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所谓迪知天威也。盖上帝命讨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导而行之，非知无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则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于此见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盖十人迪哲，则天命讨贼之义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乱之邦矣。当是时，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专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尔，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当在焉，其不疑盖有由也。故成王所谓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于能察奸谋而定天下之大艰也，岂类小智不明者之所谓格知乎！

《仲虺之诰》之逸文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夫自为者，自己为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为者，通上省文也。疑犹礼言师保疑丞之疑。故与师友并言，盖疑则谋于人也。诸侯自为得师者王。若孟子言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国语》言晋文之长事贾它也。得疑者存，若《战国策》言燕昭之问郭隗而来乐毅也。皆自为得之也，非由敌国为之也，非由异国为之也。士虽有由敌国异国而来者，非受命于其国之君臣而来间我也。故我得之以为己用焉。师其所当师，友其所当友，疑其所当疑，诚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此之谓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讠讠。予既已知之矣，讠讠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谋国者宜如何自省哉？《左传》言楚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之奔晋者，皆怨楚也，乃为晋谋，以害楚焉。故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此霸国余烈云尔。其有近于自为得之者欤？

《周书》之逸文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夫农者，平地山泽之三农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备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三宝者，所以通有无也。《史记》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禹贡所谓惟金三品也。而周监于夏焉，则周之三宝可推矣。断而不续曰绝。虞者，山泽之虞也。财者，货财也。竭而不生曰匮。微而不多曰少。盖足民之食，其原出于农。备身之事，其原出于工。行币之宝，其原出于商。取地之财，其原出于虞。故《史记》引此而说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于此也。今不出焉，则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今《周书》约九职而统言之。其言农也，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其言工也，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其言商也，而商与贾统焉。其言虞也，而虞衡与薮牧统焉。故农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龙断之商。工商者，济乎农而资乎虞也。虞者，农工商所由赖也。此与九职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无遗矣，岂待他求哉！《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奈之何夺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宝之金，不忧其困欤？曰：自《周书》言之，则不忧也。农出其三农之货，工出其百工之货，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中邦之货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其资于货者多也，其资于金者不多也。货之生不穷，而金之生有穷也。此以本富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

《说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则天子之言矣。盖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称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郑氏谓羞犹辱也。惟口起羞者，郑氏谓当慎言是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所以谓无言不雠也。甲胄者，身之兵备也。兵备在身，人皆见而知之，其他无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当阴备，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今乃且形于甲胄乎？《史记》称：子贡之言曰：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此兵所犹起也。或曰：甲介也。礼曰：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如其失也，军容不肃，则必不能兵，乃使觇国者轻之而起兵矣。盖祸患所由者，口与甲胄，则其大者焉。衣裳者，国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当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赐也。犹《诗》美彤弓者，称其受言藏之也。《史》称韩昭侯有弊，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国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谋动兵者之身也。《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郑氏谓当恕己，不当害人是也。《左传》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以其能省故也。盖喜怒所用者，衣裳与干戈，则其大者焉。且《说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胄干戈之间，何哉？《易》之诗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又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师之道，锡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锡命之言也。衣裳者，锡命之用也。甲胄干戈者，行师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于是乎甲胄无谋，干戈不戢矣。《诗》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

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祢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觐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

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土，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

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诗教也。张三世，别九旨，通三统，明六历，随世运升降以立法，循环无端，百变不穷，易教也。大之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无所不具也。举廿四史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无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之法，不啻叠矩重规也。

《春秋》据鲁史为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五学以《春秋》居大学、高等、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修身之礼容，治国之典章，始基来源也。高等大学，皇帝之大同推验。其归宿也，举《春秋》以括终始，得其中而首尾备。故中者握要之图，身家细小不求详，皇帝高远所不迪，一年纲领条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刘旧法，涉猎普通，据一经以应万事，左右逢原，泛应曲当。始终三年，上下俱达。大、高各以一年，化小为大，取效不难。小学之功，宽以三载。蒙学以后，统计八年。平治修齐，通可卒业。得所依归，效可操券。且诸学蝉连，事同一贯。提纲挈领，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耻。存此私议，以张旧法。野人食芹而甘，愿共同好。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机括或在是欤！

○群经大义序

经学有微言，有大义，有事文，有取□□□篇。拟编《群经大义》。盖去幽奥，取显明，舍糟粕，取精华。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说《尧典》二字，至三万言。青年入学，皓首不能通一经。儒无用，实经累之。方今去古逾远，史册政典，日新月积，数十百倍于经传。西学度海，篇帙繁博，过于中典子史，流派尤属芜杂，书简繁多，古今变局也。虑学人讼言废经，欲掇精英，以便诵习。惟是事体大思精，知难而退，固其常也。苏子瞻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由于己出。计穷智出，化旧为新。因取《白虎通义》为监本，略加排次，综考原书，长义可数，略举梗概，有十二绝。

东汉初中国经学最盛，天子临雍，标题讲义，迥非寒素所能比拟。西汉石渠讲论，其书早亡。群书引用者，亦止数条。惟《白虎》巍然独存，为中外一一无二之作，一也。两汉博士，由少渐多，增立十四，为古今之盛会。博士笃守师法，专门名家，魏晋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价尊贵，难于供奉。明帝时当全盛，以国家禄位尊养，乃得供给京师，同堂讲论，二也。东汉去古未远，孔门传授师说，渊源可寻，不似魏晋以后，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东汉以后，师法绝响，是书粹然邹鲁之微言大义，迥非后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应诏命，克臻美善，无抱残守缺之憾，四也。入讲既属高贤，诏命班孟坚论次其说，文章斐然，条畅华赡。故虽谈经之书，辞旨渊茂，无注疏支繁，理学空衍诸弊。即以文论，非后世后及，五也。何许古今分争，调和弥缝，儒林势成聚讼。当时古文虽兴，未能成派，辨别异同，不敢参以诸老，笃守师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说，百不取一。不似魏晋，事杂言庞，以伪乱真，六也。艺文志著录各书，全在故府，今则百无一存。以见存《公》《谷》，当时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归于纪，明待年也。与讥娶母党，皆为今本所无。《乐记》引八音配八风，今本亦属遗佚。《》《梁》作三军，传有脱文，范氏因之疑传。是书独存古本全文，出范本远甚，多足补正今本，七也。魏晋以下，儒生专宗郑学，全失家法，浸淫至于六朝。唐初正义，不知取舍，为经学大厄。是书遗文坠典，一字千金，如三公从守，顺八风施行政事，《论语》天子四饭，取诸四岳所贡，故文遗义，数十百条。又伪《古文经传》，与《毛诗》古书，《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绝无其说，真文秘记，允堪宝贵，八也。道德天命，阴阳五行，为皇帝家法。后儒误解，于平治修齐外，别有所谓道德，趣天下学人，同归禅寂。是书表张皇帝，道出于天，不似后儒有王伯无天下，圣教囿于偏隅，不足以收血气尊亲之效，继往世，开太平，九也。自马郑学盛，孔子外别主文周，与博士日寻仇衅。如五经异义，墨守膏肓，今古分争攻战不已，如仍异同，经义何得一统。是原书不别姓氏，本为长义。又以史读经，糟粕刍狗，启后人废经之说。是书首论六艺，推及百行，继往思来，万世师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舆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骛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