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姚际恒文集

诗经通论序

顾颉刚

古人习熟于口耳者惟诗，无往而不引，无事而不歌。以其托物抒情，宛转掩抑，辞义不若他经之彰者，故经师所为恒多索隐行怪之论。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三百篇之教，儒生所极意经营者，惟在如何而使天子后妃诸侯王蹈夫规矩，故一意就劝惩以立说，不得其说则实其人事于冥漠之乡，信之不疑，若曾亲接。自今日视之，固当斥其妄诞，而在彼时则自有致治之苦心存焉。世代推嬗，史事积累之词求之于经。然纠缠既甚，摆脱为难。以晦庵朱？日多，其可为劝惩者何限，奚必犹以髣子魄力之雄，举毛传、卫序、郑笺、孔疏而悉摧陷之，自为集传，独树赤帜，顾察其所言，因仍旧说者复不？，知荡涤之功非一日之事矣。姚首源先生崛起清初，受自由立论之风，遍考九经，存真别伪，其诗经通论十八卷，实承晦庵之规模而更进者，其诋之也即所以继之也。序中谓涵泳篇章，寻绎文义，以从是黜非，明非先悬一成见而曲就之者。其以文学说诗，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讨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自标论旨，谓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何言之伟也！遭时不造，汉学勃兴，回复于信古之途，其书为儒者所排摈，若存若亡，不见录于诸家。百年后韩城王笃督学四川，出所藏钞本刻之，世始见其书，而行犹未广。云南方玉润游蜀得之，喜其立说之新，扩之为诗经原始。凡其传播与推崇者不出雍、梁一隅，盖传统束缚之力稍微，始得吸受其豪杰之精神尔！二十年前，适之先生读方氏言而善之，知天壤间有一姚氏通论在，索之于藏书最富之北平，久而不获。其后新繁吴又陵先生北上，行箧中携有王刻本，适之、玄同两先生欢跃相告，予乃得假归读之，当时曾钞一本，施以标点、欲重刊之而未能也。民国十四年，编录古史辨，以适之先生与予讨论姚氏遗着，实开予等治史之门，因缀往还函牍于书首。一时波涛激荡。人咸知有姚氏其人与通论其书矣。十六年，双流郑氏之覆刻本遂出。岁月迁流，迄今又十八年，郑氏举所刻版赠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辑印丛书，列之为第一集，以予与有夙契也，命作弁言。噫，此书版刻三嬗皆在蜀中，兹予避寇托廛于此，而新印本适出，其偶然之遇合耶﹖抑洵有所待耶﹖姚氏九经通论，竭一生心力为之，积稿等身，未付劂氏，竟亡佚而难求。予寻访之至今日，可得为同好告者：古文尚书通论，阎百诗疏证中曾附载十数条；礼记通论，杭大宗集说中散入各篇，玄同先生欲辑录之而未成，予当完其遗志；春秋通论，民国十八年东莞伦哲如先生购自北平某书肆，惜已残缺六之一；仪礼通论，民国二十三年余登杭州崔氏藏书楼所发见，复写一本，观其纸张行格与春秋书悉同，知并为海峰阁中清稿。以沈霾近三百年之物，而历劫不磨，天假吾手而出之，为之喜而不寐。计九经中惟诗、礼两经独全。倭寇侵浙，崔氏一楼书闻已被席卷而去，余所钞者尚留旧京，他日燕云收复，倘青楼无恙，愿归家骆先生并刊之，俾与此书若珠之贯，若瑞之辑，其克豫许我乎﹖顷莅北泉，得休静室，遥望峡中风物，想见当年湖山一角，阁照残霞，首源先生栖止其中，矻矻一经会心微笑之情状。此间秀甲巴渝，岳岳者缙云，汤汤者嘉陵，潺潺者温塘，此书之版藏于斯，裒然居？籍之首，若明珠之在骊颔，腾其光辉，摄人心目，况又得贤主人为之护持而宣扬之，先生其当释久閟之憾于九京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序于北碚北泉公园之木屋

自序

姚际恒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

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诗、书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一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诗异是。诏子曰：「学诗乎？」又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诏门人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其平日自论，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又曰「兴于诗」，又论关雎之义，又论乐而言关雎，言雅、颂，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且数十而未已焉，谓非夫子于易、诗、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间尝窃窥之，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扬雄太玄、王通元经，直妄作耳。是彼三经者，一传不再。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ㄠ么之词、曲，虽同支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独重于诗，岂无故哉！

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如世传所谓诗序者，不得乎此，则与瞽者之伥伥何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者，略举言之：鸱鹗之为周公贻王，见于书；载驰之为许穆夫人，硕人之为美庄姜，清人之为恶高克，黄鸟之为殉秦穆，见于左传；时迈、思文之为周公作，见于国语；若此者真诗之序也。惜其它不尽然，意此必孟子时已亡。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仅以类夫高叟，妄之失且为咸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间观周颂潜之序曰：「季冬荐鱼，春献鲔」，本于不韦月令，明为汉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无事凛遵矣。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予谓若止目为淫诗，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将并诗而废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存于闾巷游荡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以为失次，多所移易；复黜召南及郑、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野有死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忧也。夫季札观乐，与今诗次序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多集传目为淫奔者，乃以为失次，及汉搀入，同于目不识丁，他何言哉！

我尝缅思，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而不能悉得，渺无畔岸，蠡之测海，其与几何！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敛手缩笔，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守阙疑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犹愈于漫加粉蠹，遗误后世而已。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论成，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

序

鄂山

余制蜀六年，恒以公余课士。蜀士颖异者众；求所为根柢之学则十无二三。窃念朱子小学可以端其趋，王伯厚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可以扩其识而练其才，先后镂板贮之。文翁石室旧有藏书；鄙意尤欲于御纂诸经及十三经注疏外，求所未见者增刻数种，志焉而未之逮也。

王宝珊侍御来督学，其校士一以通经为主。今年秋。取新安姚氏诗经通论十八卷刻之。此书为侍御家藏，外间未有刻本，侍御意在嘉惠士林，故不以自秘。夫崇厉经术，助流教化，学臣之责，亦守土者责也。顾余志焉而未之逮，侍御既自尽其职，并能匡余之不逮，谓非余之厚幸耶！

工竣，侍御属弁言，因志其颠末如此。至此书宗旨，姚氏自序已晰，善学者必有得焉，不复赘云。

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冬，长白鄂山谨序。

序

苏廷玉

温柔敦厚，诗教也。孟子之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数语已括其全。后人或泥古而疑其辞，或求奇而昧其义，或执一偏而近凿，或汇众说而易浠，诂经者其说互异，而作诗之意几晦。

新安姚首源着诗经通论十八卷，力排众说，以求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而世无刻本。韩城王宝珊侍御督学蜀中，出其家藏抄本，校而梓之，不以自秘，其嘉惠士林之意，即其羽翼诗教之功也，而侍御之心可见矣。

道光丁酉小春，同安苏廷玉序于四川渖廨。

序

周贻徽

余与宝珊先后入词馆，嗣复同在谏垣。癸巳冬，余外补来蜀。明年，宝珊亦来视学，公余过从益密。宝珊通经术，尤善说诗，每出一语，辄非恒解。余谓匡鼎说诗解人颐，今乃于君见之，毋亦有枕中秘耶？宝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论藏本，行且付梓以广其传。越日：手一卷见示。余读之而跃然曰：今而知读书贵乎能疑；非能疑之贵，贵乎疑而能自析其疑，并能以释人之疑。即以关雎章言之，序以为后妃作，集传则以为宫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为然，并不以集传为然，抑岂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读古人书，未尝不窃有所疑；然重视古人，不敢排击，非不敢也，不能也。偶获创解，而不能贯串全书，综核众说，自成一家言，则平日之窃有所疑者与一无所疑者何异！若姚氏者，真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后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诸家启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读是书者亦为之一快。后人有善疑者，倘复自姚氏启之，析其疑而后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无憾也。夫姚氏岂以排击为能哉！天下之理无穷，人心之灵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学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真善说诗者也。

宝珊言：「姚氏固六义之功臣，诸家之诤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己矣。即以此言序此书，可乎？」余曰：「诺！」遂录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贻徽拜序于锦江鹾署。

序

王笃

余髫龄就外傅张筱原师，首以毛诗训。渐长，稍解字义，每读蓼莪、风雨诸章，辄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于他诗虽习诵而仍无所悟。窃以为诗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

嘉庆癸酉秋，霪雨浃旬，书楼渗漏，重整旧籍，移置他所。于时得诗经通论十八卷，伏而诵之，如历异境，如获奇珍。始悟向者读诗，但以备取材之路，即世所传体注、大全，亦祇训诂字句，于兴、观、群、怨之旨究无当也。先大父文端服官四十年，他无嗜好，独于书籍搜罗殆遍，购藏凡数十万卷，而此书独有钞本。意或有刊行者，偶未之见。洎通籍入词馆，供职余暇，每于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购以备考订，而卒不可得，藏书家亦迄无知者。余益什袭珍之，偶于友人聚谈时拈一二章说之，听者欣然，以为得未曾闻。由是劝余付梓者颇众，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数年来，輶车驰骤，未遑也。今岁试竣，旋锦官，新秋荐爽，居多闲晷，检行箧出此，悉心校，并命子福征襄其事，两阅月而辑定无讹，亟付锓工，以广其传。

夫诗之为用，与天地而无穷，况三百篇乃诗之祖，苟能别具心眼，何妨标举以为好学深思之助。则是书之作也，诚所谓叹赏感激不能自已耳，非有意标奇示异也。读者于此潜心体玩，庶有以得作者之微情，窥删存之本旨，感发善心，惩创逸志，于是乎益验，亦可见先达苦心着论，其有裨于诗教正复不浅。若谓旁着圈评，有类月峰、竟陵之见，是岂知言者所肯出哉！刊成，因缀数语以弁其首。

道光十七年，岁在丁酉，季秋上浣，韩城宝珊王笃谨序于四川督学署。

诗经通论卷前

新安首源姚际恒着

诗经论旨

诗有赋、比、兴之说，由来旧矣，此不可去也。盖有关于解诗之义，以便学者阅之即得其解也。赋义甚明，不必言。惟是兴、比二者，恒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学者亦实无以细为区别，使其凿然归一也。第今世习读者一本集传，集传之言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语邻鹘突，未为定论。故郝仲舆驳之，谓「先言他物」与「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别？是也。愚意当云：「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则兴、比之义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为比，而借物起兴与正意相关者，此类甚多，将何以处之？严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兴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则曰『兴之不兼比者也』。」然辞义之间，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其兴而比也者，如关雎是也。其云「关关雎鸠」，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则又似兴矣。其兴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兴起下义，不必与雷相关也。如是，使比非全比，兴非全兴，兴或模拟，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焉，则兴、比可以无浠乱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比」疑系「分」之误。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如是，则兴、比之义了然，而学者可即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谓兴、比、赋非判然三体，每诗皆有之，混三者而为一，邪说也。

兴、比、赋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验其人之说诗也。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就愚着以观，如卷耳旧皆以，旧皆以为兴，？为赋，愚本左传解之，则为比。野有死无故为兴，？以死必无此理，则详求三体，正是释诗之要。愚以贽礼解之，则为赋。如是之类，诗旨失传，既无一定之解，则兴、比、赋亦为活物，安可不标之使人详求说诗之是非乎！诗序者，后汉书云，「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是东汉卫宏作也。旧传为子夏作，宋初欧阳永叔、苏子由辈皆信之；不信者始于晁说之。其后朱仲晦作为辨说，极意诋毁，使序几无生活处。马贵与忽吹已冷之烬，又复尊崇，至谓有诗即有序，序在夫子之前，此本王介甫。以有序者存之，无者删之，凡数千言；无识妄谈，不顾世骇。其末云：「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薄而不可解者，可尽信之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曰出于国史之采录，或出于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耳。至于辞语鄙薄，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古人安有鄙薄辞语。祖其意可矣。』」按贵与尊序若此，而犹为是遁辞，盖自有所不能揜也。愚欲驳序，第取尊序者之言驳之，则学者可以思过半矣。诗序庸谬者多，而其谬之大及显露弊窦者，无过大雅抑诗、周颂潜诗两篇，并详本文下。抑诗前后诸诗，皆为刺厉王，又以国语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之说，故不敢置舍，于是两存之曰「刺厉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两端，周章无主，可见矣。潜诗则全袭月令，故知其为汉人。夫既为汉人，则其言三百篇时事定无可信矣。观此两篇，犹必尊信其说，可乎！

毛传不释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苌，文帝时人；卫宏，后汉人，距毛公甚远。大抵序之首一语为卫宏讲师传授，即谢曼卿之属。而其下则宏所自为也。毛公不见序，从来人罕言者，何也？则以有郑氏之说。郑氏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有此说，人方以为毛公亦作序，又何不见之有乎！嗟乎，世人读书卤莽，未尝细心审究，故甘为古人所愚耳。兹摘一篇言之。郑风出其东门，小序谓：「闵乱，思保其室家」；毛传：「『缟衣』，男服；『綦巾』，女服。愿为室家相乐。」此绝不同。余可类推。今而知诗序既与子夏无干，亦与毛公不涉矣。郑又曰，「诗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其言并无稽。

诗序来历，其详见于古今伪书考，兹不更述。郑氏于序「关雎，后妃之德」下曰：「旧云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然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小序为大序，大序为小序，不可晓。又或谓关雎序为大序，余为小序，尤非。今小、大之名相传既无一定，愚着中仍从旧说，以上一句为小序，下数句为大序云。或又以小序名前序、古序，大序名后序。愚着于小序必辨论其是非；大序颇为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实多不满人意；于是朱仲晦得以自行己说者着为集传，自此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传者，以序驱之也。集传思与序异，目郑、卫为淫诗，不知已犯大不韪，于是近人之不满集传者且十倍于序，仍反而遵序焉。则人之遵序者，又以集传驱之也。此总由惟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从违靡定。苟取二书而深思熟审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见矣。

集传使世人群加指摘者，自无过淫诗一节。其谓淫诗，今亦无事多辨。夫子曰「郑声淫」，声者，音调之谓，诗者，篇章之谓；迥不相合。世多发明之，意夫人知之矣。且春秋诸大夫燕享，赋诗赠答，多集传所目为淫诗者，受者善之，不闻不乐，岂其甘居于淫佚也！季札观乐，于郑、卫皆曰「美哉」，无一淫字。此皆足证人亦尽知。然予谓第莫若证以夫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证。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乃其作论语集注，因是而妄为之解，则其罪更大矣。见论语通论。

集传每于序之实者虚之，贞者淫之。实者虚之，犹可也；贞者淫之，不可也。

今有人非前人之书，于是自作一书，必其义胜于彼乃得。集传于其不为淫者而悉以为淫，义反大劣于彼，于是仍使人畔而遵序，则为计亦左矣。况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能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盖深刺其隐也。且其所从者偏取其非，而所违者偏遗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论之，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着耳，其它更无胜序处。夫两书角立，互有得失，则可并存；今如此，则诗序固当存，集传直可废也。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余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

毛传依尔雅作诗诂训，不论诗旨，此最近古。其中虽不无舛，然自为三百篇不可少之书。第汉人于诗加以其姓者，所以别齐、鲁、韩。齐、鲁、韩原本无此「齐鲁韩」三字，疑脱，今补。诗既皆不传。俗犹沿称毛诗，非是。人谓郑康成长于礼，诗非其所长，多以三礼释诗，故不得诗之意。予谓康成诗固非长，礼亦何长之有！苟使真长于礼，必不以礼释诗矣。况其以礼释诗，又皆谬解之理也。夫以礼释诗且不可，况谬解之理乎！今世既不用郑笺，穷经之士亦往往知其谬，故悉不辨论，其间有驳者，以集传用其说故也。

欧阳永叔首起而辨大序及郑之非，其诋郑尤甚；在当时可谓有识，然仍自囿于小序，拘牵墨守。人之识见固有明于此而闇于彼，不能全者耶？其自作本义，颇未能善，时有与郑在伯仲之间者，又足哂也。

苏子由诗传大概一本于序、传、笺，其阐发处甚少；与子瞻易、书二传亦相似。才人解经，固非其所长也。

吕伯公诗记，纂辑旧说，最为平庸。

严坦叔诗缉，其才长于诗，故其运辞宛转曲折，能肖诗人之意；亦能时出别解。第总囿于诗序，间有龃龉而已。惜其识小而未及远大；然自为宋人说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