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己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绂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篑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讠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皆知主权苟尚在彼族之手，则政治决无由进步。故此说决无成立之理由。其二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而谓各国方眈眈于我，一有内乱，必立干涉。而国随而亡。为此言者，自托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于是别有怀抱者，乐于便托此说以自文饰。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其流毒所播，不可谓细也。今欲外审各国对于中国之方针，内度国民之实力，口极论，阐明革命与瓜分，决无原因结果之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以杜瓜分之祸。愿爱国者相与研究此问题，而悦然于解决之方法也。本论分二大段。前段论瓜分说之沿革，后段论革命与瓜分之无关系。

○第一瓜分说之沿革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中国不能自立，何以为瓜分之原因？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平和不可保也。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势力相冲突，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于是有一国谓势力之不均如此，不如分割之，俾各得其所。于是倡瓜分主义。又有一国谓势力既不平均，若言瓜分，则滋忧也。于是倡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甲午以后，庚子以前，瓜分说极炽之时代也。庚子以后，至于今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说确定之时代也。一言以蔽之，中国未至于瓜分者，列国势力平均主义之结果也。（庚子以前，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瓜分。庚子以后，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开放、保全，始终均势问题也。）而解决之法，后与前异。以上举其概要，以下逐项释明之。

（一）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自立者何？能自以内部之力，完全独立之谓也。故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而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盖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以通商为厉禁，放逐传教师于国外，戮人民之私奉外国教者。人民有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其与外人交接也，觐见之礼，以三跪九叩首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也。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于是奖励和拳，宗室王大臣为其首领。揭扶清灭洋之帜，以招八国之兵。迨乎北京失守，狼狈西遁。此后又一变而为媚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综满洲政府之对外政策，不出二端。前者为倨慢无礼，后者为反复无耻。以至有今日。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可决言者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同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之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

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更观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德国首议处罚元凶。美国答之曰：

（此役暴徒之首魁，即政府诸宗室元老也。故宜先改造清国政府，后乃议处罚之。）

此言诚洞悉当日事变之真相者。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演说有云：

（支那之政府，专以苟且姑息为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谓外交上柔能制刚，利用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而无信义。故日英同盟虽实行支那之保全开放，列国之机会均等主义，然战国派之外交，可惹起内部之变动。）

此其言满洲政府之心事，可谓洞若观火矣。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能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

（二）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满洲政府实足以召瓜分，既如上所述。然各国之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者，非满洲政府使之然也。一由于各国间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我国民之情，实虑瓜分之难行也。盖欧亚交通以来，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联军之役。其战争之目的，欲击破锁国主义，得以自由贸易而已。非有瓜分之观念存于其间。迨乎甲午一役以后，情见势绌，而各国之殖势力于中国者，至不平均。所得丰者思保持之，所得歉者思挠夺之。于是德国首倡瓜分之议。于一八九七年，以海贼之暴举，占夺胶州湾。于是俄藉口以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英租借威海卫，法租借广州湾。此外人屡有不割让地之设定，瓜分之论，极炽于是时矣。然终以势力不平均之故，瓜分适于滋扰。于是美国首提议门户开放主义。英日固同此主义者。于是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英德俄法日伊六国皆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