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洲诗话

：“诗题莫难於《枕易》，盖以其不涉风□雨露、江山花鸟，此其所以为难也。”然後四句，颇寓易代之感，此则文外寄。

元初之诗，亦宋一二遗民开之，况其诗半在入元後所作，似乎入元亦是。若另为数卷以别於元人，其庶几可乎。

林同《魏孝子》诗，以“陟屺”望母，不比狄参军之望□，亦前人所未道。

周草窗诗，肌理颇粗。

许彦周《诗话》云：“觉范《题李画像》，当与黔安并驱。”然其他篇，亦有气格近山谷处。

●卷五

遗山撰录《中州集》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次之，礼部公又次之。”遗山之论如此，而顾侠君乃以遗山入元诗，何耶？

朱谏议之才《和东坡跋周欠伸美人》，用汉宫李夫人“转面不顾”事，颇精。全篇合看，尚非高作耳。

朱葭州自牧句云：“寒天展碧供飞鸟，落日留红与断霞。”颇工。

党承旨《粉红双头牡丹》诗，不为高作。

屏山李先生纯甫《赤壁风月笛图》一诗，即遗山《赤壁图》所本。

照了居士王《和二宋落花诗》，颇伧劣。

遗山举李长源佳句，如“洛阳才子怀三策”之类凡数联。阮亭则於中独举“烟波苍苍孟津戍，旌旗历历河阳城”一联。愚谓长源《怀淮阴侯》诗“渭水波涛喧陇阪，散关形势轧兴元”，气格亦不减古人也。大约以幽、并慷慨之气出之，非尽追摹格调而成。

遗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编，撰《中州》之诗，掩泪空山，殚心野史，此岂可以元人目之？顾侠君选《元百家诗》，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论世之大义，而开卷先错谬如此，此何说也！

当日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馀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後，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馀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後文士之脉。则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导，未为不可，第以入元人，则不可耳。

遗山以五言为雅正，盖其体气较放翁淳静。然其郁勃之气，终不可掩，所以急发不及入细，仍是平放处多耳。但较放翁，则已多氵亭蓄矣。

遗山五古，每叠一韵，以振其势，微与其七古相类。盖肌理稍疏，而秀色清扬，却自露出本色耳。

五言诗，自苏、黄而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复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虽以遗山秀笔，而执柯睨视，未之审也。甚矣取迳之难也！

遗山七言歌行，真有牢笼百代之意。而却亦自有间笔、对笔，又搀和以平调之笔，又突兀以叠韵之笔，此固有陆务观所不能到者矣。

遗山七古，词平则求之於气，格平则求之於调。

合观金源一代之诗，刘无党之秀拔，李长源之俊爽，皆与遗山相近。而由遗山之心推之，则所奉为一代文宗如欧阳六一者，赵也；所奉为一代诗宗如杜陵野老者，辛敬之也。至於遗山所自处，则似乎在东坡，而东坡又若不足尽之。盖所谓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梁园春五首》，可与《西园诗》相印证。

遗山乐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切响浮声发巧深”一篇，盖以缚于声律者，未必皆合天机也。然音节配对，如双声叠韵之类，皆天地自然之理，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论诗绝句》“奇外无奇”、“金入洪炉”二篇，即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开阮亭“神韵”二字之端矣，但未说出耳。

《梁园春》、《续小娘歌》、《雪香亭杂咏》，皆关系金源史事与遗山心事。

顾侠君所选元诗，凡三集，渔洋、竹并称述之。然渔洋所称，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两集渔洋未及见耶？

李庄靖诗，肌理亦粗。说者乃合韩、苏、黄、王以许之，殊为过当。

尔时苏学盛於北，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然大约于气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蕴。

遗山虽较之东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群之姿。若无其秀骨，而但于气概求之，则亦末矣。

顾侠君谓元人用韵，颇有淆讹，而入声尤甚。或以北方土语，混入古音；或以闽、越方言，谬称通用。如庚、青、蒸与真、文韵同押，再如鱼、虞与支、齐同押，此岂非变而太过者，然其来已未及检审耳。然窃疑遗山《虞坂行》“孙阳骐骥不并世”句亦是如此，虽上已有韵，而以文势论之，此句似叠一韵者耳。

静修全学遗山。遗山风力极大，而所受则小。若静修之《桃源行》云：“小国寡民君所怜，赋役多惭负天子。”则伤於小巧矣。

宋人谚云：“江南若破，白雁来过。”静修《白雁行》即赋此事也。

静修诗，纯是遗山架局，而不及遗山之雅正，似觉加意酣放，而转有伧气处。即以调论，细按亦微有未合。以遗山之天骨开张，学之者自应别有化裁。如静修之诗，第以雄奇磊落之气赏之可耳，若以诗家上下源流之脉言之，殊未入於室也。

方虚谷《秋晚》诗云：“堂堂陈去非，中兴以诗鸣。”又云：“恭惟陈无己，此事独兼之。”看其意甚尊两陈。

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独高步。画肉不画骨，乃以帝闲故。”以此论诗，其旨隘矣。然末二句，可作东坡《韩马》七古长篇注脚。

方虚谷论宋诗，如谓宋初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为白体，杨、刘、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为昆体，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为晚唐体，皆是。独以苏子美与欧阳公称“二难”，相为颉颃；又谓梅圣为唐体之出类者，此则未喻其旨。大约虚谷之意，以江西体裁，量後先诸家。於苏门中，独取张文潜，谓“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

西昆之靡弱，江西以粗劲反之，四灵以清苦洗之，而又太狭浅。此冯定远之言也。

虚谷自言七言决不为许浑体，妄希黄、陈、老杜，力不逮，则退为白乐天及张文潜体。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为平易，盖其职志如此。

戴帅初诗“寒起松鸣屋，吟圆月上身”，“老树背风深拓地，野□依海细分天”，“乡山□淡龙移久，湖市春寒鹤下迟”，皆佳句也。又如“堑水温初荇菜，粉墙风细欲梨花”，“六桥水暖初杨柳，三竺山深未杜鹃”，此二联句法亦新。

耶律文正诗，阮亭评为“质率”。《池北偶谈》摘其《从军西域》数诗，以为颇有风味。今统观之，大约总不出乎“质率”。

苏子卿上林雁足书事，乃诡言以动单于，非实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被留於真州，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孤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於真州忠勇军营新馆。”是时南北隔绝，不知中统之为至元也。中统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还。

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实无义味。

子昂云：“作诗用虚字殊不佳，中两联填满方好。”以此力矫时弊。此言虽近于有意，然初学正不可不知。

赵子昂《东阳八咏楼》诗，颇有风致。

袁伯长才气，在赵子昂之上。

伯长《上京杂咏》，叙次风土极工，不减唐人。

马伯庸诗，亦极展才气。然较之袁伯长，觉边幅稍单窘矣。

渔洋谓“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间工发端，而窘於边幅。视同时虞伯生、范德机，亦诸侯之附庸也”。今观其诗才，又在马伯庸之下。子师泰有《玩斋集》，父子相继，著述并传，亦盛事也。

张中丞养浩《赠刘仲宪》一诗，七古至六十八韵，然殊平漫。

许有孚《冷然台雪用东坡聚星堂韵》之作，并非禁体，诗亦不工。

有宋南渡以後，程学行於南，苏学行於北，其一时才人俊笔，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师宿儒之传，精义微言，专在讲学，又与文家之妙，非可同条而语。至如南宋诸公之学，尤在精于考证，如郑渔仲、马贵与以逮王深宁，源远流长，百年间亦须有所付受。入元之代，虽硕儒辈出，而菁华酝酿，合美为难。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庐之理学，习朝廷之故事，择文章之雅言，盖自北宋欧、苏以後，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

道园兼有六朝人酝藉，而全於含吵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尝有“少陵爱何逊，太白似阴铿”之句，实亦自道。

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後，无其匹敌。

虞伯生《竹枝歌》，不减刘梦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浑，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韵，乃王龙标、杜牧之以後所未见也。

至治、天历之间，馆阁诸公如虞伯生、袁伯长、王继学、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岳》、《上京杂咏》之类。

田汝成《西湖志馀》所载“顺帝即位时，马尾缝眼，由是两目丧明”之事。顾氏但据史“宁宗殂时，曾召入议政，谢病归”，以证其诬。然为此说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傅会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画猫卷，有文靖题云：“‘御笔制猫毛<毛先>奇，画师虽巧亦难齐。中原麟凤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题。’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笔势尤苍逸，信乎前说之诬也。

文靖有一笔可当人数十笔处，而又于风流酝藉得之，并不枯直。

杨仲弘诗，骨力既孱，格调复平，设色赋韵，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与虞齐名？

仲弘格力，尚在袁伯长、马伯庸之下。乃铁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词人能变宋季之陋者，称仲弘为首，而范、虞次之。”此真不可解也。

范文白诗颇有格调，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调，则可以支架矣，亦较杨仲弘稍雅。

仲弘觉有盛气，故有“百战健儿”之称。德机纯就格调，故有“唐临晋帖”之目。然而德机之格调，亦自不能坚实，与仲弘之盛气等耳。

揭曼硕《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五言四句，全袭古诗，只改“东门”为“南门”，其馀不易一字。此真不可解也。

虞伯生尝谓揭曼硕诗如“三日新妇”，己诗如“汉庭老吏”。揭闻之不悦，故《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之句。虞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诗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傍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并题其後云：“今日新妇老矣。”按揭曼硕诗，格调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虽间有秀色，而亦不为新艳，不知所谓“三日新妇”与“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其所以齐名者，或以袁伯常、马伯庸辈，才笔太纵，转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调者，谓可以绍古乎？然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於道园之“学古”也。

黄文献为有元制作大手，其诗亦具风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杨仲弘，则固胜之远矣。此究是读书人诗也，只不能超然脱化耳。

以诗笔论之，黄文献应在袁、马之次。

柳道传《观赵使君所藏书画古器物》诗，太平直无节族变化。试以梅都官《三馆书画》诗比之，则优劣见矣。

柳道传诗有矩，亦未能含蓄变化，声调亦不能开拓，大抵黄晋卿伯仲间耳。

欧阳原功诗，所传虽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黄、柳之次。盖学有本原，词自规矩，初非必专精於诗也。

萨天锡《白翎雀》一首，学虞伯生作，可谓点金成铁。

萨雁门《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门诗多如此者，然似此转非善学小杜，不过大致似之耳。

天锡《崔镇阻风》云：“南人北人俱上冢，桃花杏花开满城。”此是自然风致。

天锡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馀，则亦有词到而气格俱到者矣。

雁门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则以其中未尝深入故耳。

雁门风流跌宕，可谓才人之笔。使生许浑、赵嘏间，与之联镳并驰，有过之无不及也。

王子宣《宫词》云：“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月明多？”王龙标、杜樊川之流亚也。然昔人论此篇，却谓不及萨天锡之作。天锡云：“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外银灯过，照见芙蓉中上霜。”此则才人之极笔矣。愚谓即此二诗，而元、明两代与唐人离合远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诸大篇而後知也。

萨天锡诗，宫词绝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过也。

顾秀野《元百家诗》，体裁洁净，胜于吴孟举《宋诗钞》远矣，犹嫌未尽审别雅俗耳。如关系史事，及可备考证者，自不应概以文词工拙相绳。若其言怀叙景之作，自当就各家各体，从其所长，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华，岂必一例编载，陈陈相因哉？

宋子虚七言乐府诸篇，冯海粟所极赏者。藻力虽极横逸，然不无矫强处，非萨雁门天然清丽可比，似未可概以古锦囊中语目之。

宋子虚《李翰林墓》诗：“承恩金马诏，失意玉环词。”虽太白复生，亦当激赏。

子虚《春别》云：“杨柳昏黄晚西月，梨花明白夜东风。”可谓清新未经人道。

《西湖酒家壁画枯木》：“拗怒风雷龙虎气，盘摺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复见句中，可乎？

宋子虚诗题中称唐玄宗为李三郎，此小说口角，乌可以入诗哉？元人文字，所以渐流於曲子也。

宋子虚《西湖》诗云：“恋者销金锅子暖，龙沙忘了两宫寒。”语虽直致，可当宋诗史。

宋子虚《呓集》咏古诸作，甚尘陋。《题龚翠岩中山出游图》七古亦劣。

张蜕《范宽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尽叶。元人如宋子虚之类，才气非不豪纵，然其音节，未必皆天然合拍者也。

张仲举不为孛罗帖木儿草诏，《自誓》一诗，足表千古矣。

蜕《小游仙》词八首，胜於曹尧宾。

蜕才调富有，兼以宕逸之气出之，阮亭先生称其有法度。阮亭所见，乃洪武三年锡山郎成钞本，凡四卷，称书法妍妙，逼真佛遗教经。此本秀野当未见也。

杨廉夫序《玩斋集》，论元一代之诗，有“郝、元初变，未拔於宋；范、杨再变，未几于唐”之语，此似以遗山入元诗。然第一时称述之词，从流溯源之论耳，未可以为据也。

当时之论，以虞、杨、范、揭齐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称虞、杨、赵、范、揭。杨廉夫序贡师泰《玩斋集》，又称“延、泰定之际，虞、揭、马、宋，下顾大历与元，上逾六朝而薄《风》、《雅》”。金华戴叔能序陈学士基《夷白斋集》云：“我朝自天历以来，以文章擅名海内者，并称虞、揭、柳、黄。”铁崖又序郯九成曰：“虞诗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此言是矣，而不及袁伯长。由此观之，可见诸公齐名，元无一定之称。杨、范、揭与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赵子昂亦马伯庸伯仲。黄、柳虽皆著作手，而以诗论之，亦不敌虞。尔时论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贡玩斋《黄河行》七古，中间及结处，忽然叠下《骚》句，又插以四言，似于音节太硬。昔阮亭尝以杂言长句，为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节何如耳。

玩斋《题韩移居图》诗，清匀有节。元人七古，多浓铺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玩斋《学圃吟》七古长篇中“水菘山芥菠{艹陵}”云云，一连排蔬果名目，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

玩斋力清劲而韵深秀，又非横逞才气者可比。

玩斋《题苏子瞻像》诗甚奇。其《题渊明小像》云：“呼童检点门前柳，莫放飞花过石头。”则细意之作也。一作袁敬所诗，恐误。盖敬所尝书此诗耳。

玩斋《西湖竹枝》亦工。

张蜕：贡玩斋皆元末大家。玩斋元亡隐吴淞江上，其才致清逸，殆不让雁门。

前辈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园《白翎雀》，乃易之《京城燕》诗效之，萨天锡又效之。

易之《金台集》，风格翘秀，多有关风化之言，不苟为炳炳良良者也。

蜕、玩斋、易之诸什，皆具有风骨，非漫为彩色者。置诸马伯庸、揭曼硕诸公间，正自未肯多让。

鹿皮子陈樵《寒食词》：“绵上火攻山鬼哭，霜华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犹是咸淳赐火烟。”语浓意警。阮亭谓其有“《麦秀》、《黍离》之痛。”

陈居采计，学温、李而有清奇之气。

谢宗可咏物诗凡百篇，题既皆出雕镌，诗亦刻意纤琐，大率有形无神，所谓丽而无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绮丽，以其都是平铺耳。

吴渊颖《泰山高》，仿欧公《庐山高》也，奇气似欲驾出其上。韩文公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此评孟东野，却不甚肖；若以评吴渊颖，却肖也。渊颍诗奇情异彩，都从生硬斫出，又以自己胸中经铸史之气，而驱使一时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厉无前。视黄、柳诸公，不啻倍蓰过之。但细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

吴正传才藻凡弱，不能与黄、柳相抗，又勿论立夫也。

欧阳原功叙周衡之《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诗人，宋之习近<骨皮>，金之习尚号呼。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今则皆自刮靡刂而不为矣。世道其日趋于盛矣乎！”此论特借《此山集》发之耳。

李长吉词调藻韵，故自艳发。然至元人，不拘何题，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真是可厌。其一二体气稍弱者，亦复效之，实无谓也。

朱德润《德政碑》、《无禄员》诸诗，亦香山《秦中吟》之遗意，而语益切，至使闻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长沙陈志同歌行，如《赵子昂画马歌》、《朔方歌》、《万里行》诸篇，崎磊落，在元人诸名家中，卓然有风骨，不徒以金粉竞丽者。昔渔洋先生从人借宋、元人诗集数十种，独手钞《所安遗藁》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录》云：“陈泰志同歌行，驰骋笔力，有太白之风。在元人诸名家中，当居道园之下，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岂名位卑耶？”今观其诗，如《万里行》之类，实有似太白处。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尚未可遽跻诸道园之次。合看其一二近体，即知之矣。若较杨仲弘辈，则固胜之耳。于顾秀野乃以“清婉”评之，则殊属违戾，此直似不知诗者之言。

杜清碧，即撰宋末遗民诗《谷音》者。渔洋先生评其自作殊庸肤，无足采者清碧尝自谓得杨仲弘诗法。

余忠宣五言，卓有风骨，非同时诸家所可及。此与陈龙泉泰七言，并当拔萃者也。

欧公《庐山高》用江韵尚可，若胡傲轩《海棠给四江韵》一篇，则几于有韵无诗矣。

周伯温《天马行》，咏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国献马，诗语颇得应制之体。陆河南仁亦有歌，极为杨铁崖所称。然平板无生气，较伯温作，逊之远矣。

张思廉《咏史》诸乐府，皆不如《代魏徵田舍翁词》一篇。

张思廉惊才绝艳，然纯是雄冠剑佩气象。殆天所以位置斯人，故不为舂容和鸣耳。

铁崖《湖龙姑曲》全与张思廉作相同，中只换数字。岂改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亦乐府、《竹枝》之一类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盖《禽言》达意，元不能出奇，即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韵佳耳。

廉夫自负五言小乐府在七言绝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诸篇，当与小乐府俱为绝唱，刘梦得以後，罕有伦比，而《竹枝》尤妙。至于七言长篇，则张思廉亦有之，仍是从李长吉打出耳。

杨廉夫诗：“夜半酒酣呼阿吉。”“吉”字注“平声”。此与《日下旧闻》所载《卖驴券》中语同。小朱何以独讥之？

《漫兴七首》序云：“学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语言而後可，即其情性语言，必自《漫兴》始。”朱竹尝讥其不知“兴”字本为“与”字之讹。然姑无论此，即以学杜而论，亦岂可先自此等绝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吊诡之习，而援儒之墨之论也。○若以此为学杜入迳，则必专以《江畔寻花》、《风雨看舟前落花》等诗为职志。此种在杜公原自有大处，而专目此为杜公之情性语言所在，则谬矣。所谓情性，犹言脾气，非性情之谓也。杜诗原有此二字。

《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开其端。然其吞吐之大，则非但语《竹枝》者所敢望也。刘梦得风力远不能跻杜、韩，而惟《竹枝》最工，可见其另属一调矣。虞伯生竟以清遒得之，杨廉夫乃以浮艳得之，非可以一概与杜论也。

编录《竹枝》，竟须以刘、虞、杨三家为主。

杨之妙处，自不可掩。而其他诗之靡，亦不可掩。

《小游仙》，以廉夫之艳彩为之，自有奇情，迥非唐人之滥可比。

铁崖《毗陵行》，结处以两句叠作收场，此从来所未有也。

玉山主人云：“所谓嬉春体，即老杜以‘江上谁家桃李枝，春寒细雨出疏篱’为新体也。先生谓诗人多为宋体所梏，故作此体变之云。廉夫嬉春体七律，一云《赋俏唐体遗钱塘诗人学杜》者，此犹之《漫兴七首》意也。杜公七律中似此者自言‘效吴体’、‘戏为俳偕体’，在杜律中拗平仄者已是变体，此则杜公之变而又变者。廉夫乃持此以告当世之学杜者，岂非‘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哉？此种在杜公已属俳偕，而在廉夫集内，则尚算拘谨者矣，固无怪其自负为去杜不远耳。”玉山与铁崖情迹最密，此言必亲受之。但不知所谓以此体变“宋体”之“所梏”者，是何机括？元音靡弱，正是太趋长吉一派，而中少骨力耳。南宋之弱，又与元之靡弱不同，乌可以宋体为词哉？

杨廉夫自命学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场道白，时露情态。廉夫於元末时事，洞在胸中，而沉酣声伎，此达人之识，不待吟《老客妇》也。观其在张士诚席上一绝，足见一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