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为治。夫抚驭必因形势，为政必恃纲纪，治书必贵体要，一也。王君以儒术入仕，知所先务。其於治书，洵有得於体要，後人相仍，如县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书者，果能实见诸政治，则必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是则虽为一县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书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赋》，五曰《宫师》，六曰《人物》，七曰《选举》。首仿古人著述，别为篇叙，高自位置，几於不让，而世多称之。王氏士正，亦谓“文简事核，训辞尔雅”；後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可为幸矣。夫康氏以二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谓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而惟以约省卷篇，谓之高简，则谁不能为高简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於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载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为家，於一县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节录太史《周纪》；次则列唐高祖、太宗，又节录《唐本纪》，乖刺不可胜诘矣。方志不当僭列帝王，姑且勿伦。就如其例，则武王以下，何为删之？以谓後有天下，非之故邑耶？则太王尝迁於岐，文王又迁於丰，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实有天下，文王以上，不过追王，故录之耶？则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义？以谓高祖、太宗生长其地，故录之耶？则显懿二祖，何为删之？后妃上自姜原，下及太姜，何为中间独无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谓妇从夫耶？则唐高祖之太穆窦后，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皆有贤名，何为又不载乎？夫载所不当载，为芜为僭，以言识不足也。就其自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称高简者哉？

尤可异者，志为七篇，舆图何以不入篇次？盖亦从俗例也。篇首冠图，图止有二，而苏氏《璇玑》之图，乃与舆图并列，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夫舆图冠首，或仿古人图经之例，所以揭一县之全势，犹可言也。《璇玑》之图，不过一人文字，或仿范氏录蔡琰《悲愤诗》例，收於列女之传可也。如谓图不可以入传，附见传後可也。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为县，特以苏氏女而显耶？然则充其义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阵之图冠首？虽曰迂谬无理，犹愈《璇玑图》之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书朝邑志後

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後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於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於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於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馀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於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馀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书吴郡志後

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户口税租，曰土贡，曰风俗，曰城郭，曰学校，曰营寨，曰官宇，曰仓库，而场务附焉，曰坊市，曰古迹，曰封爵，曰牧守，曰题名，曰官吏，曰祠庙，曰园亭，曰山，曰虎邱，曰桥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进士题名，曰土物，曰宫观，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县记，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异闻，曰考证，曰杂咏，曰杂志。篇首有绍定二年，汴人赵汝谈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时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莫敢刻，遂藏学宫。绍定初元，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谒学问故，惊曰：‘是书犹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从其家求遗书，校学本无少异。而书止绍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等类皆未载。於是会校官汪泰亨，与文学士杂议，用褚少孙例，增所阙遗，订其误伪，而不自别为续焉。”又曰：“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滕成、周南厚三人数咨焉，而龚荐所闻於公尤多，异论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载所为书，篇目可考”云云。其为人所推重如此。今学者论宋人方志，亦推罗氏《新安志》与范氏《吴郡志》为称首，无异辞矣。

余谛审之，文笔亦自清简；後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自沿革、城池、职官题名之属，皆有郡而无县。县记二卷，则但记官署，间及署中亭台，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体参差不一律。此则当日志例，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此固可无论也。第他事详郡略县，称其体例可也；沿革有郡无县，则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吴郡之旧称，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且沿革叙入宋代，则云“开宝元年，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钱ㄈ纳土。”考史，是时改苏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升苏州为平江府。”上无苏州之文，忽入升州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编辑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条下，是足为纂类之法，却非著作体也。风俗多摭吴下诗话，间亦考订方音，是矣。徐辈九老之会，章岵辈耆英之会，皆当日偶为盛事，不当入风俗也。学校在四卷，县记在三十七八卷；县治官宇，既入县记，而学校兼志府县之学，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伦。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不入牧守题名本类，而附见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点刑狱题名，皆大书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於下；提举常平盐茶，皆大书官阶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体例未画一也。牧守载有名人，而题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载品制员额，而但取有可传者，亦为疏略。功曹掾属，与令长相间杂次，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古迹与祠庙、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於山之外，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节史传，亦纂类之例也。依次编为八卷，不用标目分类，尚为大雅。然如张、顾大族，代有闻人，自宜聚族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时代亦复间有颠倒，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前後不乱。岂今本讹错，非范氏之原次欤？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纵欲严其分别，亦当次於人物之後，别其题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间以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郊外寺、县记、冢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门，遂使物典人事，淆杂不清，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罗极博，证事亦佳。但干府、莫邪、属镂之剑，吴鸿、扈稽之钩，传记所载一时神物，亦复难以尽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类矣。奇事一卷，异闻三卷，细勘实无分别，考证疏而不至於陋。诗赋杂文，既注各类之下，又取无类可归者，别为杂咏一门，虽所收不恶，亦颇嫌漫漶无当也。每见近人修志，识力不能裁断，而又贪奇嗜琐，不忍割爱，则於卷末编为杂志，或曰馀篇。盖缘全志分门，如布算子，无复别识心裁，故於事类有难附者，辄为此卷，以作蛇龙之菹，甚无谓也。今观范氏志末，亦为杂志，则前辈已先导之。其实所载，皆有门类可归，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於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於当时；而翦裁笔削，虽不合於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为方志之佳，则不确矣。

○书姑苏志後

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於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横为纬。後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後，或在同时，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权摄，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後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义固无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先得举人，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後，是於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渍於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後，名为平江路府；终宋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於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易，所谓谬也。

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於书志数典，亦不等於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乃不致於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於此志也。其馀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书滦志後

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颠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讲永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按《明史 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著，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テ，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无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仿《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於首阳，封召公於燕，我燕分。”此皆陈氏原编，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鲁国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於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则书中自不便於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於一尊，珥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传经，出於经师授受，隐微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隐义，待己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亻真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馀乎？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概，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铺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任；其人有可称者，即仿《左传》之例，注其行实於下。科目则曰，某贡於学，某举於乡，其中某榜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得旌者，书於受旌之日。而ウ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於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号於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於书明事，不关於正朔者，并不斥去天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於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矣。然《明 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书灵寿县志後

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於史学。所撰《灵寿县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七曰官师，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於一，则所分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略，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竞。”尤为仁人恺悌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陈请於上，有所兴废於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於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於《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於简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子，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