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经解上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电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於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於沦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於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纟番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於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後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後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於纲纪，於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於《礼》，《左氏》、《公》、《》之别於《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後世也。

○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後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若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後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於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後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後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於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於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於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後，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僭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於僭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包》，司马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华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後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不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後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卷二内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後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後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後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娄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後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後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於党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後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气数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於尧、舜”，子贡以谓“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於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徵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 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学者，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复涉於人世哉？学《易》原於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後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後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