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

事不数也。”而皆曰：“犹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词而甚之之词，宜其为此异端之说也。且夫天子诸侯之所为告朔听政者，以为天欤为民欤？天无是月而民无是月欤？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闰月以废丧纪，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废政事欤？

夫周礼乐之衰，岂一日之故，有人焉开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渐逐至于扫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视朔。”《公羊传》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视朔？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视朔者，无疾而不视朔之原也。闰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圣人忧焉，故谨而书之，所以记礼之所由废也。

《左氏传》曰：“闰以正时，是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而杜预以为虽朝于庙，则如勿朝，以释经之所书“犹”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论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之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书也。《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谷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谷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守，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非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谷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论春秋变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从焉。《记》：“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成阝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抚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曰“顾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之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四十二

◎论十首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番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损益者，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曾阝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纟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饥于壶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曾阝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存亡继绝，犹不齿于仲尼之门，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曾阝子有罪而讨之，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则秦穆公获晋侯，且犹释之，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公之师，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秦始皇帝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

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周公论】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管仲论】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队，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