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正读书诀

其能有以济世哉！（《宋学士集曾侍郎神道碑》）

古人之文章，衔华佩实，画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韩、柳所读之书，其文每胪陈之。宋景濂为曾侍郎志，叙古人读书为学之次第也，此唐宋以来高曾之规矩也。宋人《传考亭》、《西山读书分年》之法，盖自八岁入小学，迨于二十四五，经经纬史，首尾钩贯，有失时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则三十前已办也。自时厥后，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富有日新，举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应举，盖已在学成之后；方希古负笈潜溪，前后六载，学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远，学法芜废，自少及壮，举甚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运而往，交臂非故，顾欲以余景残晷，奄有古人分年课程之功力，虽上哲亦有所不能。（《有学集》）

古人之学，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经》《三史》已熟烂于胸中，作为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题，指挥如意。今以空疏缪悠之胸次，加以训诂沿袭之俗学，一旦悔恨，改乘辕而北之，而世故羁绁，年华耗落，又复悠忽视阴，不能穷老尽力以从事于斯，遂欲卤莽躐等，驱驾古人于楮墨之间，此非愚即妄而己矣。（《有学集》）

先生尝曰：“敬敷五教在宽，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则是为教者当以宽容存心也。今日学中大体虽要严密，然就中节目宽缓，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不同，遽难以强之也。《学记》自‘一年离经辨志’至‘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其始终节次，几多积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当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也。盖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许鲁斋集附录》）

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遗事》）

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他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文正公遗事》）

（公在南都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食饮，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求于仁义。……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公神道碑》）

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以忠义之气，振厉天下。其功之被当时而泽后世者，固不可遍举，独举其切而近者。则公于所在开设学校，以教育多士，至吴郡则以己地建学，规制崇广，迨公之子恭献公复割田以成公之志。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元李祁《文正书院记》）按：荆公祭公文有云：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朱子曰：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

朱子道：公使士大夫奋发振作，其功劳最多。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尽言。或识论经旨有见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当，善人能为我尽言之，我则致恭尽礼，虚心而纳之。果有可从，则终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从，则退而自省也。（《许文正公遗书》）

诵经习史，须是专心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可因他而辍。（《许文正公遗书》）

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语》《孟》，乃子、史之折衷也。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许文正公遗书》）

读魏晋唐以来诸人文字，其放旷不羁诚可喜，身心即时便得快活，但须思虑究意是如何，果能终身为乐乎？果能不隳先业而泽及子孙乎？天地间人，各有职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职分之所当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职，虽曰饱食暖衣，安乐终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谓之“幸民”。凡无检束、无法度、艳丽不羁诸文字，皆不可读，大能移人性情。圣人以义理诲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语一见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语有之，可不慎乎！（《许文正公遗书》）

东莱先生曰：“凡作工夫，须立定课程（日日有常，不可间断）。日须诵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编文字一卷或半篇（须分两册，一册编题，一册编语。卷帙太多，编六七板亦得）。作文字半篇或一篇。熟看程文及前辈文字各数首。此使大略也（纵使出入及宾客之类，亦须量作少许。念前人文字、编文字半板，非谓写半板。但如节西汉半板作文字数句，熟看程文及前辈文一首，虽风雨不移，欲求繁冗中不妨课程之术，古人每言整暇二字，盖整则暇矣。）”（《许文正公遗书》）

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则必如《曹成王碑》乃谓之去陈言，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黄梨洲《论文管见》）

言之不文，不能行远。今人所习，大概世俗之调，无异吏胥之案牍，旗亭之日历，即有议论叙事，敝车羸马，终非卤簿中物。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将平日一副家当尽行籍没，重新积聚，竹头木屑，常谈委事，无不有来历，而后方可下笔。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反视此为脂粉，亦可笑也。（黄梨洲《论文管见》）

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黄梨洲《论文管见》）

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黄梨洲《论文管见》）

双峰饶氏曰：“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若一日之间，上半日将经传讨论义理，下半日理会举业，亦何不可？况举业之文未有不自义理中出者，若讲明得义理通透，则识见高人，行文条畅，举业当益精。若不通义理，则识见凡下，议论浅近，言语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知自觉，何缘做得好举业？虽没世穷年从事于此，亦无益也。”（《性理大全》）

北溪陈氏曰：“圣贤学问，未尝有妨于科举之文。理义明，则文字议论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则形之。商订时事、敷陈治体，莫非溢中肆外之余。自有以当人情、中物理，蔼然仁义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实也。”（《性理大全》）

朱子告或人曰：“公今赴科举是几年？公文字想不为不精，以公之专一理会做时文，宜若一举便中高科、登显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见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里面，都出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将这个自在一边，须要去理会道理是要紧，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性理大全》）

程子曰：“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惑也。”（《性理大全》）

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说得正，见得大，方是世间不可少之文。若古今文集，一连三四篇不见一紧要关系语，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拣正大道理说，又有二病：一是古圣贤通同好语，掇拾敷衍，今人一见生厌，惟恐不完；一是真正切要好语，却与吾生平为人，南辕北向了不相涉，即不必言清行浊立意欺世盗名，亦未免为识者所鄙笑矣。（魏叔子《里言》）

人于文字，恶人讥弹，不肯一字受善，此所谓宝蜣丸而弃苏合，只是痴到极处耳。（魏叔子《里言》）

凡作文须从不朽处求，不可从速朽处求。如言依忠孝，语关治乱，真心朴气为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华鲜实，妄言背理，以至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专一向速朽处著想著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日录》）

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作论须先去此五病，然后乃议论文章耳。（《日录》）

为文当先留心史鉴，熟识古今治乱之故，则文虽不合古法，而昌言伟论，亦足信今传后。此经世、为文合一之功也。（《日录》）

稚子愚蠢，未知近来读书何如？侄孙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细体古人读书之法，使之循序渐进，勿随世俗之见方妙。《周礼》《礼记》，俱宜令其温习，一季得一周，庶能记得。侄孙幼时温书，皆一月一周也，《左传》诸书，迄今犹能成诵，皆当时温习之功。惟太翁留神。（《陆清献公集》）

侄孙教子之念，与他人异，功名且当听之于天，但必欲其为圣贤路上人，望时时鼓舞其志气，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读书不必欲速，但要极熟。在京师见一二博学之士，《三礼》《四传》，烂熟胸中，滔滔滚滚，真是可爱。若读得不熟，安能如此？此虽尚是记诵之学，然必有此根脚，然后可就上面讲究。圣贤学问，未有不由博而约者。《左传》中事迹驳杂，读时须分别王伯邪正之辨，《注疏》、《大全》，此两书缺一不可。初学虽不能尽看，幸检其易晓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泾、渭。冬天日短，应嘱其早起；夜间则又不宜久坐。欲其务学，又不得不爱惜其精神也。（《陆清献公集》）

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读书必以精熟为贵。我前见汝读《诗经》、《礼记》，皆不能成诵，圣贤经传，岂可如此草草读过？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能不间断，则一日所读虽不多，日积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则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终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举业，虽不能不看时文，然时文只当将数十篇看其规矩格式，不必将十分全力尽用于此。若读经读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则时文亦自然长进。千言万语，总之读书要将圣贤有用之书为本，而勿但知有时文。要循序渐进而勿欲速，要体贴到自身上，而勿徒视为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虽隔三千里，犹对面也，慎勿忽之。（《陆清献公集》）

令郎天资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当多读书，勿汲汲于时文。《左传》之外，《易》、《诗》、《礼》诸经，皆不可不读，读必精熟，熟必讲解，聪明自然日生，将来便不可限量。养其根而俟其实，古人为学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坏，只缘父兄性急，一完经书，便令作文，空疏杜撰，不识经史为何物，虽侥幸功名，亦止成俗学，与前辈学问相去殊绝，此不足效也。（《陆清献公集》）

令郎今岁学业，必更精进。幼学工夫，不患不长，但如筑室，须坚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皆基址也，时文则楼阁也。须先将各经熟读细讲，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后及于时文，循序渐进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陆清献公集》）

科场一时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奋发自励，焉知将来不冠多士？但患学不足，不患无际遇也。目下用工，不比场前，要多作文，须以看书为急，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味玩，不可一字放过，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浅说。如此做工夫，一部《四书》既明，读他书便势如破竹。时文不必多读而自会做。至于诸经皆学者所当用力，今人只专守一经，而于他经则视为没要紧，此学问所以日陋。今贤昆仲当立一志，必欲尽通诸经，自本经而外，未读者宜渐读，已读者当温习讲究，诸经尽通，方成得一个学者，然此犹是致知之事。圣贤之学，不贵能知，而贵能行。须将《小学》一书，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间动静能与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须愧耻，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长安中尤不宜轻易出门，恐外边习气不好，不知不觉被其引诱也。胸中能浸灌于圣贤之道，则引诱不动矣。（《陆清献公集》）

《分年日程》一书，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学者胸中先知有读书规模，然后以渐加功。倘从前已经蹉跎者，一二年补读一经可也。（《陆清献公集》）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须将圣贤道理时时放在胸中，《小学》及《程氏日程》，宜时常展玩。日间须用一二个时辰工夫在《四书》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将一节书反复细看，看得十分明白，毫无疑了，方始及于次节。如此循序渐进，积久自然触处贯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个时辰将读过书挨次温习，不可专读生书，忘却看书、温书两事也。目前既未有师友，须自家将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过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过劳。善读书者从容涵泳，工夫日进，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陆清献公集》）

我既在京，家中诸务，汝当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废读书，求其并行不悖，惟有主一无适之法。当应事时则一心在事上；当读书时则一心在书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必怠惰，亦不可过劳，须要得中。《小学》及《程氏分年日程》，当常置案头，时时玩味。（《陆清献公集》）

星佑来，惟劝其读《小学》。若日日能将《小学》字字熟读深思，则可为圣为贤，亦可保身保家，汝当互相砥励。人而不知《小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陆清献公集》）

闻令孙今岁亦已就试，愚意亦不必汲汲，与其勉强早入泮，不如多读几年书，使之学问充足，下笔沛然；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尽之道。若一味欲速，未培其根，先求其华，纵得侥幸，恐病痛非小，此某年来阅历人情世态，所见如此。（《陆清献公集》）

《小学》不止是教童子之书，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须臾离，故许鲁斋终身敬之如神明；《近思录》乃朱子聚周、程、张四先生之要语，为学者指南。一部《性理精华》，皆在于此。时时玩味此二书，人品学问，自然不同。（《陆清献公集》）

家务虽不能尽摆脱，然要见得此中都是道理，触处皆是此理流行，则不患俗务累人矣。（《陆清献公集》）

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苏子瞻之文章，愈穷愈工；程伊川之学问，愈困愈粹。一番否剥，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陆清献公集》）

细心静气取程、朱大儒之书，沉潜反复，其中真见圣贤意旨所在，然后执笔为文。复取先正守溪、荆川、泾阳之作，循其规矩，范我驰驱，不必务为奇异，而自卓然远于流俗，此则天下之至文也，何为舍坦途而驰骤于荆棘哉！（《陆清献公集》）

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篇，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附以辨论，则浚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皆有《经书讲旨》及《纲鉴》《性理》等钞略，尚是古人遗意，盖自为温习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学者亦不复讲，其作为《书说》《史论》等刊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故，不与为己相关，故亦卒无所得。盖有书成而了不省记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李榕村集》）

资性有钝敏，不可强也。虽然，亦视其志之分数何如耳。如有十分志向，则其诚必不息，“焉日有孜孜，毙而后已”，则亦无微之不入，无坚之不破。凡溺心于邪者，必有鬼凭之；专心于正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道家之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王荆公云：“方其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谓神物，非真从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灵爽之所为。诗云：“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此理至确。惟在有精进之力，无退悔之心；有广大之愿，无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钝鲁人，不足为忧也。（《李榕村集》）

《四书》《六经》及濂、洛、关、闽之书，人须终身艺之，如农夫之终岁而艺五谷也。艺五谷者，每种必尽其勤，方其尽力如此，不知有彼也。若来牟未苏而又长彼黍稷，虽有上农，不能兼施，此须立课程为之。每艺一经，必尽自家分量，务令彻底方休。艺之之法：一曰熟诵经文也；二曰尽参众说，而别其同异，较其短长也；三曰精思以释所疑，而犹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犹未敢自是也。能于一经上得其门而入，则诸书皆同室而异户者，可以类推而通。古之成业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李榕村集》）

劝学箴：《易》与《诗》《书》，最务精熟；《三礼》《三传》，随分诵读。西京东京，文极醇厚。唐人之雄，曰韩曰柳。北宋文章，于唐有烈。欧、苏条达，曾、王峻洁。择其尤者，含咀英华；将来融洽，不名一家。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论学，庄子谭天，仲淹《中说》，子云《法言》，伟长《中论》，康节《外篇》，奥旨奇辞，手录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识之；周、程、张、朱，至为精凿。孔、孟通津，经书正鹄；《易》通《正蒙》，性书学论，以逮洛闽，微言至训，并须熟讲。益以精思，笃嗜深契。尚友遥师，义理昭明，庶几不畔；穷经观史，靡不贯串。犹有余力，列代诗骚，搜春撷卉，以咏以陶。如是读书，方有根抵；文学德行，实相表里。（《李榕村集》）

读书博学强记，日有程课，数十年不间断，当年吴下顾亭林、今四舍弟耜卿，皆曾下此工夫。亭林《十三经》尽皆背诵，每年用三个月温理，余月用以知新；其议论简要有裁剪，未见其匹。耜卿亦能背诵《十三经》而略通其义，可不谓贤乎！但记诵所以为思索，思索所以为体认，体认所以为涵养也。若以思索、体认、涵养为记诵带出来的工夫，而以记诵为第一义，便大差。必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至于义理融透浃洽，自然能记，即偶然忘记亦无害，程、朱亦然。（《李榕村集》）

宾实读书，一切诗文历算都不甚留心，惟《四书》《五经》中这点性命之理，讲切思索，直似胎胞中带来的一般，此之谓“法嗣”。当时徐立斋、韩元少每见辄问某近又读何异书。人好读异书，便是大病。书有何异？《四书》《五经》如饥食渴饮、祖宗父母一般，终身相对，岂有厌时？（《李榕村集》）

自汉以来的学问，务博而不精，圣贤无是也，太公只一卷《丹书》，箕子只一篇《洪范》，朱子读一部《大学》，难道别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晓？然得力只在此。某尝谓学问先要有约的做根，再泛滥诸家，广收博采，原亦不离约的，临了仍在约的上归根复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种子，始有根有杆有花有叶，临了仍结种，到结了种，虽小小的，而根杆花叶，无数精华，都收在里面。（《李榕村集》）

看书须逐条想一遍，不但为书，且将此心磨的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来。（《李榕村集》）

读书不专是务博，须是凑成一堆。如天上繁星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若凑起来，比月还大，只因月是团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别。昔有人力格数人，问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敌得十人；兼三四人，则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见得须是合并，若散开终是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