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 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 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 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ウ，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 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後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後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後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後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後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後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琢雕，红女之传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後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後，书必数倍於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後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

○感遇

古者官师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於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於师儒，於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於人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