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全录《太史自序》，推其义例，殆与相如、扬雄列传同科。范蔚宗《後汉》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旧法，绳度不逾；虽无独断之才，犹有饩羊告朔，礼废文存者也。及《宋书》之传范蔚宗，《晋书》之传陈寿，或杂次文人之列，或猥编同时之人，而於史学渊源，作述家法，不复致意，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至於唐修《晋》、《隋》二书，惟资众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尽知，或附著他人传末，或互见一二文人称说所及，不复别有记载，乃使《春秋》家学，塞绝梯航，史氏师传，茫如河汉。譬彼收族无人，家牒自乱；淄流驱散，梵刹坐荒；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马、班著史，等於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或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阁，受业於其女弟。岂若後代纪传，义尽於简篇，文同於胥史，拘牵凡例，一览无遗者耶？然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於不替者也。（《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汉书》以下，失其传矣。）後代史官之传，苟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试以马、班而论，其先藉之资，《世本》、《国策》之於迁《史》，扬雄、刘歆之於《汉书》是也。後衍其传，如杨恽之布迁《史》，马融之受《汉书》是也。别治疏注，如迁《史》之徐广、裴る，《汉书》之服虔、应劭是也。凡若此者，并中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汉之史，刘珍、袁宏之作，华峤、谢承、司马彪之书，皆与范氏并列赅存。晋氏之史，自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谢灵运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徵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其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而唐、宋诸家，讫无专录，遂使经生帖括，词赋雕虫，并得啁啾班、马之堂，攘臂汗青之业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

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至於史学流别，讨论无闻，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也。夫迁、固之书，不立文苑，非无文也；老庄申韩、管晏、孟荀、相如、扬雄、枚乘邹阳，所为列传，皆於著述之业，未尝不三致意焉。不标文苑，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文苑而有传，盖由学无专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文章志》传，挚虞而後，沈约、傅亮、张骘诸人，纷纷撰录，（傅亮《续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张骘《文士传》。）指亦不胜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录诸书，今皆亡失。则史氏原委，编摩故迹，当其撰辑成书之际，公私楮，未必全无徵考也。乃前史不列专题，後学不知宗要，则虽有踪迹，要亦亡失无存。遂使古人所谓官守其书，而家世其业者，乃转不如文采辞章，犹得与於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之列也。（常书凡三卷。）唐李肇著《经史释题》，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其书编於目录部类，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赵宋孔平仲，尝著《良史事迹》，其书今亦不传，而著录仅有一卷，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

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刘向，孝义本於萧广济，（晋人，作《孝子传》。）忠义本於梁元帝，（《忠臣传》三十卷。）隐逸本於皇甫谥，（《逸士传》、《高士传》。）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於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後人学识，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无能为役也。汉儒传经，师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就其所业，以志一代之学。则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或以艺文部次，登其卷帙，叙录後语，略标作者之旨，以谓史部要旨，已见大凡。则不知经师传注，文士辞章，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详考生平，别为品藻，参观互证，胡可忽诸？其或事迹繁多，别标特传，不能合为一篇，则於史官篇内，亦当存录姓名，更注别自有传。董仲舒、王吉、韦贤之例，自有旧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诗》，韦贤治《鲁诗》，并见《儒林》而别有专传。）两无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礼》、《乐》之论，乃非十二子书，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於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於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於立传也。史馆徵儒，类皆文学之士，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其人或有潜德莫徵，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不知其业，等於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徵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苟能自得，则於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 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峻洁，於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後学，职是故也。後代文无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骤读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後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於金沙。郑玄娑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牺背。穷经之业，後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苟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前人议《新唐书 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 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复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後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後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梁、陈、北齐、後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於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後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创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徵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於史部所徵，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後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徵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後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於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於史事，未甚亲切也。至於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於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於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後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徵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於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

文徵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後於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後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於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徵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於《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於《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於州县文徵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於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後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於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徵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後来者之别择焉。

●卷七外篇二

○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後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於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於师《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於慎辑详志，无所取於《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於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後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後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後，以志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於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後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荟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於《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如人君行迹，不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徵，篇终断其大略；其馀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於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於义惬矣。人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於后妃列传之上。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後。如郑氏《易》之以《象传》、《彖辞》，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职官选举，入於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忠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属，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於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後。其有时事後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於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於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於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於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