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序亦以为所增者非公手笔无疑。

[重考]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皆不载此书。据卷首东里跋，罗一峰序所云，实明初晏彦文璧所作，托之吴氏也。朱氏经义考称「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竹垞之说是也。(卷四，页一)

[补证]

张尔歧蒿庵闲话曰：『愚读仪礼，自郑贾注疏外，偶得吴氏考注，稍一涉目，辄掩卷置庋阁，以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为说，则大违经意故也。及仪礼郑注句读成，乃取考注为之勘订。其不用郑贾者四十余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余支离之甚，不须剖击，疵病立见。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不然，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读之，又取其书与之覆较，遂确然信其非吴氏之旧也。序云：「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则又详列其目矣：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草庐本书次第，略见于此数言。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草庐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真可恨也！』朱彝尊经义考曰：『按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眉按：以吴澄三礼叙录证此书之伪，郑瑗已先言之，曰：『三礼考注，或谓非草庐书。考公年谱行状，皆不言尝注此书。杨东里谓其编次时，与三礼叙录不同。予按卮言集周礼叙录但云「冬官虽缺，今姑仍其旧，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今此书篇首亦载叙录，乃更之曰：「冬官虽缺，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卮言叙录云「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而此书「十」字下，乃加「五」字，此盖或者欲附会此书出于公手，故揭公叙录置之篇首，又从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古文也，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及观其所考次，亦不能无可疑者：如春官大司乐而下，皆取而归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职，则取而归之司空，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之语，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亦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之言，实相表里。由是观之，则司徒岂专掌教而不及养，宗伯岂专掌礼而不及乐乎？叙录所纂仪礼逸经文，仅存者止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至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亡矣。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云：「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此纬书野史之说，曾谓礼经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补公冠，虽公之意；然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浠，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犹略存经之仿佛，以之补经，当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井观琐言卷三)此。可与张说先后相勘发。又按：杨士奇跋(姚氏作序，误。)谓：『此书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为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别为一卷，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尝闻长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学于公，元季兵乱，其书藏康氏，乱后，郡中晏璧彦文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有。余近岁于邹侍讲仲熙家见璧所录初本，注内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而书之，其迹隐隐可见。』则璧之掩此书为己有，仍留极大之罅漏。且璧素与士奇往来，其编乾坤清气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数处，士奇尝与之辨，(亦见跋)可知璧固敢于作伪者，而郑瑗张尔歧揭其与序不合之说又甚核，璧诚谬诬先正之妄人也已。(页二二七-二三○)

文子

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唐志录魏李暹注，为十二篇；与今篇次同。晁子止疑为暹析之。李暹注传曰，「姓辛，葵邱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陈直斋曰：「按史货殖传徐广注：『计然，范蠡师名。』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唐徐灵府引以为据。然自班固时已疑依托，况未必当时本书乎！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按直斋此辩，则李暹固承前人之误，以文子为姓辛，名钘，又号计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删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按河东之辨文子，可谓当矣。其书虽伪，然不全伪也；谓之驳书，良然。其李暹为之欤？高似孙谓子厚所刊之书，今不可见。

[重考]

文子伪书，半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甚详，章炳麟谓亦晋张湛所伪托，似近是。至文子本老子弟子，亦为子夏弟子，并非辛文子计然。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三)

[补证]

眉按：黄震黄氏日钞曰：『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耶？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此伪一也。老子所谈者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此伪二也。其书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后世转声为霸耳；平王时未有霸之名，此伪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书以为老子之言，此伪四也。伪为之者，殆即所谓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欤？』其言甚当。惟谓默希子伪为，似嫌武断。是书班固已疑其依托，历隋至唐未尝亡，固不待徐灵府而始伪；故胡元瑞笔丛仍主宗元驳书之说，而以黄为失于深考。至孙星衍则力持是书并非驳书，其言曰：『艺文志注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按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书有云「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知柔」，又云：「齿坚于舌而先弊。」考孔丛子云：「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曰：子不见乎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莱子。史记所云亦楚人，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杜道坚亦以为楚平王不听其言，遂有鞭尸之祸也。书又云「秦楚汉魏之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矣。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当可引据。范蠡之学，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术也。又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亦谓为是。宋人又疑之　，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诏着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同者多条；惟是否淮南子袭文子，抑文子反袭淮南子，则未敢定。)增损其词，谬误迭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余谓星衍既谓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则固之疑为依托，当由误读而来，不应又谓班固『依托』之托，乃『托为问答』之托，非『后人伪托』之托，且问答之托，为古书所常有，班固既误读此平王为周平王，则文子与平王问答，不妨直云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盖怀疑及其书之本身，未敢为斩然之语，则似之云尔。星衍又据史记『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之说，谓老聃疑即老莱子；则史记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将谓老聃疑即太史儋耶！(叶大庆考古质疑曰，『尝观迁史周纪「幽王时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注云：「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云云，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固已见于幽王之前。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又似非误。况孔子窃比于老彭，彭祖尧臣，绵唐虞，历夏商，则老聃之年，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历春秋之际，亦未可知也。』说亦可笑。)此等惝怳之辞，本不足凭，星衍乃以伪孔丛强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晋之时已百四十年，星衍谓其人至六国时犹在，亦不应老寿至此。综星衍所辨，无以胜黄震，则定是书为伪书，实无不可。而姚氏既疑为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汉微言谓张湛所造)又谓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夫作者既非文子，何得更谓其书之不全伪！姚氏盖犹执宗元驳书之说而未暇深思也。(页二三二-二三五)

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其言曰：「庄子盖取孔子者，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以为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是何异开关揖盗？窃慎夫祸之过于西晋也！」按，晁氏此辨，可谓至正，殊有关系。苏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学不纯，故为此波淫之辞。第苏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误耳。予之疑与苏同，而用意不同。庄之訾孔，余尚蕴藉，此则直斥嫚骂，便无义味；而文辞俚浅，令人厌观：此其所以为伪也。

[重考]

晁氏辨正苏氏谓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之，其说亦未确当。苏氏巧辨，更不足取已。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亦未必庄子自着，当出其徒之手，然司马迁已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一则司马迁所见庄子早有此诸篇。后世崇儒尊孔，恶其对于孔子，过使难堪，遂多方疑此诸篇之伪作。并有谓其文笔不类全书，词过浅露为伪者，不知语有文质，一人之词，尚有前后不同，何可执一而论乎。章炳麟曰：「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筮以绝之。」此正持平之谈。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四)

[补证]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曰：『庄子之书，见于汉志者本五十二篇；今世所传者，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较原书逸十九篇。昔苏子瞻尝斥让王以下四篇，浅陋不入于道；吴草庐又疑其骈拇胠箧等五篇，为周秦文士所为。以余观之，此数篇特其最著者耳，其余诸篇，伪作之迹，亦多可考见。惟内篇七篇，文章浑古，陈义精粹，最为无疵，疑真出于庄子门弟子之手；余篇于义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训释之书，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庄子之旧。今因其体性，合为七类，辨之如下：一，内篇七篇：七篇之文，分之则篇明一义，合之则首尾相承。逍遥游取譬于鲲鹏，以自赞其逍遥，若全书之总冒；齐物论泯是非而均物我，扫荡一切，为立论之前驱。或明养生之道，或论涉世之方，或着至德之符。其体维何？以大道为宗师。其用维何？以帝王为格致。所谓本末兼该，体用具足，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而使其出于拘墟之士，作伪之家，其文理之密察，有能若斯者乎！虽篇中明有庄子之称，必非庄生之所自着，且以庄子之遗弃功名，又岂屑着书以求见于后世，然亦必门弟子之所记而得其真者。庄子之学，尽在于此。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此五篇，文气平衍，词句凡近，通篇一意到底，有如后世之策论，于诸篇之中，自为一体。骈拇论仁义之非人性，而欲返本抱璞，乃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气象衰竭，外若谦撝，内无所据，以庄子之洸洋自恣，岂是作此语者！马蹄以智巧之过归诸圣人，为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注。胠箧更谓圣知之法，徒为盗积，有取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其诋訾圣人备至；然察其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特惩时君之无道而愤激言之，初无义理之可言也。刻意文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而论止于啬养精神。缮性则主于恬知交养，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兴隐，时命之窃通为言，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而谓庄子为之乎！窃以私意度之，此数篇盖本他人自着之书，编者才识劣下，见其与庄子相类，误行羼入。骈拇等篇直入口气，与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獧急，颇敷采色，与李斯谏逐客书为类，则其时代当亦不远。且文中多以杨墨曾史并称，杨墨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而书缘孟子之文，是诸篇之作，必在孟子流传之后。胠箧称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齐亡于始皇二十七年，然则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无疑。(眉按：此本焦竑说。竑曰：『之哙让国在孟子时，而庄文曰，庄子身当其时，昔者陈恒弒其君，孔子请讨，而胠箧曰，陈成子弒其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即此推之，则秦末汉初之言也，岂其年逾四百岁乎！曾史盗跖与孔子同时，杨墨在孔后孟前，庄子内篇三卷，未尝一及五人，则外篇杂篇，多出后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语、秦以前无之，且避汉文帝讳，改田恒为田常，其为假托尤明。』见焦氏笔乘卷二)刻意缮性与前三篇或不出于一手，但其时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一，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养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主于保身全生；达生则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而专志全天以返性命。人间世论涉世立身；而山木则求所以终其天年。德充符主于全德遗形；而田子方则明目击道存，不可以容声。大宗师论天人之格致；知北游则言至道之无为。是必后世学者因庄子之内篇，复辑其逸言逸事为外篇，以发其义趣。如田子方载庄子见鲁哀公事，以史考之，其不相及百有余年，度其所记，必得之传闻，而年久失实，舛错至此，则记者之去庄子必甚久远，非其一再传之弟子所为，可以征矣。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之文，与骈拇等篇最相似，而为数段凑合而成。篇末「贱而不可任者物也」一段，宜颖疑其意杂文肤，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尝不肤，文亦未尝不浅。广成子之告黄帝，所谓「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所谓「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修身千二百载，形未尝衰」，纯是后世黄冠丹铅之术，试检内篇，何曾有此！又云「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夫庄子视天下若将●己，与其留骨为贵，宁曳尾于涂中，乌有所谓不得已哉！君子小人，又儒家等级之专称，老庄绝口不屑道者，盖全篇皆后人所窜入也。天地篇中数称夫子，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谓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为儒者之言，与庄子何与！末段亦与骈拇相类。天道开章「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一段，称静圣动王之道，矜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背驰而不顾。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剖道为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既以有为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乡，尧之为君，以此北面，舜之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谬。尤可怪者，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又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姚鼐曰：「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陆德明曰「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谶纬盛于哀平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观此数端，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天运除首二段外，余皆诋毁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声之末，而汲汲于安其性命，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诗书礼乐，古祗谓之六艺，何尝谓之六经哉！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龙与庄子年不相及；其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寝于巨室，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然其曰「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者，盖言本大化之当然，无所容其悦恶，非即恶生而悦死也。斯篇缘其绪余，矫枉过直，盖浅学者之所为。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整齐有条理之言；余俱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为一体，与内外篇绝不相类。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饾饤之迹，未能尽化。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故既发挥其义，间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俨然本书凡例，其为后人之辞，盖至明白。徐无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与惠子为五，秉是公孙龙之字，庄子何由预言耶！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之庄子，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首先发难者，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列子虽伪书，其时引用庄子，尚自两篇相连，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此就篇第征之，其赝一也。庄子惟内篇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皆取篇首二字，独此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义，此就标题征之，其赝二也。让王篇称道高节，隐然有矜慕之意；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此就义理征之，其赝三也。让王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其不见于吕书者，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说剑乃国策之流，而气格更下之。此就文辞征之，其赝四也。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读史公语，有所未审而失其意，盖非史公之旧。(眉按，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此就史记征之，其赝五也。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论道术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于庄子，故自昔学者，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复入以杂事，更继之以列御寇篇，于义盖不可通。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初与是书无与。世见其推尊庄子，遂取入庄子书中；又以其总论道术，而诸篇皆言行杂事，无可附丽，故举而编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为庄子后序，则所论诸家，当至庄子而止，然后宾主分明，何得于庄子之后，复入以惠施哉！统观前之七类：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达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内篇七篇而已。然庄生之书，存者希矣，区区七篇，岂足以尽其所蓄，片言只句，犹将搜讨而宝存之，矧以数十篇之大文，可弃之而不顾！虽真赝杂糅，未可依据，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用以较其轻重，则外杂之义，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庄子者多矣。蒋文亦往往用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