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言皆非也。本部堂所处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与足下宗旨不同。若谓必杀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万元此成全之法。昔张良矢志与韩报仇，终轻举妄动，而无济于事。本部堂虽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与昔日张良相仿佛。故所谓成全足下者，亦如黄石公之成全张良而已。

本部堂虽无张良之才，但足下既怀救国大志，惟以血气用事，像东（朱）家郭解一流，究是没用的。是以本部堂决意将足下省释。此后望足下奋力于国家，仍须光明正大，若区区求刺刃于个人，事本无补，且足下纵轻于一死，试问足下有若干头颅，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若小用其才，自轻其命，此匹夫匹妇之气，若有志国家者可不必为。足下以为然否？”贾炳仁道：“大人既国土相许，那敢不勉。总而言之，大人行大人之志，某亦将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说。”袁世凯听罢大喜。

是时，已谈至深夜。袁世凯乘夜再传巡捕来见，密地再瞩咐道：“今日之事，千万不要传说。且此等事若太过张扬，反使鹤唳风声，愈为紧急，只可作为没事的，任他自兴自灭，较为上策。若是不然，要做打草惊蛇，怕暗杀之风日盛，连那些桀骜之徒，反要牺牲一命，从这里博个声名。那时刺客日多，只怕拿不胜拿，捕不胜捕了。”

巡捕听罢，只是点头无语。因袁世凯之言，他既不敢违抗，惟自己以为拿了这个刺客，当是一件绝大的功劳，好谋个奖叙，今袁世凯独不要张扬，这场保举，定是没望了，故此更不答话。

袁世凯默会其意，即说道：“论起这件事，都是你一片心，实在可取。今本部堂纵不把此事再提，将来必寻一个机会，好提拔你，以作勉励，你尽可放心。即衙内各人，你也提点他们，不要多说。你们既尽心衙内各事，本部堂自然有主意的。”那巡捕听罢，方诺诺连声的去了。

袁世凯即转回上房，拿了二千银子出来，全是西国银行的银票，即对贾炳仁道：“今有银子二千元，本部堂要送给你。

你明早速离此间，不要逗留。你拿了银子，若要归守田园，不问世事，尽可过活得去；若有心国家，就拿这些银子往外洋游学，他日成功，尽多合用之处。但须知丈夫做事，要正正大大，磊磊落落，不要徒轻性命，像那愚夫愚妇以死为荣，实不足取也。”说罢，即将银子交给贾炳仁。那贾炳仁一力坚持，口口声声说：“得留残生，已是万幸，再不敢领此巨款。”惟袁世凯苦苦要赠他，并说：“这二千银子虽少，正所以成全你一生事业。”贾炳仁被强不过，方才受了。并道：“某以血气用事，今番所遇若不是大人，恐今日在狴犴中，明日即登断头台上了。”说罢，无限哀感。袁世凯复勉励一番而别。

自此，直督衙中都不提拿获刺客的事。只自贾炳仁被获那一天，传出之后，所有天津一带也哄传了，都欲听候着此案怎样办法。初时报纸方传遍了，过了两三天，竟绝无消息。有与督衙员役认识的，也来问及此事，倒答称是假的。过一会，渐渐不提，便当此是真正误传的了。

话休絮烦。单表当日联俄之议不成，俄罗斯已知道北京政府里头，用阴柔笼络不得，便欲用那强硬手段。因自中东战后，俄人恃着首倡仗义，替中国争还辽东半岛，所以索得旅顺租界及东清铁路，又借保护铁路为名，在满洲派驻护兵。

及庚子之乱，和约既成以后，北京政府本与俄国订明，那铁路护兵分三期撤退。到那时，俄国竟要违约。因他要寻东方根据，正欲借撤兵之名，多索满洲土地权利。不提防北京政府，又因国民纷说拒俄，所以只催俄人遵约撤兵，绝不敢割让权利。

俄人老羞成怒，不特不撤兵，反调护兵踞了奉天省城。经将军增祺再三诘问，俄人反怒增祺多事，也把增棋将军拘囚去了；更在清国陵寝地方移作兵房，百般欺藐。任清外部如何交涉，俄使总是不理。那俄人真是目无清国，以为可以任意占领。不料竟激怒了日本政府，因日政府前时已索得辽东半岛，忽被俄人强夺了去，一来畏俄国强大，二来与中国疲战之后，自不敢再惹俄人，是以隐怒，只与俄人订约，言明自后大家不得占取辽东，计前后隐怒十年。

日政府早料着与俄人终有一日要决裂的，就养精蓄锐，储蓄财政，增练水陆人马。又虑俄国地方寒冻，日兵知将来捱不得，故又在北海道练了一支奇兵，专能耐寒的，正要寻个机会，与俄人开仗，好雪从前殄夺辽东半岛之恨。恰可俄人踞了奉天，大背前约。北京政府无权无力，竟奈不得他何，日本政府就执前约，向俄人诘问。一面电令驻俄的日使，与俄政府交涉；一面又令外务省，与驻日的俄使交涉，要俄人退出奉天。不料俄政府全不以日本为意，且占踞奉天这件事情，论公理与及约章，固对不住清国，又对不住日本，本无言可答，惟有自恃强大，以为日本断不敢与自己抗争。故于日本政府所有照会诘问，只是支吾答复，弄得日本国民个个激愤。

日政府见民气可用，况又积十年来与俄国相仇的，今见俄人答复，绝无要领，料知一定要战，便外示和平，使俄人不做准备；且知俄国西怕利亚铁路，只成了单轨，远兵运粮，仍属不易。怕将来交通日便，更难与俄人开战，遂决于此时见仗。

躯俄人不以为意，益发示以畏战的形色，因国民愈愤，更把议院解散了。俄人因此更信日本真无战心，是以一切东方军备，只随意敷衍。

时北京政府因俄人不退，正望日本与俄人开战，故暗向日政府怂动，并愿合兵。惟日政府细付：“清国实是不能战的，若与之合兵，胜时便是两国破俄，不见得自己本领；若不幸致败，更以两国相合，且不能敌俄，更为失羞。至于日胜清败，俄人必单趋海国一面，更难以兼顾。”故一意不要清国帮助；即力清清国，如日用开仗时，务请清国守严正中立，不必与及战事。那清政府见得不要自己出兵，更为得法，自没有不愿。

果然，日政府最后发一道文书交给俄人，只让俄人把北满洲收为势力圈，要任日本处置朝鲜的事，又要俄人退出南满洲，限俄人四十八点钟回复。不意俄人实不自量，并欲鲸吞朝鲜，到期仍支吾答复日本。日皇便立刻复集议院，立时开仗。因清政府以有言在前，要守中立的，到这会自然宣布中立。恰那直隶地方，正与战地为邻，故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又在袁世凯身上。正是：任把东辽开战务，反安中立作旁观。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论中立诸将纪功

兴党祸廿人流血

话说当时朝廷既宣布中立，就颁行各省筹备防务，要守严正中立，免为日俄借口。一来防各省内乱，乘机泄发，二来又防两国交战，必有一败，也防败兵阑人中立之境。因此之故，直隶一省是个紧要的去处。因直隶与奉天本属毗连的地方，那一国败时，最易阑入的。恰袁世凯正任北洋直隶总督，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正在他身上，比别省督抚更自不同。那袁世凯一面人京，与军机中人计议，又经召见过，由朝廷询问中立政策。袁世凯早把胸中算定的，奏对过了，然后回任办事。还幸当时已练成新军洋操队，足有四镇之多，计不下四万余人，都是参仿德国与日本的陆军制度练成的，又经聘任日本军官做顾问，训练了多年，尽堪保卫地方，不似从前军队的腐败习气。

故袁世凯当这个时候，自信“中立”两个字，可筹办得来；又因早上已忖知日俄交涉，必至决裂，就请朝廷先照会日俄两国公使，自称日俄若有战事，己国必守严正中立。但从那处地方驻守，总要划清那一处是交战地，那一处是中立地，才有把握。

因此次中国中立，与别国中立不同，在别国中立，只不要兴兵助战，又不要把军火暗中输给那交战国，便是完全中立。惟中国与日俄战争实有关系，那交战地既在东三省，本是中国的辖土。论起别国在己国交战，本是千古罕有的，且交战地与直隶相邻，稍一不慎，怕容易把中立破坏了。故划清战地，实是少不得的。自袁世凯发出这个议论，政府中人皆以为然，所以先分定辽河为界，辽河以东是交战地，辽河以西是中立地，早已分得清楚。

袁世凯便令提督马玉昆领本部人马，出镇沈阳，又令统制段祺瑞在本镇抽调十营，驻扎锦州，又令统制张怀芝在本镇抽调数营，同往锦州助守。一面又令马玉昆，分兵驻守热河。以上各路，都与战地相邻的，先发重兵驻守，以免败兵阑人。又令二三四各镇新军管带官，各在本镇抽调数营，帮守榆关、朝阳两处。计自沈阳、榆关、热河、朝阳各路防兵，都归马玉昆节制。因当时马玉昆系直隶本省提督，且称为淮军的宿将，自改练新军之后，他部下已尽改了洋操，在中国里头，算是能战的。故上年朝廷加恩赏他一件黄马褂，并加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有这个名位，自然由他节制各路。况他又在直隶多年，地势既熟，是以袁世凯用着他。又忖自甲午庚子之后，各军营都畏忌洋人的厉害，恐这会中立，稍有畏怯，即不能严正紧守。

是以马玉昆领兵启程时，袁世凯即嘱咐他道：“这一会出兵，虽不是与外国交战，但稍有参差，即贻外人口实。务须守着公法，倘有败兵过来，不必畏忌洋人，稍有饶让。你们只照此做去，日后有事，即由本部堂担任便是。”

马玉昆得了袁世凯之令，领兵去了。余外发出关外驻守的，都陆续先行出发。袁世凯又令统制官王仕珍，将本镇人马，一半驻守保定，一半调出天津驻守。时提督姜桂题方驻军南苑，袁世凯更令他抽调数营，前来助守保定。若都统凤山，也令他助守天津。更令道员赵秉钧督令警兵在天津缜密巡逻，亦令段芝贵统率警兵，巡守保定。其余各镇协统管带官，或二三营，或四五营不等，都分头派差。如河间、宛平、栾州、西河及通州、开平等处，都分兵驻守。又恐日俄战后，两国水师不知谁胜谁负，或有战败的战船逃至，故又令北洋各水师将官，将北洋所有巡舰、炮舰、水雷，都次第召集，分头在烟台、大沽、秦皇岛等处防守。

自各处调派停妥，所有值差将官，都先后到袁世凯处领过军令，各自开差而去。果然将直隶那几镇新练的陆军分发清楚，各路搭配完全，自京中、南苑、通州，以至直隶全省，都把兵马布得铁桶相似。去后，袁世凯才把所有办理中立、派驻各路防守情形，详奏朝里。清廷见得袁世凯这会调度很有方法，也十分嘉许。一面降旨褒赞袁世凯，并着袁世凯随时留心督率各路，不在话下。

单说袁世凯自办理中立军，将各镇分驻妥当之后，京中皆以袁世凯有才，调动很有法度。惟是有些权贵，见外自榆关，内至南苑，皆是袁世凯兵权所及，且一旦有事，转手间即调动如意，无不得宜，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自不消说。

果然经过日俄战争，陆路如锦州、沈阳一带，从不曾有败兵阑人。水路虽有俄国败走的炮舰水雷，逃入秦皇岛地方，倒被北洋水师留下。所以，附近辽西地方，俄国屡思破坏中立，倒无从入手。当时中外人士也赞颂中国中立十分严正。这都是袁世凯的功劳。所以事后论功，自然以袁世凯居首，就赏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自此有些权贵更为不服，每欲分袁世凯的兵权。那袁世凯也听得这点风声，益发收罗物望。但当时自荣禄没后，早是庆王当国，所以文武大小各权限，都在庆王手上。

袁世凯细想自己官高权重，处着这个地位，实不得不小心。

故一面寻个机会，要交欢庆王。恰有一位姓杨的唤做仕骧，向在庆王之府里，十分信任，那时正放了直隶道员。那袁世凯一来见杨仕骧办事有点才干，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即由他介绍，结交了庆王，投拜在他门下。那庆王虽居大位，惟是以懿亲见用，并无才干，只如木偶。因见袁世凯有点才干，又反喜欢得袁世凯在自己门下，凡事有个倚赖，因此也与袁世凯十分相得。

袁氏更借庆王的势力，行自己的权势，任是京中权贵怎样猜疑，也奈何袁世凯不得。

光阴荏苒，又过年余。自袁世凯有了权势，那时一般国民，凡有点思想的，都望袁世凯有什么改革举动，因他自巴结上庆王之后，一力收揽人才，又攘夺权势。最近如开平矿，也令张翼与英人构讼，争回自己手上管理，其余电报局，亦收回在自己手上。至于官商合办的招商局，那总局本在上海地方的，他亦要争回，作自己权限所及。此外无论什么事，凡有一点有用的，也要归北洋管辖。

这些举动，官场中自然侧目。惟在国民眼中看来，反疑他一味揽权，定有个用意。及见他依附了庆王，并无替国民营求幸福的思想。他除了自己争权固位之外，也无他事，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凯的，也心灰意冷。那些党人，自不免要谋个反动起来，要对付袁世凯那人。那时先有一人，姓张名惠的，也与一友唤做郖重光，却同在北洋一间学堂肄业，数年来都是同心同志。那张惠向来亦只是一个愚直的人，自看了几家报纸，又被中外风潮激刺了，就把脑筋移转来，天天说政府里头于政治是不能改良的，就立意要谋起事，恰与郖重光又同一样志气。

故在学堂里，不过三两年间，就辞了出来，天天只与秘密党来往。

那一日，张惠却寻郖重光说道：“当初只道那袁总督将有一番举动，今他只知道自己争权争势，只替朝廷练好几镇兵，好保全家产，至若是国民权利，同胞幸福，也总不计了。我们不对付了他，只留多几个民贼罢了。不知足下尊意若何？”郖重光道：“足下说的很是。但单是对付了那袁氏一人，究竟没什么好处；若对付了他，能乘机干一件大事出来还好。”张惠道：“不差，现在东洋那里也有几人，回来是要谋此事的，我们益发与他同谋罢。”榻重光道：“这怕还要三思。因北洋是陆军菁华所聚的，怕这边起事后，不多时也大兵云集了。这时却不能不解散，还恐一身难保，似属无益。”

张惠道：“然则足下直是一个畏死的人了 ！”郖重光道：“足下不是这样说，弟并非畏死，只是死也要死得值。若明知干不来，必从这里做去，小弟却不放心。在小弟之意，不过筹个长策，并不是要阻挠足下。足下休要误会才好。”张惠道：“老兄是谨慎一点，推据你又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郖重光道：“现在军队里头，还有几个是小弟相识的，日来已向他运动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逼起袁总督来干这件事。你道好不好呢？”张惠道：“这个计算，若能做得来，自是上上的好计，因袁督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只怕不容易干得。依弟愚见，做事总要缜密些，因运动军界里头，只怕中途反侮，要倒转了枪头，要将我们拿捕，实不可不防。”郖重光道：“这个何消说得，待弟慢慢见过几个同志，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然后打算。”张惠答声：“是。”自此两人也分头秘密运动。

恰那时东洋有十数学生回来，亦谋干此事的。故天津一带，也天天有党人密议。因此，风声传出实不好听，都道有党人在直隶、北京，要谋起事。这点风声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也不大以为然，倒当属下各员打草惊蛇，不免捕风捉影。但见人言啧啧，先后到辕禀报的已有数人，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扎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体严防。那时北京里头，亦有点风声不好，也纷纷派员访察。因此，自北京以至津沽，都四派侦探，凡往来轮船及客寓，都不时查搜，更防有军火运人。便是起货物时，也认真检验。故弄得天津一带，倒人心惶惶。

那时党人见风声已泄，已知道事有不妙。惟幸并无军火运到，以为无什么凭据，故仍自安心。惟是那些侦探员却管不得许多，凡是形迹可疑的，倒要拘去。至于并无事业，只三群五队不时在旅邸出进的，也要拘拿，以为纵使错拿了人，也没甚么罪过，正要多拿些人，好博得成谳，便是大大的功劳。所以在天津地方，见张惠等一干人，倒穿着学堂装束，早已疑他是个党人，故一举一动，也觑着他。更有从前与他同学的，那时已在政界里头，早知道张惠的志气，因更见他不时秘密聚会，就思疑起来，竟把张惠等二十余人一并拘去了。正是：莫道血红能染顶，不分皂白也拘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疚家庭介弟陈书

论国仇学生寄柬

话说张惠等二十人，既然被拘，自己且不知道因何致事情泄漏。但到此时，亦无得可说，仍当自己是并无凭据，即被讯时，亦难断人自己之罪，也不想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当下侦探员把二十人解交警局，羁押待讯。那时总办警局的，正是段道芝贵，当即到辕请见袁世凯，要禀报此事。袁世凯接进里面，段芝贵即把拿获革党张惠等二十人一事，禀称请示办法。

袁世凯道：“可曾有讯过不曾？”段芝贵道：“正在拿获，方择期开讯。不过先来禀报，请示办法。未得大帅命令发交那处审办，却不敢擅行开讯。”袁世凯道：“既不曾讯过，你从那里知得他是革党呢？”段芝贵听得此话愕然，也无可对答，觉袁督此话，亦属有理。想了想，才答道：“人言啧啧，都道他形迹可疑，是以拘他；想亦拘他不错。待一经开讯，便知分晓。”

袁世凯道：“人言不足成谳，若只从形迹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狱。事关人命，你们总要谨慎些。若一心一意要当他是革党，然后用刑求他，实在大误。你们慎勿存一点侥幸功劳的心。况使确是党人，亦不必株连太过。方今风潮如此，实在寒心，只怕误杀一次，即多一次激变人心，落得党人借口，多方煽诱，反足增党人声势，实不可不虑。故你们益发要谨慎才好。”段芝贵听罢，觉此次自己到辕，本一团盛意献功，以为拿得二十人，上司必然欢喜，今袁督这一番议论，实不大愿兴此狱，便似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又不敢多辩，只连答几声“是，是 ”，即行辞出。

回到局里，觉此番虽欲得功，恐不免又成画饼。但费许多精神，方获得这二十人，不特自己以为有功，即部下巡官巡士，亦欲图一个保举。看来，此案便不宜落在直督手上。便一力运动京中政界，好提归刑部审讯。恰当时京中亦有风声鹤唳，亦曾派出侦探员到津密探的。故刑部借风驶巾里，要寻一件事来做，即令将所获二十人解京讯办。直督自不好不从，且乐得将这件党狱离去自己手里，所以将二十人即提解入京。那刑部立即讯了一堂。内中有侃侃自承的，亦有坚不吐实的，亦有供称委实冤枉、不肯供认的。不够刑部堂上，拿出几件桁杨刀锯，早已一一认了。

时直督正欲移文刑部，请他谨慎研讯，后闻在堂上仅讯了一堂，皆已认案。现二十人不日即解回天津处决。袁世凯听得这点消息之时，正在喝茶，不觉一惊，连茶盅也掷在地下，却说道：“怪极，那二十人并非是起事时当场捉获的。只或在客寓或在学堂，说他是形迹可疑，就把来捕了，难道个个倒有真正罪名的？天下事断无这般凑巧。便是那二十人全是同党，也并有一事干出来，亦罪不至于杀。纵使有可杀的，那罪人亦该有个首从，何至把二十人一并要处决呢 ！”说罢，再令人打个电报入京，问刑部将此案如何定法。那刑部果然复称，二十人皆已认罪，日内即行处决。袁世凯见得是实，又复往还电商，请刑部分个首从。那刑部又复称案已定了，不能更改。袁世凯觉无可如何。果然过了两天，已将张惠等二十人押回天津斩决去了。

袁世凯满心不快。只经过此事之后，更触宗室中人猜忌。

大抵除了庆王父子之外，也没一个满意于袁世凯的。那时袁世凯又兵权过重，政府里头虽没什么举动，但有些要争权的，自然日伺袁世凯的破绽，纷纷参劾。因此就令他兄弟里头，怀个履霜坚冰之惧，恐防袁世凯一旦有什么不测，贻祸家庭。因此他的兄弟袁世彤，就把一封书寄递袁世凯，意欲讽他急流勇退的意思。那书道：

四兄大人尊鉴：

窃以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历历可考者，如大舜、周公、子文、柳下惠、司马牛也。圣贤尚有兄弟之变，况平人乎！读《棠棣》之诗，则必洒泪湿书。

弟亦有兄弟之感耳。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也无戎。”此乃常人常事常情也。若关乎君父之大义，虽兄弟亦难相济，德异则相背。大舜圣人也，周公亦圣人也，舜能感化傲象，周公则诛管蔡。舜与象为骨肉之私嫌，舜有天下，不必加之诛讨；管蔡乃国家之公罪，而周公不妨以大义灭亲。

吾家数世忠良，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德矣。二十年来之事，均与先人相背。朝中所劾者，四百余折，皆痛言吾兄过恶。吾兄抚心自问，上何以对国家，下何以对先人？母亲在生之日，谆谆告戒于吾兄，而兄置若罔闻，将置母亲之训于何地！兄能忠君孝亲，乃吾兄也；不能忠君孝亲，非吾兄也。弟避兄，归隐故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间或通信，后十年片纸皆绝。

今关乎国家之政，祖先之祀，万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

自吾兄显贵以后，一人烹鼎，众人啜汁，以弟独处草茅，避居僻壤，功名富贵终不敢问津。

今则吾兄贵为总督，弟则贱为匹夫，非固为矫情也，盖弟非无心者也。兄于弟固不必过加亲爱，弟所于兄亦不敢妄有希求；吾兄之爱弟与否，固非所知，弟所求无愧于己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