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清话

元政不纲，于此可见。然一代刻书之费，全出于学院钱粮，则元代学粮之富足，又为唐宋所未有矣。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世传闽中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甯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刻本司看得书传海内，板在闽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书枋之谬，恐致益误后学。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书》、《诗》、《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谷》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毁，决不轻贷。仍取匠户不致违谬结状同依准缴来。嘉靖拾壹年拾贰月□□日，故牒建甯府。”按：此牒载所刻《春秋》四传，又载《礼记集说》，见丁志，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而建甯匠人之盛，自宋以来至明五六百年，流风不坠，观于此牒，亦可想其专精雕镂矣。

○明时书帕本之谬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明人不知刻书吾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仅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丁志》影宋本《和靖先生诗集》二卷下，引之不详。）然不独林集为然也。《四库书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宋阮阅撰。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分类琐屑，颇有乖于体例。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是虽天潢刻书，亦不可据。今阮氏原本已归缪氏艺风堂，卷帙完全，与月窗所刻者迥别。以较《提要》所指摘者，皆非原书之文。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如月窗之类，触目皆是，不仅此二书然也。嗟乎，明人虚伪之习，又岂独刻书一事也哉。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甯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又如陶九成《说郛》，（《四库书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纂之属，《说郛》一百二十卷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南曲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凡四巨厨，世所行者非完本。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甯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本。是脱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藁》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B084]’之为‘宜’，‘[B16J]’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堂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明中叶以后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罗、归外，亦颇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体字，即如海盐冯、丰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见之曰：“此不明六书之故，若能解释得出《说文》，断不敢用也。”虽然，查氏之说，未免高视明人。有明一代，为《说文》之学者，仅有赵光一人，所为《长笺》，犹多臆说。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时刻书用古体字之风亦稍衰歇矣。吾尝言，与明时刻书人言字学，但语以王安石《字说》，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盖王氏《字说》，多从真楷一体，以言六书，则诚不免杜撰，以言刻书，则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释《说文》耶。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明人刻书，亦有极其慎重，必书刻并工者。如《天禄琳琅后编》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误作元版。）《文心雕龙》十卷，末刻“吴人杨凤缮写”。弘治间衢州推官贺志同刻《续博物志》十卷，卷末有“开化庠生方卫谨录”一行。《张志》、《瞿目》明刻杨维桢《铁崖文集》五卷，卷末有“姑苏杨凤书于扬州之正谊书院”一行。（皆误元刻。）《孙记》明版《论衡》三十卷，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丁志》、《缪记》明嘉靖王敦祥刻王《野客丛书》三十卷，卷末有“长洲吴曜书、黄周贤等刻”两行，板心亦有黄周贤、严椿等刻工姓名。（德辉按：莫友芝《吕阝亭知见书目》有此本，云嘉靖壬戌王祥刊本，以敦祥误作祥。此本吾有之，乃细字刻本，实王敦祥，非王祥也。）《瞿目》先文庄べ竹堂刻《云仙杂记》十卷，云倩友俞质夫写而刻之。质夫名允文，工书。《黄续记》旧刻本《文温州集》，云相传为其子徵明手书以付剞劂者，故于明人集中最为？重。《缪续记》崇祯庚辰叶益荪春昼堂刻《陶靖节集》六卷，板心有“春昼堂”三字，叶益荪、林异卿手书上版。其他杨慎《升庵全集》、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字体雅近欧、柳，首尾如一笔书，意当时必觅工楷法者为之。惜如此巨编，而不著其姓氏名字。然则林吉人之写《渔洋精华录》、《午亭文编》、《尧峰文钞》，许翰屏为胡果泉中丞影写宋本《文选》，幸而记载流传，俾读者摩挲景仰。不然，没世无称，亦枉抛心力也。

○明人装钉书之式徐康《前尘梦影录》云：“余在玉峰，得《鸿庆居士大全集》，旧为澹生堂钞藏，计帙。每本面叶有祁氏藏书铭、棉料纸，蓝格，五色线钉，刀口不齐。据湖州书友云：明代人装钉书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装钉。以此集相证，始信。”按徐说甚确，吾藏明邱《大学衍义补》，为成化初刻小字本，书用蓝衤票纸面，内用纸捻钤钉之。书之长短宽窄，微有出入，可悟其非一刀直截。然此犹册本多之书也。又有万历乙酉（十三年。）郭子章序刻之《秦汉图记》，（《三辅黄图》六卷、《西京杂记》六卷。）书仅二本，装钉如《大学衍义补》，而大小参差不齐。是亦可证明人截书，一本为一本。推而至于宋元本，亦无不然。京师学部图书馆藏明内阁宋元本残册甚多，或蝴蝶装，或纸捻钉，或线装，皆无数本一刀截者。又古人理书，多不划齐下边阑线。然纸有余地，故重装时犹可整齐。吾见宋元明以来原装书，于此等处均不甚经意，盖所重在校勘，而不在外饰也。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观顾湘《汲古阁板本考》，秘笈琳琅，诚前代所未有矣。即其刻《说文解字》一书，使元明两朝未刻之本，一旦再出人间，其为功于小学，尤非浅鲜。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又云：“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黄记》（二。）元大德本《后汉书》载陈跋云：“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又校本陆游《南唐书》载顾涧临陆敕先校钱罄室本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读书敏求记》所云‘卷例俱遵史汉体，首行书某纪某传卷第几，而注《南唐书》于下，今流俗本竟称《南唐书》本纪卷第一卷二卷三，列传亦如之，开卷便见其谬’者，尚未改去。其他沿袭旧讹，可知其不少矣。”又四，宋刻本《湘山野录》云：“《湘山野录》曾刻入毛氏《津逮秘书》中，此宋刻元人补钞本。略取《津逮》本相校，知毛刻尚多讹脱，想当日付梓未及见此耳。继于顾五痴家见有毛斧季手校本，即在《津逮》本上，实见过此本。取对至卷中‘时晏元献为翰林学士’一行前，竟脱落‘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覆展玩，乃知此十八字，钞时脱落，后复添写于旁。斧季校时，犹及见此。而后来装潢穿线过进，遂灭此一行。向非别见校本，何从指其脱落耶。爰重装之，使倒折向内，览之益为醒目云。”又五，宋刻《李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云：“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本，故以体分统前后集并为三卷，或以意改之。”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自序，略云：“毛晋及其子，得宋小字本，以大字开雕。周锡瓒出初印本，有亲署云顺治癸巳汲古阁校改弟五次本。卷中旁书朱字，复以蓝笔圈之。凡其所圈，一一剜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则校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张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缪多端哉。”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今所刻《十三经》、《十七史》、《说文解字》传本尤多，浅学者不知，或据其本以重雕，或奉其书为秘笈。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吾按：毛《汲古阁珍藏宋元秘本书目》北宋本《孔子家语》下云：“南宋本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此本作‘药酒苦口利于病’。及读《盐铁论》，亦作‘药酒苦口利于病’，方知北宋本之善。”今汲古阁本仍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是毛氏于家藏宋本全不依据，自道之而自蹈之矣。）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毛氏刻书，至今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矣。然其生平事实，人多有不知者。余按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略云：“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べ竹堂、娄东万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于火，而岿然独存者，惟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鲛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其所锓诸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子晋固有钜才，家蓄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区别树艺，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屑，规画处置，自具分寸。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投一者，辄举笔属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见师长，月以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义，彬彬如也。崇祯壬午、癸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诗，刻而广之。未几，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叹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凭依其间，即余亦不知其何谓也。变革以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岁大饥，则赈谷代粥，周邻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赠之诗曰：”行野樵渔皆拜赐，入门僮仆尽钞书。‘人谓之实录云。“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云：”子晋初名凤苞，晚更名晋，世居虞山东湖。父清，孝弟力田，为乡三老。而子晋奋起为儒，通明好古，强记博览，不屑俪华斗叶，争妍削间。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者远祖新安，近考馀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义。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进以钜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经史既竣，则有事于佛藏，军持在户，贝多滥几，捐衣削食，终其身芒芒如也。盖世之好学者有矣，其于内外二典世出世间之法，兼营并力，如饥渴之求饮食，殆未有如子晋者也。子晋为人，孝友恭谨，迟重不泄，交知满天下。与人交不翕翕热，抚王德操之孤┰吴去尘、沈璧甫之亡，皆有终始。娶范氏、康氏。继严氏，生五子，襄、褒、衮、表、，襄、衮皆先卒。女四人，孙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岁之正月五日，卒于己亥岁之七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一。“（志铭不全录，节其要者。）又顾湘小石山房刻《汲古阁校刻书目》前，附有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主人小传》云：”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常熟县人，世居迎春门外之七星桥。父清，以孝弟力田起家。当杨忠愍公涟为常熟令时，察知邑中有干识者十人。遇有灾荒工务，倚以集事，清其首也。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子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书，至今学者宝之。方汲古阁之炳峙于七星桥也，南去十里为唐市，杨彝凤基楼在焉。东去二十里为白茆市，某公红豆庄在焉。是时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三处为归。江干车马，时时不绝。而应酬宾客如恐不及，汲古主人为最。尤好行善，水道桥梁，多独力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雷司理赠诗云：“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僮仆尽钞书。’盖纪实也。子晋生于前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岁之正月五日，至国朝顺治十六年己亥岁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葬于戈庄之祖茔。子五，襄、褒、衮、表、。字斧季，精于小学，最知名。”（按：此传本康熙《苏州府志》而加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