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常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问扬雄。曰：「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赢』，固不是。如易中卦气如何？」曰：「此出于京房，亦难晓。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气而无朔矣。」问：「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说，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问：「贾谊与仲舒如何？」曰：「谊有战国纵横之气；仲舒儒者，但见得不透。」曰：「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难考。但诗注颇简易，不甚泥章句。」问：「文中子如何？」曰：「渠极识世变，有好处，但太浅，决非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与通年纪甚悬绝。」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荣可知。使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渠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理人欲处分别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沙随云，史记高祖泛舟于池中，则『明当早参』之语，皆是史之润饰。看得极好，此岂小事！高祖既许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则知此事经史臣文饰多矣。」问：「禅位亦出于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杀元良，又何处去？明皇杀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至于天下国家事业，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却要斗合汉魏以下之事整顿为法，这便是低处。要之，文中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因言：「魏征作隋史，更无一语及文中，自不可晓。尝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龚鼎臣注，及南史、刘梦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书不同，殊不可晓。」又检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于天下，亦识得三代制度，较之房魏诸公文，稍有些本领，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处，亦只自老庄中来。」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看。」学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它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曰：「各自有长处。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会。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扬子云为人深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类，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个奇耦，奇是阳，耦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若有个三底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胜，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刚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底说话。」又问：「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书，恐多是后人添入，真伪难见，然好处甚多。但一一似圣人，恐不应恰限有许多事相协得好。如见甚荷蒉隐者之类，不知如何得恰限有这人。若道他都是妆点来，又恐妆点不得许多。然就其中惟是论世变因革处，说得极好。」又问：「程子谓『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是如何？」曰：「只缘韩子做闲杂言语多，故谓之华。若扬子虽亦有之，不如韩子之多。」

扬子云韩退之二人也难说优劣。但子云所见处，多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语亦多病，但就彼时亦难得一人如此。子云所见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阴阳奇耦，便有四象：如春为少阳，夏为老阳，秋为少阴，冬为老阴。扬子云见一二四都被圣人说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数。」●问：「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无见处。若作太玄，何似作历？老泉尝非太玄之数，亦说得是。」又问：「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南升。

问：「先生王氏续经说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来于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于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髣佛。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又问：「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较活，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所以伊川说『西铭是原道之宗祖』，盖谓此也。」

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着，如「正谊不谋利」之类。然亦非它真见得这道理。董子。

问：「性者，生之质。」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气者，生之质，已有形状。」

问：「仲舒云：『性者，生之质。』」「也不是。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璘谓：「『性者，生之质』，本庄子之言。」曰：「庄子有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前辈谓此说颇好，如『有物有则』之意。」

问：「仲舒以情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

童问董仲舒见道不分明处。曰：「也见得鹘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等语，似不识性善模样。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又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如此说，固未害。下云『命非圣人不行』，便牵于对句，说开去了。如『正谊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问：「或谓此语是有是非，无利害，如何？」曰：「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也，要亦当权其轻重方尽善，无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计利害，于是非全轻了。」

建宁出「正谊明道如何论」。先生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仲舒所立甚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其议匈奴一节，娄敬贾谊智谋之士为之，亦不如此。

刘淳叟问：「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问时政，亦及治性情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阴阳日辰贪狠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时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诸葛孔明近申韩。

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扬子。

问：「扬子『避碍通诸理』之说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语有病。」问：「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间处事不看道理当如何，便先有个依违闪避之心矣。」

「『学之为王者事』，不与上文属。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学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数圣人之盛德，犹且如此。』」问：「『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虽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处称」

扬子云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六国之势，南北相连则合纵；秦据东西，以横破纵也。盖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直，东西横，错综于其间也。

「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晷，影也，犹影之随形也。盖德隆则星随德而见，星隆则人事反随星而应。」

扬子云云：「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溯于日乎！」先生举此，问学者是如何。众人引诸家注语，古注解「载」作「始」，「魄」作「光」。温公改「魄」作「胐」，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晓得个『载』字，便都晓得。载者，如加载之『载』。如老子云『载营魄』，左氏云『从之载』，正是这个『载』字。诸家都乱说，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则光始生于西面，以渐东满；既望，则光消亏于西面，以渐东尽。』此两句略通而未尽。此两句尽在『其溯于日乎』一句上。盖以日为主，月之光也，日载之；光之终也，日终之。『载』，犹加载之『载』。又训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盖初一二间，时日落于酉，月是时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则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对，日落于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载魄于西。盖月在东日则在西，日载之光也。及日与月相去愈远，则光渐消而魄生。少间月与日相蹉过，日却在东，月却在西，故光渐至东尽，则魄渐复也。当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渐东满；日复魄于西面，以渐东尽。其载也，日载之；其终也，日终之，皆系于日。』又说秦周之士，贵贱拘肆，皆系于上之人，犹月之载魄终魄皆系于日也，故曰『其溯于日乎』！其载其终，皆向日也。温公云：『当改「载魄」之「魄」作「朏」。』都是晓扬子云说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谓『载营魄』，便是如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载，盖以火养水也。魄是水，以火载之。『营』字，恐是『荧』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经营之『营』，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说终魄于东『终』字，亦未是。昨夜解「终」作「复」，言光渐消而复其魄也。盖终魄亦是日光加魄于东而终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渐东满，及既望，则日光旋而东，以终尽月之魄，则魄之西渐复，而光渐消于魄之西矣。」因又说老子「载营魄」。「昨日见温公解得扬子『载魄』没理会，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晓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载营魄」阙。』只有此四字而已。颍滨解云：『神载魄而行。』言魄是个沈滞之物，须以神去载他，令他外举。其说云：『圣人则以魄随神而动，众人则神役于魄。』据他只于此间如此强解得，若以解扬子，则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错。耳目之精明者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不理会修养之学，所以不晓。颍滨一生去理会修养之术，以今观之，全晓不得，都说错了。河上公固是胡说，如王弼也全解错了。王弼解载作处，魄作所居，言常处于所居也，更是胡说！据颍滨解老子，全不晓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载魄而行，便是个刚强外举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观他这一章尽说柔底意思，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天门开辟，能为雌乎？』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云『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又，楚词也用『载营魄』字，其实与颍滨解老子同。若楚词恐或可如此说。以此说老子，便都差了。」

张毅然漕试回。先生问曰：「今岁出何论题？」曰：「论题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张曰：「大率是骂他者多。」先生笑曰：「他虽有不好处，也须有好处。故程先生言：『他虽则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岂可一向骂他！」友仁请曰：「愿闻先生之见。」曰：「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学，却要学两汉，此是他乱道处。亦要作一篇文字说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问文中子好处与不好处。曰：「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间有见处，也即是老氏。又其闲被人夹杂，今也难分别。但不合有许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蒉等人，它也有许多人，便是装点出来。其间论文史及时事世变，煞好，今浙间英迈之士皆宗之。南升。

「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与其它好处极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并说若云云处，可见。」扬曰：「过法言。」曰：「大过之。」

文中子论时事及文史处尽有可观。于文取陆机，史取陈寿。曾将陆机文来看，也是平正。

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且如中说，只是王氏子孙自记。亦不应当时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何故尽无一语言及其师兼所记其家世事？考之传记，无一合者。

文中子，看其书忒装点，所以使人难信。如说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见有者。兼是他言论大纲杂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说礼乐治体之类，都不消得从正心诚意做出。又如说「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都是为自张本，做杂霸镃基。黄德柄问：「续书：『天子之义：制、诏、志、策，有四；大臣之义：命、训、对、赞、议、诫、谏，有七。』如何？」曰：「这般所在极肤浅。中间说话大纲如此。但看世俗所称道，便唤做好，都不识。如云晁董公孙之对，据道理看，只有董仲舒为得。如公孙已是不好，晁错是话个甚么！又如自叙许多说话，尽是夸张。考其年数，与唐煞远，如何唐初诸名卿皆与说话？若果与诸名卿相处，一个人恁地自标致，史传中如何都不见说？」因说：「史传尽有不可信处。尝记五峰说，看太宗杀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凭处。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只将这几句看，高祖且教来日鞫问，如何太宗明日便拥兵入内？又云，上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岂有一件事恁么大，兄弟构祸如此之极，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无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传是有多难信处。如赵盾一事，后人费万千说话与出脱，其实此事甚分明。如司马昭之弒高贵乡公，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贾充成济之徒。如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看左传载灵公欲杀赵盾，今日要杀，杀不得；明日要杀，杀不得。只是一个人君要杀一臣，最易为力。恁地杀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来许多说话，自是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议论，多是中间暗了一段，无分明。其间弟子问答姓名，多是唐辅相，恐亦不然，盖诸人更无一语及其师。人以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足，故诸人惧无忌而不敢言，亦无此理，如郑公岂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续书中曾采七君事迹以为书，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礼例今无可考，大率多是依仿而作。如以董常如颜子，则是以孔子自居。谓诸公可为辅相之类，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为它之尧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刘禹锡作歙池江州观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载祖讳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载关朗等事，亦多不实。王通大业中死，自不同时。如推说十七代祖，亦不应辽远如此。唐李翱已自论中说可比太公家教，则其书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谓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坏了。看来必是阮逸诸公增益张大，复借显者以为重耳。今之伪书甚多，如镇江府印关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伪书。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昨在南康，观其言论，皆本于此。及一访之，见其著述大率多类麻衣文体。其言险侧轻佻，不合道理。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至如世传繁露玉杯等书，皆非其实。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作。盖西汉文章，虽粗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汤诰并武王伐纣言词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

问文中子之学。曰：「它有个意思，以为尧舜三代，也只与后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问：「它续诗续书，意只如此。」因举答贾琼数处说，曰：「近日陈同父便是这般说话。它便忌程先生说『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缘这话说得它病处，它便忌。」问：「玄经尤可疑。只缘献帝奔北，便以为天命已归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龚鼎臣便有一本注，后面叙他祖，都与文中子所说不同。说他先已仕魏，不是后来方奔去。」明日寻看，又问：「它说『权义举而皇极立』，如何？」曰：「如皇极，某曾有辨，今说权义也不是。盖义是活物，权是称锤。义是称星，义所以用权。今似它说，却是以权为『嫂溺援之』之『义』，以义为『授受不亲』之『礼』，但不如此。」问：「义便有随时底意思。」曰：「固是。」问：「它只缘以玄经帝魏，生此说。」曰：「便是它大本领处不曾理会，纵有一二言语可取，但偶然耳。」问：「他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错处。」曰：「它说『何忧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里面却不恁地了。」又问：「『动静见天地之心』，说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员为形，动静为理，然亦无意思。而今自家若见个道理了，见它这说话，都似不曾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