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惭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策诏答谢，敕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嗬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廉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绝修宫钱。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苟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

卷八九

▲囿游之设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々（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刃（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苟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己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恿，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于民心之乐趣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玄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绝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堤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宾客、丧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丧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丧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春秋》：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远而不缘占候，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岁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成公十有八年，筑鹿囿。

穀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厩之急无遗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

臣按：先儒谓《春秋》前此未有书筑囿者，是后昭九年筑郎囿、定十有二年筑蛇渊囿，人君之示子孙也，可不谨哉。

《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谓收敛之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杜预曰：“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晰而居近泽门，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无益之事也，而皇国父以无益妨有益，子罕谏之而不听，此所以来筑者之讴也。人君有所兴作，虽有益之事固不可妨农，况无益乎？筑者口中之讴乃其心中之事，为人上者宜慎兴作，毋使下之人诅之于心而讴之于口，子罕谓“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岂但宋哉？则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民，其以剿（劳也）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臣按：叔孙昭子谓“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为紧切。有民者将欲举事，恒以其所作为者与民相比并权，其有无可与不可，则知所轻重缓急，而不轻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谓丹楹）镂（谓刻桷）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嚣（华也）庶（众也）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先君庄王为匏居（台名）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财用不出府藏），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同）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也）之，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于德则不），缩（取也）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谓私欲弘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畔离也），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处也）不夺穑地，其为（作也）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末（谓余木）于是乎用之。”

臣按：伍举谏其君之为台，而必举其先君之所为者以告之，且谓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其君之为台则民罢而财尽、谷败而官烦，举国治之，数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呜呼，伍举之言，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后世所当鉴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