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

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书载通胡谋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袭侯者，靖海也。子不袭而弟仍袭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挥者，六安也。皆所谓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挥者，宣德也。所谓为胡、陈所诱，朝廷于礼无欠者也。详圣祖备条乱臣之意，一则涉于疑似，一则近于胁从，于罪为稍轻，故其子孙幸免参夷，得及宽政。若荥阳、汝南、永嘉之类，反状著明，负罪深重，则其后必无噍类，虽欲为愍隶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

彬不知其所终。考《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考庚午诏书及《奸党录》，知其坐胡党也。《开国功臣录》云：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练兵临清，后坐胡党，上念其未尝失朝廷礼，宥之。数年卒。郑氏不见庚午诏书全文，误以彬等之坐党在十三年，故傅会以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党事，皆发于二十三年，诏书所谓“朝廷于礼无欠”者，谓朝廷待彬未尝失礼，岂谓彬未尝失朝廷礼哉？郑氏之误解，近于郢书燕说，而大书特书，标于史传，疑误后人，岂非大缪哉！王世贞《功臣表》书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

废丞相汪广洋敕，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所载，与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辞耳。敕云：遣人追斩其首，特赐敕以刑之。而《实录》云：广洋得书惭惧，遂自缢卒。又云：坐事贬海南，死于道。乃知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实录》广洋本传云：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云云。广洋贬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盖此时涂节已上变告惟庸。惟庸等当亦下吏。其狱成伏诛，则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盖此时胡党初发，其同谋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国初讳诛为废，曰废丞相汪广洋者，盖诛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期会者无虑二百余。噫！亦危矣！诸公侯多宿将，惟庸辈亦文法老吏，一旦举事，如中风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涂连袂而抗议，岛夷草地，交关密约，流佣厮养，参预秘计，夜集晓散，会比期门，彼挽此推，号同邪许。此岂非天厌其恶，神夺其鉴，乘舆无触瑟之惊，庙门鲜ㄚ服之恐，使之贯盈败露，自取灭亡也哉！如其不然，则爰书具在，岂无傅致一时？反状已明，抑或传疑百世？后之君子，摩挲简牍，必有俯仰心悸，徨涕流者矣。为撮其要辞。胪列如左：

嘉靖中，赠故大监云奇为司礼太监，以其守西华门发胡惟庸谋逆也。南京城西华门内，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后堂甍栋具在，曰旧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谓醴泉出，邀上临幸，伏甲谋不轨者也。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据国史以驳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当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实也。余考《奸党第二录》载卢仲谦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师令金火者引仲谦同仪仗户耿子忠等往见丞相，前去细柳坊胡府门首。又汝南侯火者寿童招云：胡丞相在细柳坊住，与我官人住近，尝与丞相往来饮酒。则惟庸私第在细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一名武胜坊。又考《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之北，与旧内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证也。世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后为吴王，徙居旧内，而别立中书省。按《实录》，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新宫于钟山阳。戊申正月，自旧内迁新宫。《一统志》云：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比皇城大内宫殿成，此称为旧内。然则旧内则元御史台也。世贞谓上为吴王徙居旧内。误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书侍郎，当各有堂阁。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不闻六部皆属中书省为省中僚属也。世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书省大都督府之遗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当与旧内相近。其后改卜大内，居都城左偏一隅，不应预建省府及台于宫之两傍。夫上为吴王居旧内，则省府当近旧内。及既即大位，改筑新宫，则省府当近大内。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图》，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之东，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诏礼曹绘图锓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则昔之省府，其不与大内相远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详考之。

初学集卷一百四

○《太祖实录》辨证（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词连李善长等。赐惟庸、宁死，善长勿问。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长大逆罪状。廷讯得实，善长遂自经；赐陆亨等死。

按《洪武实录》：十三年正月，涂节告胡惟庸、陈宁等谋反，事连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亨等。上命群臣更讯得实，赐惟庸、宁死。群臣又请诛善长、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绩为惟庸通朔漠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刑官请逮善长。诏勿问。会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亦发善长素与惟庸交通状。上命廷讯得实。召善长诣奉天门，抚遣归第。善长遂自经。此国史所纪善长得罪之始末也。尝窃疑善长以元勋国戚，结党谋叛，罪不容于死。业已更讯得实，群臣劾奏请诛，其义甚正，而上以勋旧曲赦之。十年之内，宠寄不衰，有是理乎？纵上厚待之，善长独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戆勇武夫，置之勿问犹可也。事露之后，上独无纤芥之疑，而出镇专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谋逆，以初起时股肱见贷。当时公侯，谁非丰沛故人，亦欲为仲亨所为，其孰能禁之乎？涂节等之上变，已经更讯。后十年再命廷谳，始致辟焉。将初辞犹未尽，而后狱乃致详乎？抑前之更讯者无左验，而后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缓之十年，发之一日，劾奏者攘臂于先，而举首者接踵于后。天下后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狱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庚午五月之诏，与善长等之招辞，胪列备载，乃知惟庸之谋逆，发于十三年。善长弟侄之从逆，发于十八年。而善长与吉安、平凉诸公侯之反状，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后发觉也。国史所记，其失实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诏云：三十九年已被瞒过。三十八年善长招云：十三年奸党事发，侥幸不曾发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向糖说出胡党免死，发崇明安置，不曾推问善长情节。则善长之反状，二十三年以前未尝发觉，晓然无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韩公之恩礼弥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发觉，而逮问相错，诛夷殆尽，此事理之可信不诬者也。不知永乐初史局诸臣，何不细究爰书，而误于纪载若此？窥其大指，不过欲以保全勋旧，揄扬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顾当时之事实抑没颠倒，反贻千古不决之疑，岂不缪哉？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

一、《实录》：刑官请逮善长。诏弗问。下善长从子佑、伸于狱，廷讯得实。上召善长于右顺门，抚慰遣归，善长乃自杀。是善长始终未尝下狱也。按太祖手诏云：敕锦衣诣置所提到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发觉知情缘由。则逮问者善长之弟存义，存义之长男伸与李存贤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备条乱臣情辞，则首列善长招辞，而次及存义与其子伸。善长倘终不下狱即讯，则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李善长之招乎？又按营阳家人小马招云：今年闰四月内，闻知李太师下。盖指二十三年之闰四月也。此非善长下狱之明证乎？俞本《皇明本记》云：国老太师李善长为逆党事伏诛，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余口悉斩之。然则善长之不下狱与归家自经，盖亦史臣有隐之辞，非事实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于狱。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师。”群臣不可，佑即惟庸之婿也。李存义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发，钦蒙免死，发崇明安置。存义与伸俱免死安置，则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义、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无佑尚在之理。此必国史之误也。王世贞撰《韩公传》，于十三年书云：遂止诛存义，并赦佑。尤为失实无据。

一、《实录》：惟庸以兄女妻善长从子佑。善长之弟存义，佑之父也。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悸曰：“尔言何为者？若尔，九族皆灭。”存义惧而去。十余日，惟庸又令存义告善长：“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本文吏，用计深巧，虽佯惊不许，然心颇以为然，又见以淮西之地王己，终不失富贵，且欲居中观望，为子孙计，乃叹息起曰：“吾老矣，由尔等所为。”存义还告。惟庸喜，因过善长。善长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按《实录》所载与上手诏及善长、存义等招，大略相同。手诏之罪善长曰：李四以变事密告，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机，狐疑其事。以致胡、陈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肆谋奸宄。善长自招，一云：寻思难答应。一云：这事九族皆灭。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皆徘徊顾望，一无坚决之语。其所云：这件事若举，恐累家里人口；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举。此则其本情也。惟庸反谋已久，谋欲善长为己用，兄弟子侄，宾客朋旧，下及僮仆厮养，举皆入其彀中。善长昏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去，宛转受其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显之邪谋，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以酿身后之祸。而况可责之于善长乎？坐此族灭，岂为不幸哉？庚午诏书，条列善长罪状，不过曰：平昔以吏心自处，默然不答，以致胡、陈知其意。所据者，善长与存义、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妇女一切招辞，牵连错互，虽胪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诏皆不及焉。盖圣祖之意，亦未必尽以为允也。呜呼！亦可哀矣哉！

一、国史序善长与惟庸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第按《昭示奸党录》条列善长诸招，则亦有未尽核者。盖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谋告李存义，使阴说善长，未得其要领，乃使其旧人杨文裕许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亲往说善长。善长犹趑趄未许。即国史所记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者是也。然此时善长未许。至十二年八月，存义再三往说，善长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语。今乃尽削去前后曲折，谓惟庸使存义说善长，善长不为动，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叹息而起，遂自往面订逆谋。譬如赋诗，取义断章，岂可以为折狱定罪之法乎？惟庸过善长密语，据善长自招，则云知道了；据火者不花之招，则云善长怒骂李四，惟庸即去。正圣祖所谓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闻，遥见颔首。国史叙事，盖用太史公《淮阴》诸传之法，可谓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实录，则犹有间也。

一、《实录》：善长家奴卢仲谦等发善长与惟庸往来状。惟庸为宁国知县，善长荐为太常少卿，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及惟庸欲谋反，善长阴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惟庸。惟庸皆厚与金帛，以古剑谢善长，且言此回回国所献者。又以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奉善长。按《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盖宫殿。三月间，胡丞相来点凤阳城池。丞相解剑赠太师，云是回回国所出，名木樨花并铁剑，不问甚么甲，层层透。十三年六月，太师命不花碎此剑。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舍以千金宝剑送太师。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抬木匣一个，有小玉壶瓶一个，玉盘盏二副，玉龙头大盏一个，玉马盂一个，玉盘一个，桃样玉盏二个，摆起来恰好一卓子。太师朝回，逐件看过，喜欢收了。至第二日，太师朝回往谢。酒间，丞相说：“玉器不打紧，我明日淮西地面盖起王府，拨五十家行院与你做家乐，那时才是富贵。”十三年，胡党事发，太师令脱脱火者将玉器并剑打碎，掷在河里。此火者来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间，太师早朝回，唤家人卢仲谦及仪仗户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赏钞七十贯。至晚，太师又说胡丞相要几个人用，你们去根他，重赏赐你。即令金火者引仲谦等去细柳坊门首。李四官人引见丞相，丞相每人与银十两，又说：“你每是太师家里有用的人，常根我做贴身伴，当扶助我成得事业，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谦等喜允，一向跟随本官出入，时常与李太师家商量事务。十三年，胡党事发，仲谦与陈仲良逃回太师家躲避。此卢仲谦等之招也。《实录》所载狱辞，大抵援据各招，约略相合。第据诏书及善长等招，善长虽与惟庸结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善长，许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长方心动。至十二年八月，李存义来言，犹再三坚拒。而仲谦之招，以为善长遣往从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尔，则惟庸之反状，善长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仪仗户杂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长之不就己，而使其故人子侄宛转游说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内，太师常去胡丞相家商议，太师云：“若谋反，必要几个大公侯同谋。”如此则众公侯之从惟庸，皆善长主谋使之也。乃其身顾重自犹豫，不肯决然同事耶？仲谦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师使伴当耿子忠请吉安、淮安、临江、营阳、平凉、永嘉六侯吃茶。太师云：“我请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事务。”善长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悖，如病易丧心者所为？岂仲谦等诸招，与夫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者，亦有不足尽信者耶？或谓善长巧伪舞文，掩匿其通谋之状，而以狐疑观望，曲自抵讳，冀上怜而贳之。然以太祖之圣明，岂不能洞见其隐，而但据其抵谰之辞，以播告天下哉？核善长之罪状者，当以庚午诏书及善长、存义四招为正。如国史据拾仲谦诸招以傅爰书，则情事舛驳，疑信错互，千载而下，回翔翻阅，必有反抉谪其罅漏，为善长讼冤者矣。姑书之以俟后世焉。

一、《实录》：胡惟庸谋乱，密遣元臣封绩使于元主。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海获绩，善长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狱，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庚午诏书谓耿忠、於琥在宁夏时，听胡、陈分付，送封绩往草地通信，后破胡营，获封绩，二人反情，由是发觉。初不及善长私书及匿不以闻事也。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则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长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朕见其深奸，提伊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供发知情缘由。善长自招云：今年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给付姐姐，及将亲人丁斌妄奏。致蒙送问，供出李四缘由。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长前项缘由。则善长之事，由丁斌发觉明矣。按丁斌者，扬州高邮人，西安护卫百户周祥之义男也。周祥有胆勇，系张氏同佥归附，出入胡丞相门下，参预谋议，得升本卫千户。祥在京师，尝以其女原奴许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殁于西安。斌与祥之子周，食贫无以为生，因太师从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与其婿黄质引见丞相。丞相讯知祥已死，为之叹惜，遂命袭职，除杭州卫；留斌出入门下，如祥在时。一日，斌与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与太师弟李四在西轩闲坐。丞相谓李四曰：“周千户在时，曾以女许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妇矣，汝侄神舍尚未娶。吾为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谢。七月，斌义姊遂归神舍。神舍者，李存贤之次弟，仁之亲弟，而太师之从子也。斌自此与李四叔侄侍丞相饮酒。丞相每告戒，令齐心举事，事成，富贵不小。斌等心识之，不敢泄。十三年，胡党事败，斌惧祸逃杭州，往依周。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为事处决。斌复来神舍家，闻石敏、黄质等事发，欲逃归。未果，为法司逮问。此丁斌招辞之大略也。由此观之，则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发觉；善长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为封绩手书之故明矣。国史于善长一狱，不胜舛误。即所记台臣前后论劾，凛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己意文致其词，未必当时白简果如此也。封绩爰书，详具于后，其词亦未尝连善长。

一、封绩招云：绩系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作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海南住坐。因见胡、陈擅权，实封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非者，即匿不发，仍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鞠问，坐死。胡丞相著人问说：“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遭，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居指挥、於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就与马骑，引至火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说与，著发兵扰边。我奏了，将京城军马发出去，我里面好做事。按封绩招词甚详，绝不及善长私书，则善长事发，非为有人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迹，此善长大逆不道第一公案。圣祖不以列手诏，刑部不以入爰书，而国史罗缕书之，独何所援据哉！以圣祖所条示为案，而力刊《实录》之误，可也。《实录》又云：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惟庸等遗书遣之。按绩本武进人而曰河南，童稚被掳，身为厮养，而曰元臣来归，且所记遣戍遗书之故，与绩招无一语相合者。国史之不足征，一至于此。

一、诏书云：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善长招云：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姐姐给亲及将亲眷丁斌妄奏。《实录》云：京民通惟庸作乱者，法当徙边。善长受奸民赃，奏请数给其亲。《九朝野记》则云：京民为逆，﹃其半，迁其半于化外。善长复请免其党数人，按善长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党，合迁化外者。善长奏请免之，致将丁斌提问。若云以合迁京民奏给其姊及丁斌，恐无此理，当以《野记》为是。因诏书出自圣制，文义奥古，故《实录》误解耳。又如诏书云：陆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麦藏草间。朕呼之曰：“来。”盖以罪状仲亨，著明其负恩忘旧，而《实录》援引，以为上对群臣曲赦仲亨之语，则不啻背驰矣。国史之多误如此。

一、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听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师说：“我有得多少人，和汤大夫处借些人。”太师自去请汤大夫前厅饮酒，太师说：“你的军借三百名与我打柴。”汤大夫说：“上位的军，不是我的军，我如何敢借与你。”酒散，太师对李六十说：“上位气数大，便借得军，也无军器，且慢慢理会。”（此招与《实录》相合）。

一、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师为救仪仗户事，上位恼李太师，著人在本家门楼下拿去察院衙门。丞相奉旨发落归家。爷儿三个在前厅哭，发狠：“我做著一大太师，要拿便拿。”当月第三日，丞相来望太师说：“不是我来发落你，上位怎么肯饶你？”

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师钦差往北平点树，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太师抱怨说：“我与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两头来往走。若是这等，事业也不久远。”八年三月，钦取太师回京。不数日，太师往告诉胡丞相：“上位如今罚我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太师管田户潘铭招云：太师于洪武八年凤阳盖造宫殿，差往兴原转运茶。与陈进兴说：“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九年三月回家，对胡丞相说：“许大年纪，教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俞本《纪事录》：七年十二月，善长奉旨差诣汉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访察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