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为受刑之人，初过小而在下，为用狱之始，故以屦校灭趾为象；上恶极而怙终，为用狱之终，故以何校灭耳为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阴阳而于天下之事无不备，刑之用非为政之先务，而《易》之于刑屡屡言之，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无不有焉。《蒙》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系缚其身者也；《噬嗑》之初与上以校，言械其颈与足者也。是知天下之物、人世之用，无一不出于阴阳之理，非但十三卦之制器尚象也。

《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孔颖达曰：“刑用鞭久矣，《周礼》条狼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左传》有鞭徒人费圉人荦，子玉使鞭七人，卫侯鞭师曹三百。治官事之刑，有不治者鞭之，量状加之，未必有数也。夏楚二物可以扑挞，重者鞭之，轻者挞之。”

《益稷》曰：挞以记之。

蔡沈曰：“挞，扑也，即‘扑作教刑’者。盖惩之使记而不忘也。”臣按：后世笞刑盖始于此。《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曰：“夏，稻也；楚，刑也。”

《周礼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置也）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郑玄曰：“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湣作劳，有似于罢。害人，谓其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于背。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司圜职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齿者，谓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出，谓逃亡也。”

臣按：郑氏谓“圜土，狱城也”，牢狱之见于经典者始此。夫古之置狱，所以聚罢憋之人而教之，夜则禁之以困苦其心，昼则役之以困苦其身，使之因患以思往咎而生善念也，非若后世置狱，恐人之逸而禁锢之比也。圜土而为大司寇所亲掌，则亦今世刑部自置狱焉。

掌囚（主拘系刑杀者）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鳦（音拱）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鳦，有爵者桎，以待弊（犹幽也）罪。

郑玄曰：“凡囚者，谓非盗贼，自以他罪拘者也。鳦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鳦，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鳦或桎而已。”

贾公彦曰：“五刑之人，三木之囚，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禄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

臣按：三木者，鳦、桎、梏也。重囚兼用其三，轻者惟一桎而已。兹三者之木皆加于手足者也，《易》所谓何（上声）校则木之在颈者，故谓之何焉。夫刑狱之具加诸囚者，恐其亡逸也。校以灭其耳，使其无所听闻；梏以系其手，使其不能执持；桎以系其足，使其不能行履。先王岂故为是以苦夫人哉？惩夫已犯者，所以戒夫未犯者，而使之不再犯也。

汉高后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

臣按：诏狱之名始于此。然其狱犹属之廷尉，则典其狱者犹刑官也，其后乃有上林诏狱，则是置狱于苑囿中，若卢诏狱则是置狱于少府之属，不复典于刑官矣。夫人君奉天讨以诛有罪，乃承天意以安生人，非一己之私也，有罪者当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焉，何至别为诏狱以系罪人哉？后世因之，往往于法狱之外别为诏狱，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讨之公矣，亦岂所谓与众弃之者哉？

汉景帝中六年，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谓行杖者不得更易人也），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如淳曰：“当笞者笞臀，然则先时笞背也。”

臣按：后世用竹为刑具始此，盖虞时所用以为扑者夏楚也。景帝于即位之初即减笞法，然其数犹多，或笞未毕而人已死矣。至是又下诏，减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因是定棰令，而用二臣之请，更笞背为笞臀，自是笞者得全。呜呼，自废肉刑之后，易刀锯以竹棰，所以全人之身也。景帝定为令，凡笞所用之质、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处皆详悉具著，以示天下后世，以此为防，后世犹有巧为之具、倍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当施之处，其惨固有甚于肉刑者，此在仁圣之朝所当禁革，是亦不忍之政之一端也。

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律云‘掠（问也）者唯得榜（击也）、笞、立（立谓立而考讯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云‘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臣按：章帝居安富尊荣之地，而虑念及于狴犴之苦，且云“念其毒痛，怵然动心”，仁人之言也。

献帝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议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类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雎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臣按：自文帝废肉刑，至是盖三百年，一旦欲复之，难矣。孔融之议专为惜人，是即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者也。肉刑有五，宫居其一，乃其中尤惨者也四，刑止毒其身，宫刑乃绝其世，人之有生，承传禅续，其来有非一世，而一旦绝之于其身，岂非人生大惨哉？自汉文帝废肉刑，后有议欲复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于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绝其世，乃有一种悖天无亲之徒，自宫其身以求进，以祖宗百世之脉、云仍万世之传而易一身之富宠，岁月如流，人生几何，胡不思之甚邪？愚民无知而自落陷阱，上之人亦恬然视之而不加禁止，何哉？兹亦斁彝伦、败风化、感伤和气之一端，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唐制，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死罪绞而加纽。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皆颂（音松）系以待断。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臣按：唐虞三代以来俱用肉刑，至汉文帝始废肉刑用笞，其原盖权舆虞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为笞令，所棰之具无常物，所棰之处无定在，景帝定棰令，棰之制始用竹，受棰之处专在臀。魏晋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为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讯之具若大棒、束杖、车辐、鞋底之类尽除不用。唐宋因之，制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于《大明律》卷首作为横图以纪狱具，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径三分五厘，以上皆以荆为之，长俱三尺五寸；枷以干木为之，长五尺五寸，头阔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铁索长一丈，镣重二斤。凡为笞杖皆削去节目，用官降较板较勘如式，然后用之，不许用筋胶诸物装钉，应决者用小头臀受，其大小厚薄视唐略等，比宋则尤为轻焉。祖宗好生之仁，虽为恶之罪人惟恐或有所伤，而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浃于民心，百年于兹。近年以来，乃有等酷虐之吏恣为刑具，如夹棍、脑袴、烙铁之类，名数不一，非独有以违祖宗之法，实有以伤天地之和，伏乞圣明申明旧制，凡内外有因袭承用者，悉令弃毁，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罚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万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于九有、绵国祚于万年者，端在于斯。

宋之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自熙宁二年，命都官郎中沈衡鞫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内侍乘驿追逮，自是诏狱屡兴。南渡后，秦桧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

臣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天下之法当出于一，帝王之心无偏无党，犯于有司当付有司治之。宋人于常狱之外而又有诏狱以纠大奸慝，其后遂使权臣假之以中伤异己者，一时内外臣民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天子，几至于潜移国祚。呜呼，国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设之狱，罪无大小皆有所司，又何用别开旁门，使权归于一人，祸及于百姓哉？然是时犹必经中书，事已即休，而犹未至于专设一司、任一人而又付之以访缉之权也。呜呼，此弊端之最大者，尚幸操得其柄、用得其人而未至于大肆，然圣王立法常为中制，此等之事有之不若无也。

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以来除去前代惨刻之刑，死罪惟有斩、绞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凌迟处死之法焉。所谓凌迟处死，即前代所谓剐也，前代虽于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书，著于刑书始于元焉。其笞杖每十数必加以七者，其初本欲减以轻刑也，其后承误反以为加焉。大德间王约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又不当加十也。”则其立法之始意可见矣。本朝之制，凡受罪者有《大诰》减一等，事与之同而意与之异，然彼但减杖数尔，我圣祖之意，盖悯夫臣民之受罪者不知天理之不可违、王法之不可犯，故罹于刑宪而不自知也，俾其因天书之一帙减罪名之一等，咸知所感发而益加惩创，不至于再犯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信乎其然哉！然历岁既久，名存实亡，殊失圣祖垂训仁民之意，乞敕内庭缮写重刊，颁行天下，凡法司有犯罪者，俱要亲写一本送官收贮，无者加一等，如圣诰所谕。法司积之既多，给与两监监生，俾其熟读以为鉴戒，是亦因刑弼教之一也。

以上制刑狱之具

卷一○五

▲明流赎之意

《舜曲》曰：流宥五刑。

孔颖达曰：“流谓徙之远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宽纵五刑也。据状合刑，情差可恕，全赦则太轻，致刑则太重，不忍依例刑杀，故完全其体，宥之远方，应刑不用，是宽纵之也。”

臣按：流宥而谓之五刑者，言流而宥之者五刑皆有也。

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放兜于崇山（南裔之山），窜三苗（国名，恃险为乱）于三危（西裔之地），殛鲧于羽山（东裔之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朱熹曰：“流遣之远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于此不得他适也，窜则驱逐禁锢之，殛则拘囚困苦之，随其罪之轻重而异法也。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当罪也。《春秋传》所记四凶之名与此不同者，以穷奇为共工、浑敦为兜、饕餮为三苗、梼杌为鲧。”

程颐曰：“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圣人以天下之怒为怒，故天下咸服之。”

臣按：舜之流放窜殛四凶者，即所谓“流宥五刑”也。四人者皆尧时之臣，其人在尧时虽有恶念，然感圣德也深，蒙圣化也久，苟举厥职成其事，尧亦不得逆探其未然之恶而豫加之刑也。舜以匹夫禅尧之位，彼或者因有轻视之心而恣其为恶之迹，如《左传》所言者也，然恶虽极而未沐帝舜之化，不可以不教而杀也，此其所以流之远方，置于绝域，驱逐而禁锢之，拘囚而困苦之，使之念咎而伏辜，或能改过以迁善欤。

帝曰：“皋陶，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孔安国曰：“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臣按：后世之律，犯流罪者或三千里、或二千里、或千里，有远近之差者，原盖出于此。

《周礼》：大司寇以嘉石（文石也）平（成也）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附也）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木在足）梏（木在手）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保也）之则宥而舍之。

吴澂曰：“嘉石，树之外朝门左。平，成也，成之使善也。民有罪而未丽于法，谓罪轻未入于法也。役诸司空，谓坐嘉石之日讫，使给百工之役也，役之月讫，又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可再犯，然后宽而释之也。”

王安石曰：“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则无任者终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为其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废也，与其徭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为利也。”

臣按：此后世役罪人以工庸，而里正相保任者，其原出于此。

司圜（官名）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狱城）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

王昭禹曰：“其刑人也不亏体则加之以明刑而已，异于五刑之刑也；其罚人也不亏财则罚之以职事之劳而已，异于五罚之出锾者也，此谓收教欤。”

臣按：弗使冠饰，后世犯罪者去冠衣其原始此。先王之于恶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礼，去农冠以耻之，加明刑以警之，任事役以劳之，凡此欲其省己愆以兴善念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罪之轻重而为之远近之期，能改即止，不能改然后加之以刑，后世徒罪有年限本此。然惟限其年而已，限满即出以为平人，而无复古人冀其改恶之意，亦无复古人虽出不齿之教矣。

掌戮（官名），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

吴澂曰：“黥者无妨于禁御，故可守门；截鼻者不以貌恶远之，故可守关；宫刑则人道绝矣，故使守内；断足者驱禽兽无急行，故可守囿；货财藏于隐处，故使髡者守之。”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于刑人，其轻者则流之，流之则有居，其重者则刑之，刑之则有使，以其有使也，故掌戮所掌者如此。盖刑余之人形体不全，虽有犯罪之重，然亦王之民也，圣人耻一物之不遂其生，虽以刑人亦使之有所养以全其生。刑之所以为义，全之所以为仁。

汉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诸当髡者完为城旦（旦起行治城，四岁刑也）舂（妇人舂作米），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取薪以给宗庙）、白粲（择米使正白，三岁刑），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

臣按：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无徒，汉世除肉刑，完为城旦舂、鬼薪、白粲之类，皆徒刑也而无流。所谓隶臣妾，后世罚囚徒为皂隶、膳夫亦此意。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诏罪囚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输作有差。

臣按：汉世输作有司寇、左校、右校、若卢，所谓输作者，罚其工作于此诸司也，后世有罪罚工亦此意。

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后。又诏诣边者妻子自随。臣按：此后世谪囚徒戍边始此。

晋武帝时，刘颂上疏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况其本性奸凶，徒亡日属，贼盗日繁，其有亡者得辄加刑，日益一岁，终身为徒，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臣按：后世之乱多出自盗贼，盗贼多起自囚徒，刘颂之言先事防患，不可不为之虑也。请自今凡罪囚之坐徒者不许群聚，各散处于一处，则其为患亦不甚矣。

隋定新律，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

臣按：古者流罪无定刑，惟入于五刑者有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临时权其轻重，差其远近，所以从宽而宥也。后世制为成法，则惟论其罪而不复究其情矣。

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

臣按：《舜典》惟有流而无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则是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二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

臣按：《舜典》入于五刑者情轻法重，故为流以宥之，则是流者不复刑也。唐之流刑既定里数，又于此外有所谓加役流者于众流之上，宋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则是五刑之中兼用徒、流、杖三者矣。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比宋为轻矣。

流配旧制止于远徙，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

臣按：自汉除肉刑，古刑不用久矣，而五代中晋复创刺面之刑，是肉刑皆废而黥刑复用于数百年之后，彼衰世庸君固无足责，宋太祖以仁厚立国，乃因之而不革，其后乃至以刺无罪之士卒，其为仁政累大矣。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诏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臣按：后世发囚徒煎盐本此。

神宗熙宁中，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禬、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因而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朴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众，其终必至杀戮，是欲轻反重也。”

臣按：近制有诬告人十人以上者，发口外为民，盖欲以止嚚讼之风也。然此法行而天下之顽民皆知所儆，独江右之民略不以为患，乃有如布所言者。盖其地狭民贫，游食四方乃其素业，乞下法官集议别为法以处之。今日健讼之风江右为甚，此风不息，良善不安，异日将有意外之变。

孝宗淳熙中，罗点言：“本朝刺配之法视前代用刑为重，窃谓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欲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望诏有司将见行刺配情轻者从宽减降，别定居役或编管之令。”

臣按：《舜典》象以典刑，五刑也，于五刑之外有流、有鞭、有扑、有赎，是为九刑。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宋人以忠厚立国，其后子孙受祸最惨意者，以其刑法太过。杖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汉唐所无者欤，故其末世子孙生者有系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祸，后世用刑者宜以为戒。

淳熙十四年，臣僚言：“刺配之法，考之祥符止四十六条，至庆历已一百七十六条，今淳熙配法五百七十条，犯者日众，黥刺之人所至充斥，前后创立配条不为无说，若止令居役不离乡井，则几于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适长威力，有过庶由自新。”

洪迈曰：“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徒配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管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则髽者慕而冠者胜；九人髽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髽者胜’，正谓是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