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范注：「《困学纪闻》十三：『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自云为《郭有道碑》独无愧辞，则其它可知矣。其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史记》韩非与老聃同传），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翁注曰：琼非广所能几及，邕作颂而无所轩轾，故王氏讥之。）」

《日知录》十九《作文润笔》条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却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

〔七〕　「该而要」，碑文不如史传详尽，但也不能遗漏太多，因此必须精要。然而为求精要，有时不免漏略，则又须强调该赡。《左庵文论》：「清词转而不穷──凡碑铭及有韵之文，句宜典重，而用笔宜清。伯喈此篇（指《郭有道碑》）无一句轻而无一句不清。又文调常变，故音节和雅而不板滞：斯并足以垂范后昆者也。」又：「《陈太丘碑》，铭文不长，而颇能传神：句句气清，而善于含蓄。」「转」，移，指变化。

〔八〕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许文雨《文论讲疏》：「按刘勰既以诔碑列于有韵之文，并述碑文之为体：『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是说也，殆以碑文原于诗之颂乎？」

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以碑版文字著称，他写的比较优秀的碑文，能显示死者的人格特点，这就是刘勰所谓「巧义出而卓立」。

〔九〕　《校证》：「『矣』字原无，据唐写本、《御览》补。」

《左庵文论》：「此段推崇蔡中郎之碑文为第一，盖非一人之私言，实千古之定论也。试以伯喈之文与普通汉碑比较；一则词调变化甚多，篇篇可诵，非普通汉碑之功候所能及；二则有韵之文易致散漫，而伯喈能作出和雅之音节，『清词转而不穷』，此皆其出类拔萃处。伯喈碑文，既可空前绝后，而传于今者又多，潜心研索，当可尽其变化。」

又：「综观伯喈之碑文，有全叙事实者，如《胡广碑》（本集四，《全后汉文》七十六）；有就大节立言者，如《范丹碑》（本集二，《全后汉文》七十七）；有叙古人之事者，如《王子乔碑》（本集一，《全后汉文》七十五）；有叙《尚书》经义，并摹拟《

尚书》文调者，如《杨赐碑》（本集三，《全后汉文》七十八）；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重复之字句，而无重复之音调，无重复之笔法；洵非当时及后世所能企及也。」

孔融所创，有摹伯喈〔一〕，《张》《陈》两文〔二〕，辨给足采，〔三〕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四〕，志在于碑〔五〕，《温》《王》《郗》《庾》〔六〕，辞多枝杂〔七〕，《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八〕。

〔一〕　《校证》：「『摹』原作『慕』，据唐写本。」《校注》：「谓其摹仿也。」

《训故》：「《后汉书》：孔融字文举，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之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所著诗、颂、碑文凡二十五篇。」按此见《孔融传》。

〔二〕　黄注：「孔文举有《卫尉张俭碑铭》，《陈》文无考。融没于曹子建之前，非陈思王也。」

范注：「《全后汉文》八十三据《艺文类聚》四十九、又《文选》注辑得孔融《卫尉张俭碑铭》一篇，残缺不全。《陈》文亡佚。」张俭，字符节，汉末名士。

〔三〕　《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辨给」，谓便捷巧慧、善于言辞（据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训》）。

〔四〕　《训故》：「《晋书》：孙绰，字兴公，历官著作郎，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按此见《孙绰传》）。《世说新语》：孙兴公作《庾公诔》，多寄托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按此见《方正》篇）。」

〔五〕　「志在于碑」原作「志在碑诔」。《校注》：「唐写本作『

志在于碑』，《御览》引同。按《晋书》绰本传止称其善为碑文，本段亦单论碑，诔字实不应有，当据订。《南齐书文学传论》：『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亦足以证『诔』字误衍。」

〔六〕　《校证》：「『郗』原作『却』，今据唐写本、《御览》、徐校改。」

范注：「《艺文类聚》四十五有绰所撰《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四十六有《太尉庾亮碑》，皆颇残阙不全。《桓彝碑》全佚。」「王」谓《王导碑》，「温」谓《温峤碑》。

〔七〕　陈书良《文心雕龙校注辨正》：「《周易系辞》：『中心疑者其辞枝。』枝，言辞分散也。舍人屡用之与其它字构词，不特枝杂。如《养气》篇：『战代枝诈，攻奇饰说。』《论说》篇：『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

《左庵文论》：「东晋以碑铭擅长者，当推孙绰、袁宏为最。兴公之《桓彝碑》，今已不传。所存《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全晋文》引《艺文类聚》四十五）、《太尉庾亮碑》（

《全晋文》引《艺文类聚》四十六），亦多残阙。其文笔之雅虽逊伯喈，而辞句清新，叙事简括，转折直接，皆得力于伯喈者为多。彦和谓其『辞多枝杂』，盖亦责备贤者之意。」

〔八〕　《训故》：「《晋书》：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历官宣城内史，在郡，苏峻反，为其将韩晃所害，绰为碑文。」按此见《桓彝传》。《桓彝碑》全佚。

《校释》：「本篇选文，首举邕作。孔、孙诸制，乃其流亚。今观蔡氏诸碑，类皆逾扬盛美之辞，实启贡谀献媚之渐。故桓范着《世要论》，有『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讥。而魏武励俗，乃严立碑之禁，降及晋世，禁乃稍弛。」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

《校注》：「范宁《谷梁传集解序》：『《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杨疏：『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议对》篇：『辞裁以辨。』亦可证。」

以上为第三段，讲碑的意义及其发展，并论各家碑文。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一〕，其序则传〔二〕，其文则铭〔三〕，标序盛德〔四〕，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五〕：此碑之制也〔六〕。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七〕，因器立名，事先于诔〔八〕，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九〕，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一○〕。

〔一〕　《斟诠》：「属碑之体，谓撰述笔体之文字也。『属』读『

属文』之『属』。」纪评：「东坡文章盖世，而碑非所长，足证此言之信。」

〔二〕　《左庵文论》：「『其序则传』──碑前之序虽与传状相近，而实为二体，不可混同。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事直书。自两汉以迄唐五代，其用典对仗，递有变化，而作法一致，型式相同。……未有据事直书，琐屑毕陈，而与史传、家传相混者。试观蔡中郎之《郭有道碑》，岂能与《后汉书郭泰传》易位耶？彦和『其序则传』一语，盖谓序应包括事实，不宜全空，亦即陆机《文赋》所谓『碑披文以相质』之意，非谓直同史传也。六朝碑序本无与史传相同之作法，观下文所云：『标序盛德，……必见峻伟之烈。』则彦和固亦深知形容之旨，绝不致泯没碑序与史传之界域也。」

〔三〕　骆鸿凯《文选学》：「碑文之作，乃子孙为其父祖，弟子为其师尊，亲故为其亲故。揆之人情，宜以颂扬为本。『授徒三千』，『行有九德』，辞虽溢美，义固无愆。《文赋》所云『披文相质』，彦和亦云『序传文铭』。昌黎以史为碑，更张旧作，自谓拔俗，于体乖矣。」

〔四〕　唐写本「序」作「叙」。《北堂书钞》一○二引李充《起居戒》云：「古之为碑者，盖以述德纪功，归于实录也。」又引袁兴《

万年书》云：「夫碑铭将以述咏功德，流美千载。」

〔五〕　「昭」，明。「懿」，美。「峻」，高。「烈」，功业。刘师培所谓「形容」就是刻划形象，要有描写成分，不是纯粹朴素的叙述。《文选》李善注解释《文赋》「碑披文以相质」云：「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也就是这个意思。刘勰所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就是说要把死者的高风亮节烘托出来，以显示死者的雄伟英烈。其实富于文学意味的史传文字，也需要艺术加工、塑造形象，并不是平铺直叙。

〔六〕　唐写本「制」作「致」，误。陈懋仁《文章缘起注》「碑」条引《抱朴子》云：「宏邈淫艳，非碑诔之施。」

〔七〕　《文章流别论》：「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

梁元帝《内典碑铭集林序》：「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有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广弘明集》二十三）然《洛阳伽蓝记城东》篇载隐士赵逸之言曰：「生时中庸之人尔，及死也，碑文墓志必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五：「大抵碑版文字，造语必纯古，结响必坚骞，赋色必雅朴；往往宜长句者，必节为短句，不多用虚字，则句句落纸，始见凝重。」

范注：「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纪评：『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案彦和不以碑为文体，观『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碑实铭器，铭实碑文』数语，义至明显。」

〔八〕　《校证》：「『先』原作『光』，徐、梅俱云：『当作先。』案唐写本正作『先』，今据改。」范注：「『因器立名，事先于诔。』谓刻石纪功，可用于生人，而诔则必用于死亡之后也。」《注订》：「按『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入铭之域，同诔之区』，由彦和此言，知碑之立名，孕于铭诔而生焉。所谓『因器立名』者是也。」

〔九〕　《校注》：「『石』，唐写本作『器』，《御览》引同。按『器』字是。《铭箴》篇：『铭题于器。』即其义也。」

〔一○〕《校证》：「『亡』原作『己』，据唐写本、《御览》、徐校本校正。」

《左庵文论》：「古代勒铭于铜器，后世始易为刻石，碑者刻石之通称，铭者刻文之常体，故谓『碑实铭器，铭实碑文』也。又彦和以『勒石赞勋』及『树碑述己』为铭诔之区划，用意亦欠明晰。盖碑铭不限于赞勋，或纪功以昭遗爱，或表墓以彰景行，树石勒铭，用兼生死。推彦和之意，惟以纪功者为铭，而以表墓者同诔。实则自汉以后，墓碑之体，显与诔殊：一则纯以死者为主，一则兼抒作者之悲。述德陈哀，宜别人我。混而同之，转兹迷惘矣。」其实刘勰并没有把诔、碑二体「混而同之」，只是说「树碑述亡者」和诔属于一类，「勒石赞勋者」和铭属于一类。

又：「碑之源流──古者竖石庙庭之中央，谓之碑，所以丽牲，或识日景引阴阳也。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见《仪礼聘礼》郑注）。三代以上，铭皆勒于铜器，刻石者甚少。石鼓之时代，为姬周抑为宇文周，聚讼迄未能决（详见王厚《后斋碑录》）。故三代有无刻石，尚属疑问。然则竖石盖为碑之本义，刻铭则其后起义也。树碑之风，汉始盛行，而东都尤甚。惟乃刻石之总名，而非文体之专称。自其体制言，则有墓碑（此体最多，蔡中郎《郭有道碑序》云「树碑表墓，昭铭景行」，又《汝南周勰碑序》亦云「建碑勒铭」，实铭体也），有祠堂碑（如《梁相孔聃神祠碑》，见《隶释》五），有神庙碑（如《西岳华山庙碑》，见《隶释》二，《三公山碑》、《

石神君碑》，均见《隶释》三，《尧庙碑》，见《隶释》一），有杂碑（如《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见《隶释》四），有纪功碑（如《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见《金石萃编》卷七）。自其文体言，则有铭（此体最多，如《周憬功勋铭》，见《隶释》四，普通汉碑多有「乃作铭曰」四字），有颂（如《西狭颂》，见《隶释》四），有叙（如《张公神碑》，见《隶释》三），有记（如《高朕修周公礼殿记》，见《隶释》一），有诔（如《堂邑令房凤碑》，见《隶释》九），有诗（如《费凤别碑》，见《隶释》九）。有铭后附以乱者（如《

巴郡太守樊敏碑》，见《隶释》十一），有有韵者（普通皆然），有无韵者（如《修周公礼殿记》，《三公山碑》，《冯绲碑》，见《隶释》卷七）：盖凡刻石皆可谓之碑，而非文章之一体，与铭箴颂赞之类不同。准是以言，则蔡邕石经及孔庙之官文书，虽非文章，而既刻于石，亦得称碑，惟以铭体居十之六七，故汉人或统称碑铭，碑谓刻石，铭则文体也。后世或以序文为碑，有韵之文为铭；或以有韵之文为碑铭，无韵或四六之文为碑；皆不知碑为刻石之义也。又刻于阙者谓之阙铭（如《嵩岳太室石阙铭》，见《隶释》四），以非竖立神道中央，故亦不得称碑。至于墓表之名，汉人间亦用之，但就华表之石而名，体与墓碑无别。唐代以有铭者为碑，无铭者为墓表；后世又以大官称神道碑，小官称墓表（潘昂霄《金石例》卷一，黄宗羲《金石要例》，皆曰三品以上神道碑，三品以下墓表）：此皆近代不通之制度，实则汉人之墓表皆有韵，亦无官秩大小之别也。」

又：「墓志铭──自裴松之奏禁私立墓碑，而后有墓志一体。观汉魏刻石之出土者，并无墓志，亦足证此体之始于六朝也。墓志一体，原为不能立碑者而设，而风尚所趋，即本可立碑或帝王后妃之已有哀策者，亦并兼有之。《南史》中此类例证，不一而足，盖变例也。后世于墓志之外，复有墓碣、墓表，亦自此体而出。」

第四段论写碑文的基本要求，兼及碑和铭、诔的关系。

赞曰：写实追虚〔一〕，诔碑以立。铭德纂行〔二〕，文采允集〔三〕。观风似面〔四〕，听辞如泣〔五〕。石墨镌华〔六〕，颓影岂戢〔七〕。

〔一〕　「写实」，谓「选言录行」叙事如传。「追虚」，谓在描写时，「必见清风之华」、「峻伟之烈」，或者「论其人也，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然如可伤」。

〔二〕　《校证》：「『纂』原作『慕』，从唐写本改。」

〔三〕　《校释》：「文采，唐写本作『光彩』，是。」

《斟诠》：「光彩，本泛谓物相之光辉色彩，此乃喻人之事功彪炳，声闻显著，及文章华美而言。」

〔四〕　「风」，风采。上文云「必见清风之华」，此风字正承上文而言。「似面」，似亲见其面。

〔五〕　《左庵文论》：「二句甚佳，作诔尤须有听辞如泣之致。」

〔六〕　《斟诠》：「《说文》墨字桂注：『古者漆书之后，皆用石墨以书。《大戴礼》所谓「石墨相着则黑」是也。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堙废。』案石墨，……古用于石刻漆书，取其黑色显明，易于醒目也。镌华，谓刻书其文华，用以表扬死者。」

〔七〕　《校注》：「『忒』，唐写本作戢。按本赞纯用缉韵，此当以作『戢』为是，若作『忒』，则失其韵矣。《礼记缁衣》：『其仪不忒。』《释文》：『忒，本或作●。』而『贰』俗又作『●』，与『戢』形近。盖『戢』初误为『』，后又误为『忒』耳。」

《校释》：「唐写本作『岂戢』，是。」

《校证》：「《类聚》九七引傅咸《萤火赋》『当朝阳而戢影』，此彦和所本。」按《初学记》三十《萤火赋》：「当朝阳于戢景兮，心宵昧而是征。」「颓」，衰败。

《斟诠》：「颓影，谓死者颓坠之遗影。戢，《说文》训藏兵，又敛息之义。……戢影有伏藏、敛息其影之义。此处所谓『

颓影岂戢』者，极言诔碑之用，能增光泉壤，流誉后世，俾死者遗影不致淹灭无闻也。」

哀吊　第十三

《文章流别论》：「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文章辨体序说》「哀诔」类：「大抵诔则多叙世业，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为句。哀辞则寓伤悼之情，而有长短句及楚体之不同焉。」

又「哀辞」类：「昔汉班固，初作《梁氏哀辞》，后人因之。……其文皆为韵语，而四言骚体，惟意所之，则与诔体异矣。吴讷乃并而列之，殆不审之故欤？今取古辞自为一类云。」

又「吊文」类：「吊文者，吊死之辞也。刘勰云：『吊者至也。《诗》曰：神之吊矣。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故谓之吊。古者吊生曰唁，吊死曰吊。」

章太炎《正赍送》：「古者吊有伤辞，谥有诔，祭有颂，其余皆祷祝之辞，非着竹帛者也，《上曲礼》：『知生者吊，知死者伤。』正义曰：『吊辞口致命，伤辞书之于版。』……伤辞多者，不过万字。上世作者，虽若灭若殁哉；观魏武帝过桥玄墓，不忘畴昔，为辞告奠，其文约省，哀戚已隆矣。斯盖古之令轨，为法于今者乎？……自伤辞出者，后有『吊文』，贾谊《吊屈原》，相如《吊二世》，录在赋篇。其特为文辞，而迹可见于今者，若弥衡《吊张衡》、陆机《吊魏武帝》，斯皆异时致闵，不当棺柩之前，与旧礼言吊者异。……今之祭文，盖古伤辞也。……其旁出者有哀辞，《文章流别论》曰：『

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盖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长殇（年十九至十六而死者）以下，与鲜死者同列（《左昭五年传》：「葬鲜者自西门。」注：「不以寿终为鲜。」），不可致吊，于是为之哀辞。礼以义起，是故马仲都以元舅车骑将军之重，从驾溺死，明帝命班固于马上三十步为哀辞。盖君臣慎礼，不以贵宠越也。今人以哀辞施诸寿终，斯所谓失伦者。」

《斟诠》：「彦和『哀吊』与后世文论家所谓『哀祭』一体，内涵有别。前者……仅为『哀辞』、『吊文』二者之并称，后者则通常包括哀、诔、祭、吊四者为一大类。《文心雕龙》以诔合于碑，为《

诔碑》篇，祭附见于《祝盟》篇。《哀吊》其所以特立一篇者，殆因前代文体已有定制。……其时各体文既均有专集行世，疑有序引，可供采撷。……反观后世文论家所设之哀祭类，……以凡人之告于鬼神者，为其标类之总纲，固可收执简驭繁之便；而无如所包名目滋多，义用并非一致，究不若《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比物丑类，而能各适其宜也。」

哀辞和吊文的区别，从本篇的说明来看，是哀辞多施于幼童，吊文多施于古人。从表面形式上来看，哀辞是四言体与骚体并用，而吊文一概属于骚体。至于《昭明文选》的「哀」类，「哀上」收潘岳《

哀永逝文》，是伤妻之辞。「哀下」所收对皇后的两篇「哀策文」，和刘勰所论似不属于一体。

赋宪之谥〔一〕，短折曰哀〔二〕。哀者，依也〔三〕。悲实依心，〔四〕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五〕，故不在黄发〔六〕，必施夭昏〔七〕。

〔一〕　「赋宪」二字，旧校：「孙云：当作『议德』。」纪评：「

赋宪二字出《汲冢周书》，王伯厚《困学纪闻》已有考证，不得妄改为『议德』。」

《困学纪闻》卷二《书》：「《周书谥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终葬，乃制谥。』今所传《周书》云云，与《六家谥法》所载不同。」原注：「盖今本缺误，《文心雕龙》云『赋宪之谥』出于此。」卢文弨《文心雕龙辑注书后》曰：「此出《周书谥法解》：『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乃制作谥。』今传《周书》文多脱误，惟《困学纪闻》所引尚有此语。」

《校证》：「按纪说是，唐写本、《困学纪闻》二，俱作『赋宪』。」范注：「朱亮甫《周书集训》云：『赋，布；宪，法；胪，旅也。布法于天下，受诸侯旅见之礼。』」

〔二〕　《斟诠》：「短折，谓短命夭折也。」《书洪范》：「一曰凶短折。」传：「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逸周书谥法解》：「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孔晁注，人「未知事」或「

功未施」而死，谓之哀。

〔三〕　《校证》：「『依』，王惟俭本作『偯』，下句『依心』之『依』同。」范注：「《说文》：『哀，闵也，从口，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