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间，三略多志军谶，亦足为秦汉古书之证。(卷三，页一九-二○)

[补证]

见「六韬」条

尉缭子

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家有三十一篇。今二十四篇。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教人以杀，垂之于书，尤堪痛恨！必焚其书然后可也。史称杨素每临敌，必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对阵辄令数百人出，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如是往复为常：正与此说同。

[重考]

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而佚其七篇，郑樵通志未审汉志有两尉缭，而妄诋班固，过矣。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皆言刑政兵战之事，多近于正，与战国权谋颇殊。至其卒章所云「古之善兵用者，能杀士卒之半」云云，验诸近世火器杀人之利，不殊烛照数计于千年之前，以知古人所谓兵凶战危，洵凛乎其言之也。张横渠早年喜谈兵，尝注此书而不傅。又史记始皇本纪载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距梁惠王鬼谷子时已甚远，当别是一人。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二一)

[补证]

见「六韬」条。

李卫公问对

晁子止曰：「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陈直斋曰：「亦假托也！文辞浅陋尤甚。今武学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何薳春渚纪闻言其父去非为武学博士，受诏校七书，以六韬问对为疑，白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遂止。(恒按：今七书以六韬问对抑置于后者，朱服因何去非此言也。)后为徐州教授，与陈师道为代，师道言闻之东坡：『世传王通元经，关朗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伪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苏也。」马贵与曰：「四朝国史，神宗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名物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官与王震、曾？、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岂即此问对三卷耶？或别有其书也。然晁陈二家以为取通典所载附益之，则似即此书。然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逸之假托也。」恒按：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然总之为伪书矣。以上六韬至问对凡六书，暨孙子，宋元丰中定为七书，谓之武经，以取武士。今世仍之，故予亦类记焉。其孙子别出于后。七书中惟孙子为古；余皆伪，可废也。

[重考]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力诋此书，谓「其词旨浅陋猥俗，兵书之最不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九经，殊可笑。按阮逸所撰中说序，及关朗易传等文，各可观，不应鄙野至是。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掇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肤近，故多读之」云云。但东坡既有此言，必非无据。姚氏疑阮逸书已不行，今本当是神宗时所定，便于武人，特多为鄙俚之辞，说亦近理。(卷三，页二二)

[补证]

见「六韬」条。

素书

称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即商英所伪撰；荒陋无足辨。

[重考]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谓「此书所称仁义道德，皆剽拾老庄之肤语，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等词。又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使商英不为此书，或为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学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称子房以殉墓中，自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闻，则三尺童子业能呵斥矣。」元瑞此言，诚能曲中其失。徒以此书虽伪，尚近古道家宗旨，颇有合于以柔制刚以进为退之理，故至今尚传耳。(卷三，页二三)

[补证]

眉按：都穆曰：『宋张商英注素书一卷，谓即圯上老人以授张子房者。其曰「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之，自是始传人间。」又曰：「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以为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见其伪矣。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圯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圯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雨纪谈)余谓史记留侯世家欲神张良佐汉事，所言多不实。彼四皓者，其事其地，前人犹多疑之；圯上老人与仓海君赤松子等耳，又足信乎？苏轼以为秦世隐君子出而试之，(留侯论)盖虚拟未定之辞，且云其意不在书，而此书竟托之圯上老人作，诚姚氏所谓荒陋无足辨者。(页一九○)

心书

称诸葛亮撰，伪也。

[重考]

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机以迄北狄，凡五十五篇，篇幅俱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大都剽掇孙吴家言，而傅益以迂陋之谈，与所传十六策及将苑二书，同一厚诬前贤，皆不足究诘也。清张鹏翮撰忠武志，朱璘编诸葛丞相集，皆取是书，未免寡识。(卷三，页二三-二四)

风后握奇经

后世伪撰。

[重考]

汉志兵阴阳有风后十三篇，隋志有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其书均久佚无可考，唯唐独孤及八阵图记始有「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之语，其所记，皆与今风后握奇经吻合，盖即唐末宋初入所依托，故李卫公问对称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云云。盖卫公问对亦此时所出伪书，故相印合也。新旧唐志俱不载，至宋中兴馆阁书目，始载风后握机一卷，据伪晋马隆序，今本当即其书。虽空言而具有条理，亦以中国兵事学无进步，故流传八九百年，为谈兵家所祖已。清李光地、张惠言俱有握奇经注，大可不必。(卷三，页二四-二五)

[补证]

四库总目提要曰：『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军以按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着于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谢应芝曰：『握奇经不详所由着。或云出于风后及太公望。又谓乐毅、张良、韩信与为之。然古兵家言不闻有握奇经，其书盖晚出也。黄帝汳泉涿鹿之战，既荒远无征；武王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一戎衣而有天下，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未见其血之流杵也。」彼管仲诡道伐楚师次召陵，且未尝用战，况在风后太公之伦耶！至若晋楚城濮之战，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而先轸郄溱以中军出击，遂致马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设得臣以一军袭之，晋兵有不反顾自乱哉？惟握奇之言兵也，以奇战，以正守，先为不可败以为胜，断乎其不至此。战国以来，杀人如草芥，独乐毅韩信之用兵未尝有败；而淮阴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或曰即握奇阵法也。不得乎此，虽城濮之胜，未尝不危；得乎此，虽以项籍之强，卒胜之于垓下。然项籍既败，以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四向驰击，亦握奇之法，而兵败身死何哉？大抵持刚者折，持战者亡，故曰：节制之师，不敌仁义，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秦人焚书之余，百氏杂家争出，学者又务为隐怪，支离傅会，破谊害道，误人之身家，而握奇之言独近正，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言兵者宝焉。』(辨握奇经)眉按：应芝言近迂阔，不如提要谓唐以来人所托为确。(页一九一-一九三)

周髀算经

汉志无。隋志始有。「周髀」之义未详。或称周公受之商高，故曰周髀，则益诬矣。

[重考]

周者，围也，髀者股也表也，以勾股为术，故曰周髀。周公商高问答，其本文也。荣方陈子以下，所推衍也。其文，辞简而意该，理精而用博，实言数者所不能外。其圆方矩度之规，推测分合之用，莫不与西法相为表里。臧玉林(琳)曰：「此篇文句简质，义蕴精深，当是先秦古书，非后人所能托撰。」谅哉。不见于汉志者，盖汉中秘所不藏，故不着录也。今欧西测天，专恃三角八线，所谓三角即古之句股也，而中国即见端于此书，岂非世界算法之统宗乎。汉赵君卿爽为之注，亦卓绝不磨。(卷三，页二五)

[补证]

顾观光读周髀算经书后曰：『此书废弃已千余年，虽以梅定九戴东原诸公竭力表章，而终不克大明于世者，以其所言周径里数，皆非实测故也。今按经文首章，即云「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图后又云：「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然则经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非其真也。天本浑圆，而绘图之法，必以视法变为平圆。既为平圆，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衡环之，中衡环之，外衡又环之。夫外衡之度，本与内衡等也，而自图视之，则内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极大，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粗细不同，绘图之法，必核其实。若以中衡为主而齐之，则内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难尽，故必变度数为里数，而取数始真，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本为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图视之，半径六十度，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与半径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极里数，并以内衡度法起算，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径六十度，而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两数相差五度，乃以黄赤二极联为一线，于此在线距北极五度，指一星以为识，命曰北极璇玑，一昼夜左旋一周，而过一度。恒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当时实测，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半之得二十四度，即黄赤大距，加璇玑距北极五度，得三十度，适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极，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内衡，又为周天十二分之一，则内衡距北极，必为周天十二分之二，而与外衡距内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数之根，无所取之，乃于王城立八尺表以测日景。夏至正午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较为一丈一尺九寸，即命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内衡数，亦即为内衡距北极数，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万九千里，倍之得二十三万八千里，即内衡径；三之得三十五万七千里，即中衡径；四之得四十七万六千里，即外衡径。以度命之，内衡距北极六十度，内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若与实测不符；而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内衡距璇玑北游六十六度，外衡距璇玑南游百十五度，皆与实测所得，不约而同，且黄赤极并无象可见，今以璇玑表之，可以测北极之高下焉，可以得黄极环绕北极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岁而差一周天焉。呜呼，可谓巧之至矣！但其理隐于法中，而未尝明言其故，自赵君卿以下，随文衍义，未有能阐其微者。戴东原直指北极璇玑为黄极，则璇玑径二万三千里，而内衡距外衡十一万九千里，判若天渊，何可混而为一？钱竹汀以璇玑为近北极大星，似矣；而以十一万九千里为内外衡相距之实数，则黄赤大距三十度，亦振古未闻之异说。皆由不知周髀为绘图之法，且其图为借象，而非实数故耳。余于是书，盖尝展转思之而不得其解。后阅西人浑盖通宪，见其外衡大于中衡，与周髀合，而以切线定纬度，则其度中密外疏，无一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图，欲以经纬通为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真以地为平远，而以平远测天，如徐文定公所谓千古大愚者也。况地圆之理，经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复生异说，故为此论以明其故云。』(武陵山人杂着)钱宝琮周髀算经考曰：『周髀首章言昔者周公问于商高：「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答以句三股四弦五之率，及用矩测望之大要，周公称善。自此以下至于终卷，则为荣方陈子问答之辞，详述勾股测望之应用，确定盖天学说及历法之基础。全书凡七千余字。首章二百六十四字，约占全书二十七分之一。但注释者自赵君卿以后，皆以陈子荣方为周公后人。其勾股测望之法，皆肇自周初。且谓荣方问于陈子以下，非周髀本文。南宋鲍浣之谓「其书出于商周之间」，明朱载堉谓「为周公遗书」，数理精蕴谓「成周六艺之遗文」，皆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也。然周髀开宗明义第一句，为「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周髀非周公遗书，不待证而自明。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无「髀」字。「周髀」二字，在荣方陈子问答中，有明白解释：卷上：「荣方曰：周髀者何？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惟历来解释周髀命名之义者，多穿凿附会之谈：如晋虞喜安天论云「周髀或人姓名，犹星家有甘石」；宋李藉周髀音义云「周天历度，本包牺氏之法，其传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清冯泾周髀算经述云「周谓全体，髀谓股分」，皆不以陈子之说为然，不知何取。周髀七千余言，几全取陈子之学说；商高一篇，不过为全书之导言耳。周髀二字之取义，自当以陈子之说为是。周髀书撰着时代，亦当由研究陈子学说决定之。余考周髀所详天体论测望星象诸大端，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撰书时代，当为略后，而相去不远。周髀首章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与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同意。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亦言「天圆地方」，然恐是伪书，撰着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其证一也。周髀「勾之损益寸千里」，与天文训「寸得千里」「南千里阴短寸」算法相同。惟天文训表高一丈，而周髀则表高八尺。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皆与周髀术同，而时代较后。其证二也。周髀「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与天文训「正朝夕」求「东西之正」大同小异。其证三也。周髀以日冬至在牵牛初，夏至在东井，春分在娄，秋分在角，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娄四度春分，井三十一度夏至，角十度秋分相符；较之天文训二月建奎娄，五月建东井，八月建元，十一月建牵牛则稍异。以岁差考之，周髀所载实测时代，当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四也。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为注者赵爽新术。据其自注，周髀本法，「以一日之率，十五日为一节」。又云「旧晷之术，于理未当」。天文训亦言「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计算皆不求精密。其证五也。周髀一日分十二时，称曰日加某支，与三统术同。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是称。周髀撰着时代，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六也。古无二十四气之分，秦汉间实行颛顼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始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时之始，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曰「日长至」，「日短至」，称二分并曰「日夜分」，犹与现行者名目稍异；至淮南子天文训，冬至之后，每隔十五日，有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次序皆与现行者相同矣。惟汉武太初元年以后之三统历，据三统谱所载，立春之后，先惊蛰而后雨水，春分之后，先谷雨而后清明，与今制序次稍异；后汉四分历以后，始改如今制。又按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之月云「蛰虫始振苏」，仲春之月云「始雨水」，天文训言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当与三统历谱相同，今之传本，殆经后人改窜者也。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亦与东汉四分术同，而与西汉时实行之三统术异；但周髀晷影算法，为注者赵爽新术，其二十四气次序，或经爽据当时历术改正，原文次序，无可考矣。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惊蛰节原作启蛰，汉人避景帝讳称启蛰；开元以后又复惊蛰之称。今传本周髀以启蛰为二月节，岂其撰着时代远在景帝以前乎？余以为自景帝以至汉末三百余年，周髀书辗转传抄，未必能保持原状。今本作启蛰，可有两种解释：一，赵爽似是三国时吴人，对于汉帝名讳，已不必顾忌，更定晷影新术时，改复旧称。二，李淳风造麟德历术，主用启蛰旧名，当其校注周髀时，改惊为启。二说孰是，则未能断言。周髀算学于分数乘除及开方算法已甚完备，与九章算术方田少广两章之术难分轩轾，或是同时代之著作。余考九章算术勾股章在东汉末始得成立，刘徽重差章则撰于三国时。东汉郑众注周官保氏九数云「今有勾股重差」，是勾股与重差，在郑众时皆不列于九数之内，距二术草创时期当不甚远，勾股重差在周髀书内已略具椎轮，未成大辂，似皆可为周髀撰于西汉时之旁证。』(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眉按：此书不必论真伪。录顾说，以见此书在科学历史上之一定价值；录钱说，以见此书即为西汉人所撰，亦可证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之久远。(页一九四-二○○)

石申星经

史天官书引齐甘公魏石申。今传有石申星经，亦伪也。

[重考]

史记天官书言齐有甘公，魏有石申，(汉志作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皆在战国时，非汉人也。尝考天官书词致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故班孟坚即取之以作汉书天文志，后之言天象者，舍史汉而别求甘石之经，何异弃周鼎而求康瓠。今汉魏丛书本星经二卷，题汉石申撰。据隋唐志俱有星经簿赞一卷，而无星经二卷，至读书志、通考、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指为甘石合撰。又别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当即隋唐志之星经薄赞而不同也。晁氏称「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今本自四辅六甲以下一百六十二节，合之晁氏所称，约略相同，当即一书，实后人采晋隋二志之文成之，词意浅近，必非古书，故读汉书天文志注，易干凿度郑注引星经，今本皆无之。是知刘宣卿所见之星经，尚是真古书，未审佚于何时，而今本星经，当属北宋人所伪托可知也。(卷三，页二六-二七)

[补证]

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曰：『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今世所称甘石星经，乃后人伪托，多袭用自不能掩，较之太史公书，独周鼎？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要其剽窃之之与康瓠也。』(跋星经意同)又十驾斋养新录曰：『续汉书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今本皆无之，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吴汝纶廿八宿甘石不同考曰：『甘石之星经亡久矣，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今所传星经以为石氏书者赝也。太史公言星多采之二家，然不取其占验，以为米盐凌杂，以故其说不传。今其遗说之可考者，独廿八宿之名目耳。自周礼载廿八星而不详其目，尔雅止十七星，月令则廿六星，今所传廿八宿之名，始见于吕览。而史记律书则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易以建星罚狼弧四星，又以七星次张后，与吕览不同；至天官书言岁星之行次，则又与吕览合。尝读汉书天文志，其言岁星行次，仍天官书之文，以为石氏之说，而附甘氏说于其下，则皆合于律书，乃始恍然其故：盖律书之所载者，甘氏之星名也。吕览之所载者，石氏之星名也。天官书所以不同于律书者，律书取甘氏，天官书取石氏也。至淮南子时训解但取石氏，而甘氏廿八宿之名，于是遂绝不传。甘公齐人，实先于石氏，其说亦最古。汉高祖时，有甘公知天数，非着星经者，或者其子孙欤？』又自注曰：『甘氏石氏二家不同，即其言宿名者，而其书之为说盖可知矣。石氏较甘氏稍逊，然亦非。

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太史公天官书盖兼择二家之长，考之可略得甘石之精矣。今之星经，则后人采隋晋二志为之，而假托于石氏者耳。至明人刻星经于汉魏丛书，署云甘公石申撰，直以甘石为一人，尤为可笑！』眉按：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亦尝辨合甘石为一人之非曰：『星经一卷，原本题汉甘公石申着。文献通考亦作甘石星经。按史记天官书总论：「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徐广注「甘公名德，是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