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杭氏学

若夤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夤厉无咎”，旧本无“夤”字，后据《说文》所引补入。高邮王氏驳之，列举五义，其说详矣。然以卦象推之，乾九三爻即艮爻，《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足以证乾九三之“夕惕若夤厉无咎”之“夤”字，决非《说文》所误引，与后人传写之讹也。王氏以《文言》亦无“夤”字，为所据五证之最有力者。然传以释经，固未必全录经文。“坤先迷后得主利”，而《文言》曰“后得主而有常”，亦无利字，岂足以证《坤?彖》“先迷后得主利”之“利”字为衍文乎？“夤”字于卦义爻义，均极有关系，当别为说以详之。

改经之贻误

《系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所以神变化而行鬼神也”一节，原本在“《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一节之前。下文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极其数”云云，皆根据于此。程子以之移在“大衍之数五十”之上，后人皆因之，遂将经文前后隔截，不相贯串，致发生二种错误。其一，“参伍错综”二语；无所附丽辗转相讹，异说滋多。来瞿塘之错综，张乘槎之参伍，其病根皆伏于此。其二，今“大衍之数五十”，因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不符，发生无数异议。其实天地之数自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自大衍之数，本不相蒙。因经文移易之后，两节相为联属，遂混两说而一之，费无限辩论驳议，于经文无所发明。此皆改经之流弊也。宋儒好擅改经文，贻误后学实多，此特其一耳。至有明乔氏黄氏，及清任钓台等，擅将《系辞》颠倒错乱，尤为无知妄作，要亦宋儒之有以开其先也。

九六

《周易》“用九用六”。“九”“六”二字，注《易》者立说不一。《正义》云：“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三画，坤体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为占。揲蓍之数，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揲则得老阴。少阳称七，少阴称八，皆不变，为爻之本体。老阳老阴交而后变，故为爻之别名。邵子曰：“《易》有真数三而已。三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阴无一，阳无十。”杨氏万里曰：“积天数之一三五曰九，积地数之二四曰六。”《朱子语类》：“奇阳体圆，其法径一围三而用其全，故少之为数三。偶阴体方，其法径一围四而用其半，故多之为数二。归奇积三三为九，过揲四九为三十六。积三二为六，过揲四六为二十四。积二三一二为八，过揲四八三十二。积二二一三为七，过揲四七二十八。七八九六，经纬乎阴阳。阳进阴退，故九六为老，七八为少。阳极于九，退八而为阴。阴极于六，进七而为阳。占用九六而不用七八，取其变也。”王氏夫之曰：“于象一二函三，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来氏之所谓“参天两地”，即杨氏万里说也。其余诸家，大约宗孔义与朱说者为多。王氏夫之虽似从《正义》第一说，而实较孔氏为精。盖数极于九，本阴阳之所同具，故二九十有八变而成卦。阴之称六，特虚其三耳。以推之象，则惟乾九坤六，震坎艮皆七，巽离兑皆八。此《易》之独系二用于重乾重坤之下欤？(《易》数称奇偶，不曰单双。奇圆偶方称数而形已寓其中，乾圆坤方圆周三百六十为率分四象，限为九十度。圆内容方方边自为六十度。此数理之自然。“圆”见《易数偶得》)

贞悔

爻有动静，卦有贞悔。占例：内卦为贞，外卦为悔。静卦为贞，动卦为悔。《春秋左氏传》曰：“贞风也，悔山也。”此内贞外悔者也。贞屯悔豫，此静贞动晦者也。向来讲《易》家皆宗此说，朱子《启蒙》言之尤详。而不知《易》之经文，已明明自举其例。《坤?六三》曰“可贞”，明内卦之为贞也。《乾?上九》曰“有悔”，明外卦之为悔也。如《乾?初九?传》曰“阳在下也”，《坤?初六?传》曰“阴始凝也”，亦为阳九阴六自举其例也。

先天卦位不始于邵子

朱子以河图洛书及先天卦位圆方各图，弁于《周易》之首，为后世言汉学者所抨击，几于体无完肤。然赵宋以前，虽未有先天之图，而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之卦位，固早散见于汉人之《易》注。荀慈明之升降，虞仲翔之纳甲，细按之殆无不与先天之方位相合。即以经文上下二篇之卦论之，《上经》首乾坤终坎离，非四正之卦乎？《下经》首上兑下艮之咸，上震下巽之恒，非四隅之卦乎？至《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之一章，两两对举者，更无论矣。乃汉学家必一概抹煞，谓经传无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之文。然先王制礼，推本于《易》，固汉学家所公认焉。乾天坤地，离日坎月，亦汉学家所公认焉。《祭义》“祀天南郊，祭地北郊。朝日东门，夕月西门”，岂亦“帝出乎震”一章之方位乎？“河出图洛出书”，明见于《系传》，是否即今所传之河图洛书？诚不敢必。但天地之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既为孔子所明言；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位数，又为郑康成扬子云所列举；而两数之经纬错综，加减乘除，又极尽阴阳变化之妙，悉出造化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造作。乃亦以经所未载，訾议亦驳斥不留余地？毛西河改河图为天地生成图，洛书为太乙九宫图。夫此二名，讵为经文所载乎？郑康成之爻辰，所谓子寅辰午申戌，亦经所未载。乃一则据为典要，一则斥为异端。岂得谓是非之平，党同伐异之见，不能为贤者讳矣。许叔重《说文》云：“《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所谓“秘书”者，当时必有传本。许与魏伯阳同时，决非指《参同契》也。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后序》曰：“汲郡有发旧塚者，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由是观之，《周易》上下二篇外，必尚有类于图说之简篇。汉时犹有流传，或称为“秘书”，亦未可知。朱子谓“先天各图，决非后儒所能伪造，必当初所本有，后来散佚，流入道家。至希夷传出，得复还儒家之旧”云云，殊非无所见而云然也。后人或据刘长民之说，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或欲避先后天之名，以先天为伏羲八卦，后天为文王八卦；或以先天为天地定位图，后天为帝出乎震图。舍其实而鹜于名，是更可以不必矣。

易学厄于王莽

易学于西汉为盛。乃至东京，几成绝响。施孟梁丘三家之学，若存若亡。费氏高氏，亦罕传述。至汉季始有马郑荀虞诸氏，继绪而兴。陆绩刘表宋衷诸氏，均有撰著。然习费氏古文者为多。三家之《易》，仅虞翻延孟氏一线，余子皆湮没无闻矣。尝疑东西二京，相去非遥，何以易学之骤然衰落，一至于是？此其中必有原因。嗣据金石家所探索，谓西汉无碑，因王莽恶称颂汉德，故铲除殆尽。间有存者，非伏藏土中，或深埋穷谷，为搜剔所不及者耳。于是悟《易》注之亡，亦或莽之所为。盖西汉易学既盛，而谶纬之说，又成俗尚。西京士大夫，往往侈言阴阳。观马班诸书所录书疏，可见其概。莽初则利为己用，名位既成，恶而去之，乃势所必然。窜改五经之作用，亦此物此志焉。又据《班书?①儒林传》，高相子康以明《易》为郎，王莽居摄。东郡太守崔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乱，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崔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亦足为莽摧残易学之一证焉。行箧无书，他日当详考之。呜呼，《易》幸不亡于暴秦，乃厄于伪新。殆所谓美新剧秦也欤？(按：吕政不知书，故侪《易》于卜筮，不甚注意。而王莽则深于经学者也，知《易》道广大，必为小人之忧。乃阳奉而阴沮之。一手遮天，直欲尽掩天下后世之耳目。谚曰：家贼之祸，倍烈于盗寇哉！)

王弼为后生所误

辅嗣说《易》，陈谊甚高。而文辞隽逸，超乎物外，故能得意忘象。司空表圣所谓超于象外得其环中者，其斯之谓欤？惟必超乎象之外，方可以忘象。如探骊龙之领而既得其珠，则龙亦废物，更何论乎鱼兔之筌蹄？后之言《易》者，既畏象数之繁颐奥衍，莫窥其蕴，喜王氏之学，可以避去繁颐奥衍之象数而说《易》也。于是群焉奉之为圭颞，而又病辅嗣陈义之过高，未能企而及焉，乃曰此玄谈也。非孔子之道，为王《易》之微疵焉。吾辈舍其短而取其长，斯尽善尽美白圭无玷矣。因之空谈性命，不着边际。但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句，卦爻尽属赘疣。《彖》、《象》十翼，望文生义以解之，而《易》之能事毕矣。不知王《易》之所以能扫象而仍无碍其说者，正惟其深得玄理，故能独超乎意象之表也。乃以玄谈为病而去之，则所存之不病者，皆糟粕耳。犹冥然自侈为辅嗣之功臣，致令后世宗汉《易》者以扫象为王氏罪，曰“辅嗣学行无汉《易》”，辅嗣岂任受哉？

《坤?彖》三“无疆”

《坤?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程传》虽已分晰言之，殊未悉当。郭氏云雍曰：“坤合乾德之无疆，马行类地之无疆，圣人应坤之无疆。”邱建安富国曰：“德合无疆，乾之无疆也。行地无疆，坤之无疆也。应地无疆，君子之无疆也。无疆，天德也。地能合天之德。君子法地，地法天。”郭邱二说，似较《程传》为胜。此与“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长也”三“元”字，为例正同，所谓三才之道也。

字义有广狭之分

经传用字，往往含有广狭二义。如天，以狭义言之，则与地对。而广义之天，则广大无垠，非地可并拟者也。如阳之狭义，则与阴对，而广义则阳可统阴，阴生于阳，非阴可同论矣。如乾之狭义，则与坤对，而广义则乾可包坤。乾之一卦，实统辖乎六十四卦。上下篇六十四卦，为三十六卦之反覆，实得二百一十有六爻，为重乾一卦之策。如坤之百四十有四策，悉归纳于乾之内矣。此意义广狭之最显者也。若更进一层言之，则广义狭义之中，又各有大小或浅深精粗之不同，非详察其上下之文义，及所联缀之名词。逐字剖析，则与经传之本意，便大有出入。往往因一字之牵连混合，而误会经旨，辗转谬误，歧中又歧，遂致乖戾不可究诂。如道德等，皆经传中最主要之字也，而道字之意义，其范围广狭大小，各各不同。老子曰“有物无形先天地生，无以名之强名之曰道”者，此道字范围最大。乃立乎天地之先，孕育万有之根。此先天之道，无可比拟也。《易》以有立教，从“《易》有太极”说起。故《易》之道，皆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易》中道字广义之界说也。经文“道”字凡四见，皆属此义。《十翼》中如“未失道焉”，“道大悖也”，“其道光明”等道字，皆广义也。其狭义者，如“天道”“地道”“人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是也。而“夫妇之道”、“阴阳之道”、“三极之道”，则又狭隘义中之广义矣。德字如“通神明之德”，德之盛也。“和顺于道德”之“德”字，皆广义之德也。如“阴阳合德”、“位乎天德”、“而德不孤”之“德”字则狭义矣。但无论广义狭义，又各有内外之别。如健顺动入为卦德，乃德之见于外者，为才德之德，如“三陈九德”之德(即“履德之基也”一章)，及“进德修业”“神明其德”等德字，乃德之蓄乎内者，为“道德”之德。类乎此者，不胜枚举。非极深研几，逐字衡量而剖析之，则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矣。此犹就一字言之，更有两字互相为用。而彼此迭相发明者，如《乾?九五》曰“位乎天德”，《坤?六三》曰“地道光也”。此“道”“德”二字，实互相关联。各卦之类此者，亦不胜枚举。盖圣人作《易》，实与造化同功。其神妙不可思议，而文字亦非常理可以测度。故有以非同一之字，而以形声之相同而通之为一者，如弟娣梯涕、爤籣连涟之类是也。即有以同一之字，同一意义，而大小内外分际各殊，绝不相假借者，二四三五同功异位，同人以同而异，睽以异而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圣已一言以蔽之矣。

因革

泽火革，《彖传》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序卦传》曰“井道不可不革”，《杂卦传》曰“革去故也”，《易》之言革也著矣。而言因无专文，读者胥不甚注意，不知有革必有因。天下万事万物，无事无因，无物无因，故六十四卦，皆因而重之。因而重之而爻在其中，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变则革矣。因与革皆在其中中爻，因与革皆人所为。故尤在中爻中之三四两人爻。《乾?九四?传》曰“乾道乃革”，三爻《传》曰“因其时而惕”。盖重乾二与四是恒乾，三与五是咸乾。三爻居恒乾之中，恒“不易方”，不易因也。四居咸乾之中，咸为恒之反，则不易者易，革也。乾三爻天五数，四爻地六数。天五地六，相乘为三十。革古文从三十，三十年为一世。四与初应，初不易乎世，至四则易世。易世，革也。五六于干支为戊己，故革曰“己日乃革”。以三四重刚不中，变则为中孚，故革曰“己日乃孚”。明乎革而因可知矣。《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明乎因而革可知矣。

乾坤为《易》之门

《系传》：“乾坤其《易》之门邪？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案：天地数，天一始北方坎，地十终西方兑(坎子一，艮丑寅二三，震卯四，巽辰己五六，离午七，坤未申八九，兑酉十，乾戌亥无数。)，而乾无数。乾圆周流坤方，西北不掩，是为不周。故八风于西北为不周风。西北娵訾口，亥东辟。辟，闭也，是闭户谓之乾也。坤西南括囊，天地闭，天地建侯数七十二(五日一候，一年七十二候)。四隅方数，西南未申八九，合七十二，为天地包象。东北丑寅二三，成六。东南辰己五六，成三十，皆坤用数六。坤地数，三十包之(南极入地三十六度。北极出地三十六度)，为地坤囊包藏万物之象，是阖户谓之坤也。乾户辟而开物成务，自无出有，坤户阖而万物归藏。自有入无，天地门户，出入于东西亚卯亚酉震兑，得乾坤之门，而《易》道始可言矣。

乾坤成列

庖羲画卦以象天地人物，而代结绳之治。然画契未兴，又未有方策帛书之制，则所赖以纪录者，要不外以石质之刀锥，刻画于竹简，或皮革之上耳。故曰“画卦”。考古人简策之制，皆狭而长。庖羲之画卦，未必如后世八卦六十四卦之方圆各图，故《系传》曰“乾坤成列”。“成列”云者，必以乾坤分列二行。而兑离震，巽坎艮，或以类从。三代时八卦排列如何，固不可考。而自秦汉以迄五代诸家之《易》，则均无八卦六十四卦之图。故邵子学《易》数年，未得要领。及师事李挺之，挺之授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数，始恍然大悟。先天之学，即由是发明。一部《皇极经世》，无非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推衍。可知邵子以前之《易》，其八卦之排比，皆为行列，而未有此八角形之方式也。“帝出乎震”一章，虽明言八卦方位，而当时亦未必有图。故汉人之言《易》者，或以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而坎离处中，无一定之方式。然其升降、消息、纳甲诸说，实已为先天八卦之端倪。是以邵子闻李氏一言，即能触类旁通而发其神悟也。顾李挺之氏亦必有所受，故朱子疑三代以前所本有。后经散佚而流入道家者，虽为臆度之辞，亦或有可信之理也。

一生二，二生三

天地之数，一生二，二生三。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盖物一者自无而有，未为数也。至二而成数矣，然犹为一奇一偶之名，而未著乎数之用也(近世俗语尚有以二为一双为一对者。由今以溯古，其意可想见矣。)。至三，则数之用生。以此递衍，可至于无穷。故一不用，二为体，三为用。《易》有太极一也，阴阳二也，阴阳之用三也(二其三用六，三其三用九。)。如六爻皆一乾也，六爻皆一坤也，而动则或为○或为X，必用其一。如六爻皆变为○，则乾变为坤。然此六○之坤，与六- -之坤，其占不同。是由二而生三矣。是故《易》之道备于三(由天生地，一生二也。由地生人，二生三也。非人则天地之功用不彰，故曰与天地参。)，卦画止于三，数之体也。爻以静为一，动为二，用为三。数之用也，有一即有二，有二必有三，乃天地自然之理，自然之数，所谓先天而天不达者也。《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交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康成氏《易论》云：“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圣人以《易》立教，其道亦有三。上焉者道也，中焉者德也，下焉者占卜也。老子取其上，孔子取其中，焦京取其下，三者各有其用，而不相悖，且互相发明而不可离(道不准诸象数则失其鹄，德不原于道则失其统。占卜不合乎道德，则惑世诬民而已矣。)。后之学者，择其一以为宗，而严立界说以明系统则可，若入主出奴，不揣其木妄自尊大，而排斥异己。执一不化，欲求其通也难矣。孔子立教，虽为中人说法，然正所以立德以明道，以为下学上达之阶梯。故《十翼》传经，无一字一言不根据于象数(法象莫大乎天地，必合乎法象者，乃谓之法言者。经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法言法行皆合乎天地法象者也。故曰“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若舍法象以为言，则诗书执礼所雅言者，其为教焉详矣。又何必韦编三绝，为此钩深致远之辞乎？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凡立言必有合乎法象者，乃谓之文章。孔子特于《易》象阐发之，以为万世之准，此为学《易》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故论及之。

祭祀

《易》之言“祭祀”“享祀”，均含有二义。一为祭神祀鬼，此祭祀之本义也。一为人群之集会，以谋一群公共之事，亦以祭祀行之。盖古人风气淳朴，而庶民之家，又无广庭巨厦，足以为集会之地者。故凡有会议之事，往往藉祭祀以行之。一乡一邑之事，则集之于社。一家一族之事，则集之于宗庙。所谓“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及“孚乃利用禴”等象，不尽为祷祀求福，实含有会集群众之意焉。降及后世，厉行专制政治，普通人民，更不容有公然集会之事。幸有此祭祀成例可援，得藉事神为合群自卫之一道(上以神道愚民，民以神道自卫，可见“无平不陂”。《易》道之妙用，即寓于其间矣。)。近如各乡之有社庙，各业与侨民之有会馆，无不以祭祀为集合群众之介，犹足以觇《易》之遗意焉。

典礼

《系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谓之爻。”“典礼”者，乃所以处断万事万物之一切制度之谓也。故古圣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大而礼乐政刑，小而训诂名物，无不下顺民情。而上合法象，法象莫大乎天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合乎天地法象者。民情自无不顺。故谓之典礼。典者守也，礼者履也。必能会通乎天人，然后足以昭信守而见履行。孔子之周，问礼于老聃，即此礼也。盖周自东迁而后，文武之道载于方策者，散佚殆尽。诸侯恶其害己焉，皆毁之以自便。孔子周流列国，虽得百二国之宝书，要皆属各国之历史故事，而所谓典礼者，迄不可得，故不得不求诸老聃。老氏世掌周史，耳熟能详。先王之典礼，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提纲挈领，巨细毕赅，则莫备于《易》。孔子受之，极深研几，得其会通，又虑触当世诸侯之忌也。正言之不可，乃寓微言于《十翼》之中。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肄而隐”者，非夫子之自道邪！于是更广其旨以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而古先圣王之典礼，乃灿然大备于六经。永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与天地法象，并昭千古。此孔子所以为述而不作，而功在生民者，非《易》又乌乎知之？

讼狱

《讼?彖传》曰：“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者争也。君子平其争则讼解。《传》曰：“讼不可长。”讼不可长，则不至成狱矣。故讼者，民事之争，尚情感理喻而不必恃乎用刑。九五曰“讼元吉”，是能平其争而使无讼者也。讼之凶在终于讼而不可解，则成狱矣。噬嗑曰“亨利用狱”，《象传》曰“君子以明罚勅法”，则不能不用刑以辟以止辟矣。噬嗑之象上离下震。离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则物无遁形，以示治狱者必明察庶物，一无壅蔽。中爻三四五为坎，坎为法律，为智，为水。二至四为艮，艮为手，为山，为止。下震为动，治狱者即明且智，用法如水之平，绝无偏倚(坎离皆中正象)。无论在下者变动百出，皆能明烛其隐。执法如山，止而不动，所以能止一切之动，而令悉合于法(噬嗑，合也)。只此六画之象，已将近世司法之精义，包括无遗。盖古圣王之治天下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刑罚但以济礼之穷。礼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人之情无不乐为君子而甘为小人者，故人人能范围于礼，而刑罚可以不用。自上失其道，君子弗用，小人诪张，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始讼狱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