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屡经大盗杀之。又多不出合，只消磨尽了。」

「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高祖亦自粗疏。惟光武差细密，却曾读书来。」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曰：「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使其不死，当有可观。」曰：「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问：「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其事颇相类。」曰：「建炎初，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使一举而取河北数郡，即当时事便可整顿。及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京师之人莫不号恸！于是群盗分散四出，为山东淮南剧贼。」德。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杀。尉迟敬德着甲持刃见高祖。高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谓：「既许明早理会，又却去泛舟，此处有阙文，或为隐讳。」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与前后无情理。太宗决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见三儿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处。又谓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说。」

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禅者三。如肃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于玄宗，亦只为其诛韦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尔。」端。

又论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顿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盖之。如玄宗诛韦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会得事，坚不受。」

因及王魏事，问：「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见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须莫事建成？亦只是望侥幸。」问：「二人如此机敏，何故不见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因问太宗杀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

太宗纳巢剌王妃，魏郑公不能深谏，范纯夫论亦不尽。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资质极平正，点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先生尝语吕丈云：「范纯夫平生于书册皆只从忙中摄过了。」所以讽吕丈也。

太宗从魏郑公「仁义」之说，只是利心，意谓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汉文帝资质较好，然皆老氏术也。

或谓史赞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夫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骧。

问：「胡氏管见断武后于高宗非有妇道。合称高祖太宗之命，数其九罪，废为庶人而赐之死。窃恐立其子而杀其母，未为稳否？」曰：「这般处便是难理会处。在唐室言之，则武后当杀；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杀其母，明日何以相见？」问：「南轩欲别立宗室，如何？」曰：「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了；以当时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废之事。天下之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又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难处。不知孟子当此时作如何处？今生在数百年之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如此断定。须身在当时，亲看那时节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别立宗室。是时承干亦有子在。若率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须便将此样难处来阑断了。须要通其它，更有好理会处多。且看别处事事通透后，此样处亦易。」

先生问人杰：「姚崇择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说患未得人，便见它真能精择。」曰：「固是。然唐鉴却贬之。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当仁宗时，条天下事，亦只说择监司为治，只此是要矣。」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今须要知他断得是与不是，古今煞有以断而败者。如唐德宗非不断，却生出事来。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刚愎不明理，不纳人言。惟宪宗知蔡之不可不讨，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无所见，则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断」字上看，而遗其左右前后，殊不济事。

周庄仲曰：「宪宗当时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见便怜之，有复用之意。」曰：「宪宗聪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戋刂]地作诗自辨被迫胁。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

颜鲁公只是有忠义而无意智底人。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下两拜。后来知得，方骂。

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高似宣公，宣公谙练多，学便纯粹。大抵汉去战国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后面所说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当面便说得，如说孙权一段，虽辨士不及其细密处，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桥梁道路，井灶圊溷，无不修缮，市无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

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

问：「陆宣公既贬，避谤，阖户不著书，祇为古今集验」曰：「此亦未是。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可以讨论？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

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后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说者谓阳城居谏职，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耶？铣。

方伯谟云：「使甘露之祸成，唐必亡无疑。」寿昌。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弊法卒亦变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寇几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唐六典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皆是苏绰之制，唐遂因之。唐之东宫官甚详。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

因论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诸公以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分番入卫，则此一人便不复为农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业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有家则有世业。古人想亦似此样。义刚录云：「唐口分是二分，世业是八分。有口则有口分，寡妇皆无过十二」云云。

唐节度使收税，皆入其家，所以节度富。

「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问理道要诀。曰：「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理道要诀亦是杜佑书。是一个通典节要。

朱梁不久而灭，无人为他藏掩得，故诸恶一切发见。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

后唐庄宗善音律，好宠伶优。其卒也，得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而焚之。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岂欺我哉！寿昌。

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会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谓神圣，其臣莫及。赵普辈皆不及之。」

问：「世宗果贤主否？」曰：「看来也是好。」问：「当时也曾制礼作乐。」曰：「只是四年之间，煞做了事。」问：「今刑统亦是他所作？」曰：「开宝通礼当时做不曾成，后来太祖足成了。而今一边征伐，一边制礼作乐，自无害事，自是有人来与他做。今人乡一边，便不对那一边；才理会征伐，便将礼乐做闲慢了。世宗胸怀又较大。」

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收三关，是王朴死后事。模样世宗未死时，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东，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

周世宗亦可谓有天下之量，纔见元稹均田图，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图世未之见。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迫，无甚宽大气象。做好事亦做教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亦是数短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终是甚不济事。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

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有一处载「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语！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言不是学，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学，『君和』又是个甚物事？而今不必论。礼记所谓『疑事毋质』，盖无所考据，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义，古不可考，或以为学名，或以为乐名，无由辨证。某初解诗，亦疑放那里。但今说作学，亦说得好了。亦有人说，辟雍是天子之书院，大学又别。」

国语文字多有重迭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故柳子厚论为文，有曰：「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国语中多要说人有不可教则勿教之之意。

问：「史记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张文潜之说得之。」宋齐丘作书序中所论也。道夫曰：「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曰：「也是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底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岂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于此。」又曰：「老子著书立言，皆有这个底意思。」

「诸子百家书，亦有说得好处。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此二句说得好。」曰：「看得荀子资质，也是个刚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个模样，便将来说。」曰：「扬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细腻。」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灵根」之说。云云，亦只是庄老意思，止是说那养生底工夫尔。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然他只是说，都不行。至达磨来，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后来有禅，其传亦如是远。」问：「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恐其亦未足以尽庄老之实说。」曰：「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尔。据其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理会得庄老底意思！」荀

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问：「东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恶，固不是。然人之一性，无自而见。荀子乃言其恶，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说？」先生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谓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天下事从其是。曰同，须求其真个同；曰异，须求其真个异。今则不然，只欲立异，道何由明？陈君举作夷门歌，说荆公东坡不相合，须当和同，不知如何和得！」荀子。

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此是荀子好话。

「入乎耳而着乎心。」着，音直略切。

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问：「王通病痛如何？」曰：「这人于作用都晓得，急欲见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平。及知时势之不可为，做周公事业不得，则急退而续诗书，续玄经，又要做孔子底事业。殊不知孔子之时接乎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之文，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数圣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则欲以七制命议之属为续书，「七制」之说亦起于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盖以比二典也。诗则欲取曹刘沈谢者为续诗。续得这般诗书，发明得个甚么道理？自汉以来，绍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盖无那壹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曹刘沈谢之时，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亦有学为四句古诗者，但多称颂之词，言皆过实，不足取信。乐如何有云英咸韶濩武之乐？礼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它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左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如中说一书，都是要学孔子。论语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它便说陈思王善让；论语说『殷有三仁』，它便说荀氏有二仁。又提几个公卿大夫来相答问，便比当时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说一书，固是后人假托，非王通自着。然毕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述作，所以起后人假托之故。后世子孙见它学周公孔子学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时公卿大夫之显者，缵缉附会以成之。毕竟是王通有这样意思在。虽非它之过，亦它有以启之也。如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扬又敻别。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着，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子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它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观。」曰：「不然，它气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许多书时，方只二十余岁。孔子七十岁方系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见识，非凡人矣。」以下论荀扬王韩及诸子。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诏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甚么义理？发明得甚么政事？只有高帝时三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曰『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录。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只是要依他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