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複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製，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製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誌、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裏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睹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鹹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誌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複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製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誌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誌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製，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製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製，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采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製，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缺）謂：“禦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製

卷一五三

▲四方夷落之情（上）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知禹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东方曰夷其种有四，南方曰蛮其种有八，东南曰闽其种有七，西北曰貉其种有九，西方曰戎其种有五，北方曰狄其种有六，自邦国、都鄙至于夷、蛮、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不可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为贵，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有处外者焉。中者混而同，其性禀习俗虽有少异而其大略则同也；外者环而绕之，有接续之际而无混同之势，故其性禀习俗也，始而近也则大同而小异，终而远也乃至于背戾而悬绝焉。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也。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也。”

吴澂曰：“皆有性谓其生禀各不同，不可推移谓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东方曰夷’以下言四夷异俗。文身与雕题同，衣皮与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缅惟古之中华，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训诰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臣按：自古驭四夷之要法，不出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二言而已。（以上总论四夷）《舜典》：窜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恃险为乱者也。窜则驱逐禁锢之。”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谓苗之凶顽，六师征之犹且逆命，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然后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

《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蔡沈曰：“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

吕祖谦曰：“三苗有罪自当窜逐，发政施仁自当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非圣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总名，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所谓苗民者《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皆具焉。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盖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炽，所虑者南方之蛮耳，故舜命皋陶为士，首举“蛮夷猾夏”为言。所谓蛮者盖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是则圣人之微权也。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其间最轻捷者曰猫，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习不常，无有伦纪礼义，观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也。国初于湖北、川东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顺、曰保靖、曰贵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及招讨司、长官司之设，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随其地而设其官，因其俗而为之治，善者授以职，恶者分其势，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禹贡》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谓賨布。臣按：汉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击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臣按：秦并百粤，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