通，通变随时，损益得中，圣人之道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而《易》之道尽矣。

《传》称“得中道”五(《离?六三》，《既济?六二》，《夬?九二》，《蛊?九二》，《解?九二》)，“未失道”二(《睽?九二》，《观?六三》)，“其道穷”四(《比?彖》，《蹇?彖》，《坤?上六》，《节?上六》)，“失道”三(《坎?初六》、《上六》，《渐?九三》)。由阳而阴，小人之道也，否也。由阴而阳，君子之道也，泰也。

命

有天地而后万物生焉。万物生于天地间者，莫不有命。盖当其未生之前，本无是物也。乃忽而受气成形，以有是物，形成于地，气受于天，果孰使之然者？是则所谓命也。圣人设卦观象，以明万物之理，即以卦爻之变化往来，以示各有定命之所在。所谓设辞以明之也。《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可见命之所自来。即由乾道之变化，乾非坤无以变也，乾变坤化而乾道斯成。亦如男子必得妇生子，而始有父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分于道之谓命。经之称“命”者六卦，《否?九四》“有命无咎”，《讼?九四》“复即命”，《革?九四》“改命吉”，《师?九二》“王三锡命”，上六“大君有命”，《泰?上六》“自邑告命”，《旅?六五》“终以誉命”，《传》则曰“受命”，曰“顺命”，曰“舍命”，曰“改命”，曰“申命”，曰“致命”，曰“凝命”。《易》之言命，略具于是矣。

盖卦之变化，以正性命者，惟二五。乾二之坤五，其例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故鼎曰“正位凝命”。命分于道，则道有变化，命亦有变通。受命者，得于天也。凝命者，全其体也。顺命者，顺其正也。舍命者，察其几也。申命者，行其事也。致命者，遂其志也。改命者，革其故也。《诗》日：“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亦在学《易》以后乎？

理

《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孔子系《易》于“理”字约分二义。《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此理字与和字相针对。和之义为合，理之义为分。分理之理，即治玉之理也。盖物质之坚致，而仍有条理可分者，无过于玉。坚则固，致则密。既固且密，则最不易分者，亦无过于玉。故以理为治玉之名，又广其义为处分万事。万物之名，《易》道广大，必分而析之，分而又分，析而又析，而后其精微者乃可得而见。亦如今之治化学者，于一物之体质，必分而析之，至于分无可分，析无可析，而所得者，即为此物之原质矣。故邵子之加一倍法，亦即分析法之还原者也。物理数理，皆有迹象可求，分而理之尚易。至理于义，则精微之至矣。其下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理字则为名词，而非动词，即指性分中所有之理。故郑康成注《乐记》曰“理犹性也”，朱子注《中庸》曰“性即理也”，竟以理与性，相为转注。然详加研究，则终有未安。未可以大儒之说，遂附和之，而以为确当也。盖性固有理，不能谓理即性，性即理。犹物各有理，不能谓物为理，谓理为物也。先儒此种训诂，贻误后学最多。是在学者之自有领悟，愈讲解而纠缠愈甚矣。《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与《乾?传》“利贞者，性情也”，呼吸相通。苟于此领悟而有得焉，于明理之学，思过半矣。

性

分于道之谓命，分于命之谓性。心生为性，有生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性命恒相联属。故《易》言命而不言性。孔子赞《易》，则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性之本源，可谓明白晓畅矣。后之言性者，约分三类：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各明一义。性善之说，于立教为宜，故后世多宗之。其实曰善曰恶，已为性之所见端，未可谓之性也。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殊未可厚非。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亦此意也。宋儒因回护孟子之说，于是创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分别善恶。谓生而善者，义理之性。习而恶者，气质之性。益支离而不可通矣。

情

情者，性之动也。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性与情亦恒相联属。《易》言欲而不言情。孔子赞《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白虎通》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论衡》曰：“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皆性情并举。性贞于诚，而情则有诚有伪。《系辞》曰“设卦以尽情伪”，又曰“爻彖以情言”，又曰“吉凶以情迁。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观旁通而情可见矣。

教

教以立人，道以立己，己立立人。故《易》之为书，无非道也，无非教也。卦之言教者三：坎“习教事”，临“教思无穷”，观“观民设教”，而要以“蒙养”为立教之始。孔子更广其义于渐，曰“居贤德善俗”。于蛊曰“振民育德”。于无妄曰“茂对时育万物”。于是今世谓之文明教育之事业，而《易》无不备举矣。而其博大精深之教义，则尚非今世物质文明之教育家，耳目思想所能及。当于卦爻内详论之，兹未遑悉举也。

用

《易》者，用世之书也。故以有立教，亦以用立教，亦即以中立教。有贵乎能用，有而不能用，则与无等耳。然非无不能明有之用，非用无以尽有之功，非中无以尽用之妙，故曰“有”，曰“用”，曰“中”。此《易》之界说也。必明此界说，而后《易》可得而言。《易》六十四卦，无一非用，而以乾坤用九用六发其凡。用六而曰以大终，则六亦九之用，故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竟《易》之全功。《乾?九二》“庸言”“庸行”，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而曰“庸”者，庸者用也，明用之非中不立也。

以

以，用也。孔子传《易》，以明大用，于六十四卦之《象传》明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十四卦皆此以一字挈其纲，即“五十以学《易》”之以，亦即“以《易》传教”本旨之所在也。盖《彖传》者，释内外两卦之用也。《象传》则取两卦之中，合上下之义而贯串之。两卦之中者何？即三四两爻，所谓中爻所谓人爻者是也。故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而二四三五同功，三四于六爻为人位，“立人之道”立于此。孔子之六十四“以”字，亦发明于此。明乎此，则庶乎可尽《易》之用。虽吉凶有命，而悔吝可免矣。故《易》于乾之九三九四两爻，特著曰“无咎”。

之

之者，《易》之用也。爻有变动，故曰之。“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有所之而吉凶见焉。之字作屮。屮者一生三也。《易》者，一阴一阳。动有所之，而用生焉，则二生三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而当，则得道。之而不当，则失道。《无妄?传》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何之则道穷，是以君子慎其所之。

孚

旧说“孚，信也”。坎为信。凡卦言“有孚”，皆指坎，似是而实非也。孚果指坎，何以中孚无坎象？孚固有信之一义，然信字不足以尽孚也。孚从爪，从子，象鸟以爪抱子。鸟子为卵，爪子以象抱卵，有化育之意。中孚卦象，实以巽五兑十，乃五十五数之中，于五行为土。土主化物，故曰中孚。其曰“有孚”者，“有”谓大有。火天大有，离也。孚，则指坎。坎离居南北之位，合乾坤之中，维中能孚，故曰“有孚”。有则大，孚则化，“有孚”者，即《中庸》所谓“大德敦化”也。凡《易》之道，一阴一阳，必阳孚于阴，而阴孚于阳，而后阴阳和，而成化育之功。人品有君子小人，泰、否，君子小人之相消长者也。遁曰“君子吉，小人否”，观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必君子能孚小人，则小人亦能化为君子。所谓“有孚颙若”，下观而化，则先否后喜，天下受福矣。若不能用观，则成大壮。义非不正，理非不直也。而刚以反动，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羝羊触藩，天下被其祸矣。乾元用九，必有孚而始致其用。故孚有信义，有化义，有容义，又有合义，有感义。所谓精义入神之用，以孚字尽之矣。非统全《易》而详察之，又乌知其妙哉！

以上单辞，略举一隅，可见经传字无虚设。或一字而含数义，或数卦合用一字，无不脉络贯通。潜心体玩，均有线索可寻。此外有字以类从，因意义相同，而互见于各卦而相贯串者，可谓之类辞，如则法律一类也，克伐征一类也，速疾遇一类也，需繻须濡一类也，怠缓徐慢裕一类也。凡同乎此者，皆以义相类者也。如弟娣娣涕一类也，頄仇九一类也，轮纶一类也。凡同乎此者，皆以形声相类者也。相类之字，于卦爻之变通意义，皆有关系，均可互相印证者也。其单辞之外，更又缀属一字，或二字，或三四五字，以成一名辞，或成一句者，可谓之类句。如由颐、由豫；甘节、甘临；频复、频巽；艮其腓、咸其腓；困于酒食、需于酒食；我心不快、其心不快；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旅人，先笑而后号咷之类，亦无不互相联贯。如密云不雨、帝乙归妹、用拯马壮吉、不富于其邻，完全相同之一句，或二句，分见于两卦或三卦者，则更为显而易见。具详于焦理堂氏之《易通释》，兹不赘述也(《易通释》偏于旁通之正立言。有未可尽通化学者，以意逆之，勿以其辞云意也可。)。

举单辞、对辞、类辞、类句，经传之概略，已可见矣。而正言断辞，尚有数例，更举如左。

称号

号者，名也。称其名使与实相称，亦当名辨物之意也。孟长卿曰：“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五也。”

以上五者，皆经之特称。孔子赞《易》，更广其义。

曰“先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

曰“后”。泰，“后以裁成辅相之道”。

经称爵号，王之下有三：

曰“公”。大有，“公用享于天子”。解上六，“公用射隼”。益六三，“告公用圭”。六四，“告公从”。鼎九四，“覆公餗”。

曰“侯”。屯，“利建侯”。豫，“利建侯”。晋，“康侯”。

曰“子”。明夷，“箕子之明夷”。鼎，“得妾以其子”。

言公、候、子而不及伯、男。或曰：“此殷制也。文王演《易》于纣之世，故从殷制。”

正名之称有六：

曰“大人”。一人为大。孟子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言》“与天地合其德”一节，孔子赞大人也至矣。

曰“君子”。乾为君，震为子。乾震为无妄，君子者。无妄之称

曰“小人”。天大，地大，人亦大。与天地参，故大。违反天地之道，则曰小人。

曰“恶人”。睽“见恶人”，人而见恶于人，曰恶人。于象，离为恶人。

曰“寇”。寇者悖逆之词。于象，坎为寇。

曰“匪人”。匪同非。“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失人道，故曰“匪人”。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孔子赞《易》，更广其义。

曰“圣人”，曰“贤人”，曰“盗”，亦曰“暴客”，日“吉人”，曰“躁人”，曰“诬善之人”。

名当而辞可断矣。爻有等，故曰“物”。辨物当名，名不等也。正言，言不等也。故断辞亦不等。凶至吉为七等：凶，厉，悔，吝，无咎，无不利，吉。

凶不若厉，厉不若悔，悔不若吝，吝不若无咎，无咎不若无不利，无不利不若吉。

学易笔谈序

海宁先生之于《易》，得异人传授，又博极诸家传注，故能竟委穷源，而独见其大。先生于书，无所不读，故能探赜索隐，钩贯于新旧之学，而独得其通。昔尝闻之先生曰：《易》始于包牺氏，备于神农、黄帝，大明于文王、周公、孔子。汉人去古未远，其卦气、飞伏、阴阳、消息，皆有所授受，非能自创。孔子赞《易》，专重人道，以明立教之旨。故三陈九德，以人合天，而筮法仅略言及之。朱子乃谓“《易》为圣人教人卜筮之书”，岂知方耶？然河、洛为《易》象所取则，汉学只诋为伪造，朱子独取以冠经首，是其卓识，亦有不可及者。又曰：“道家祖黄老，渊源悉出于《易》。”其七返九还，六归八居，度数与卦象悉合无论矣。所异者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而《华严》之乘数，《金刚》之相数，一八、三六、百零八之数，及“七日来复”、“十三见凶之数”，亦无不得。仅以素所闻于先生者，弁诸简端，并志其缘起如此云。

学易笔谈述旨

《易》道至大，《易》理至遂；辛斋之愚，何敢妄谈？顾念吾师忍死狴犴，克期以待，密传心法，冀绵绝学，又曷敢自弃？丙辰出狱，爰搜集古今说《易》之书，惟日孳孳，寝馈舟车，未尝或辍。丁巳以后，国会蒙尘。播越岭峤，议席多暇，两院同人，合组研几学社于广州之迥龙社。谬推都讲，计日分程，商兑讲习。虽兵戈扰攘，而课约罔闲。讲义纂辑，得书若干，名曰《易楔》。而晨昏余晷，切磋问难，随时笔录者，又积稿盈尺。同人艰于传写，乃谋刊印。厘为四卷，名曰《笔谈》，盖纪实焉。己未庚申，由粤而沪。同志之友，闻声毕集。风雨一庐，不废讨论。以续前稿，又得四卷，另为《二集》。借阅传钞，恐多遗失。适前印之书，久已告罄。同人请合两《集》与《易楔》、《易数偶得》、《读易杂记》诸稿，均以聚珍板印行。始于壬戌八月，至十月抄，《笔谈》八卷工竣。爰纪颠末，并述旨如左。

一、承学之士，不废笔札，谈论所及，择要缀录，聊以备忘。除《初集》第一卷，于临印时略有增减，以明源流外，余悉随时编订，并无先后次序。

二、讲《易》与诂经不同。诂经当有家法，有体例，义不容杂。而讲《易》则以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但以经文为之证明。故凡与象数有涉，足与《易》道相发明者，博采旁搜，不限时地，更无所谓门户派别也。

三、《易》本法象于天地。乾易坤简，易知易能，虽见仁见智，各随学识之深浅而异，要无不可知之理。自象义不明，学者无所适从，几视《易》为绝学，而不敢问津。致《易》简之理，日即湮晦。本编有鉴于斯，立说皆取浅显明白，务期尽人能解，不敢以艰深文浅陋也。

四、孔子赞《易》，身逢乱世，行危言逊。有因时忌不能显言者，不得不以微言大义，隐寓于象数之中，与春秋同一例也。后人不察，悉以文字求之，孔子忧天悯人之苦心湮没尽矣。历代学者，如邵康节，如刘青田、黄姚江，均抱此隐痛而未敢昌言者也。鼎革以后，世虽乱而言可无讳。发历圣之心传，弥前贤之遗憾，维世道而存绝学，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良机。剥极必复，时乎不再，幸我同人勿自暴弃以负天心也。

五、卦因数衍，数缘象起，象由心生。《易》准天地，广大悉备。虽人事递演，世变日繁，要不能出乎此象数之外。故洲殊种别，文字语言，万有不齐，维数足以齐之。宗教俗尚，各有不同，惟数足以同之。两千年来，数学失传。宋后言《易》者，往往以邵子先天数为《易》数。数理繁啧，固非短扎所能尽。然于旧说之显然挑牴牾者，不能不援据象数以为商榷，非敢故翻成案也。

六、占筮固《易》之一端，而圣人修《易》以明道，实非尽为占筮。孔子赞《易》，绍述文周，以人合天，兢兢寡过，岂导人于趋吉避凶哉！朱子以占筮为《易》之本义，未免偏见。而《大衍》揲蓍之法，自唐以后，于挂一再扐两端，立说互歧。往诸数理，并多遗憾。未敢盲从，以误后人。

七、至诚之道，虽可前知，惟道本一贯，学无躐等。必正心修身，能尽人之道以合天，斯天人契合，感而遂通，百世可知。初无二理。若一知半解，妄谈祸福，自欺欺人，实学《易》之大戒。兢兢自箴者，窃愿以此勉人。

八、尽性至命，乃易学之极功。孔子之圣，犹韦编三绝，但云寡过，罕言性命。后生末学，更宜践履笃实，下学上达。同学讲习，窃本斯旨。《初集》刊布，朋自远来，往往以只言象数，不谈身心性命相责。但愚尚以象数之未能尽明为憾。果象数通解，则身心性命之理，胥在其中，更无待言说为也。

九、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凡有形可指者皆器。道本于心，未可以言尽焉。故八卦因重，羲农法天以垂象；两编《十翼》，周孔立言以明道。然未可遽执卦象经传以为道也。譬诸升高必以梯，而梯非高。求饱必以饭，而饭非饱。宋后讲《易》，开口言性理，言道统，是犹指梯而称高，看饭而说饱也。今之谈道者，无宋人之学，而立说更高出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