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费。

胡安国曰：“费，季氏邑也。书城费，乃履霜坚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岂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坚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惧齐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预曰：“鲁西郛，备晋也。”

臣按：先儒谓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为惧齐，后城杜氏以为备晋，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无所于考，然以今地势观之，则齐境在鲁之东、晋境在鲁之西，杜氏之说似为是焉。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疲民以为城，避难而城其国之郛，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若夫守国之要，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近者耳目所及且尔，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远乎？信如说者之论，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猎（孙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筑城者）虑事（谋虑计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数），分财用（筑用之具），平板（在两旁障土者）（两头立木），称（量轻重）畚（盛土器）筑（实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为作程限），议远迩（议远察迩均其劳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干食）粮，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预曰：“不愆于素，不过素所虑之期也，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孔颖达曰：“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谓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先谋虑于其前，其所谋虑之事，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既谋虑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

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吕祖谦曰：“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心量之广狭、世祚之长短，于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众寡，皆不可无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复发里中民城长安，三十日而罢。

吕祖谦曰：“萧何建都长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乱既平，始板筑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后间一岁乃兴役，凡三调发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地近则赍送弗后，人众则大事易集，罢速则农事不违，虽当曹参为相，实何之规模。”

臣按：国家凡有大役，皆如汉人此法为之，用近地之民，不劳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凡事皆然，非但筑城一事也，而于筑城尤为切要。

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春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臣按：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盖为之以渐，立之以准，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无以示威，必长其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二议皆是也。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则亦虚声而已，无益实事也。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随时而增补之，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备寇盗也，亦以为障蔽焉耳。夫然，则己既得以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和、战、守、攻四策，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谏官余靖言：“大臣建议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京城，所谓远图无过此也，余靖言于仁宗，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其后靖康之祸，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直抵京师，宋遂不支，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卷八八

▲宫阙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

司马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建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鬼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仿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大雅绵》之篇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高貌）。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严正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冱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郑玄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冱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启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谿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并用之而后民赖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瑽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僭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睹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僭天子也。鲁僭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左传》：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卫民、墙堑以御寇，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苟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史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

臣按：尧时去洪濛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合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弦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期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岁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汉高祖五年，治长乐宫于长安。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臣按：汉建长乐宫始此。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启之也。”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说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则足以尽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蜂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圈，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柏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诸己，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