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辞象变占拟《玄》之方州部家，仆独以为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后，一卦之内，必有辞焉，有象焉，有变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扬氏之《玄》，既弃其方州部，而独取家，而为八十一，复取八十一，而为七百二十九，以赞是方州部者，缘三以起，于家若无预者焉。先儒尝言《太玄》与《卦气图》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干》而终于《未济》，《玄》之首始于《中》而终于《养》，《中》者法于《中孚》，《养》者法于《颐》，此始终之异。自邵子、温公、荆公尊《玄》之后，如二苏讥《玄》之说，遂弃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为二义，殊不可晓。所谓《卦气图》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执事其详思之。

问：「《易》有起于《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说甚详。

今录其说，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复起于甲子耳。盖由扬雄作《太玄》，以初卦准《中孚》，故先儒误以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干》、《坤》，何以言起于《中孚》邪﹖夫子分上下经，而上经三十卦，始于《干》、《坤》，终于《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且《干》配甲而起于子，《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历《干》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离》凡三甲，而上经三十卦尽矣；又历《咸》之甲午，《损》之甲辰，《震》之甲寅，至《节》而周。凡六十卦，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之四卦继《节》之后，谓《中孚》复起甲子，可也，谓卦起《中孚》，不可也。且《干》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节》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经三十卦，是为阳生于子而终于巳；下经三十卦，是为阴生于午而终于亥。至《中孚》而阳气复生于子，故亦为十一月之卦。自《干》之起甲子，至《节》六十卦而终，是四其《河图》十五之数，为三百六十爻，爻当一日，而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济》四卦而终，是四其六子之数，凡二十四爻，而爻当一气，为二十四气，应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于四其六子之数﹖」应之曰：「《中孚》《巽》上《兑》下，《小过》《震》上《艮》下，并《既济》、《未济》、《坎》、《离》互体为六子，少阳少阴六子之气分布于四时，故四之以应二十四气耳，亦应四其《河图》十五数而日当一卦，凡六十日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渊妙如此。」

问：「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与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其义同否﹖」

命也者，禀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与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虽有理气之分，以命言之，其实一也。天以命人者气，人受于天者理。若仁义礼智则理也，贫贱寿夭则气也，是岂命有二也哉﹖析之虽殊，命则一也。尚论古圣贤之言命者，其辞旨盖有不同，亦各从其所由而发之，启道德之门者有之，达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为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谓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顺其正而已。至若见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庙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预焉，在我者岂委而废，在天者岂强以必。今之言命者悖于此，至若不保其身，死于岩墙之下，当在不吊之义。然所谓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详矣。

问：「邵子谓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盖如磨然，上下皆天。虚者为气，只天之形；浊者为体，只地之形。所谓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昼夜，日没于地下。但认得地在其中，则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问：「邵子谓数起于午。」

数起于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数，皆顺天而行，复至于《干》也；未生之数，皆逆天而行，《姤》至于《坤》也。非午不能起，阳尽于午，由静而动，此知来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尝言之。

问：「邵子谓天行不息，未尝有昼夜，人居地上，以为昼夜，故以地上之数，为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学，心法也。图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图者，环中也。方圆之图尤密。」所谓地上之数，为人之用，方图是也。用九环中，则依天而行，圆图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为万物之灵，而《干》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见。

（梓材谨案：此下有答邵子声音之学及字母渊源条，加载《百源学案》。）

◆郑氏家学

教谕郑求斋先生觉民

郑觉民，字以道，号求斋，鄞县人，芳叔之子。积学累行，承其家学。郡旧有乡饮酒礼，守王元恭与程敬叔议复之，属其讨论，邻郡咸取以为法。性至孝，母尝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即愈。后母病痱，至刲股和肉以进。父当葬，适病痁甚剧，人皆止其临圹，泣曰：「幸后先人讫大事，即道死无憾。」返而瘥，人以为孝感。为龙游教谕，三月即弃官归。经略使征遗逸，署婺州学职，后中书奏授处州教授，命下已卒。（参《四明文献录》。）

教授郑先生驹

郑驹，字千里，求斋觉民之长子也。持身修洁，为文温润缜密。洪武初，聘为郡庠训导，升义乌教谕，皆能以道淑人。宋潜溪自翰林归里，见即推重，以宾礼遇之。弟真、凤，并以文学著名，人目为三骥。（参《成化四明志》。）

教授郑先生真

郑真，字千之，求斋觉民之子，研穷六籍，尤长于《春秋》，旁及百氏传记，靡不究心。元季，科举中废，乃刻意古作。临川吴草庐策问治道十二事，对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无疑滞。明洪武四年，乡举第一，授临淮教谕。秩满入见，太祖赐之宴，命赋菊绽西风、霜脂枫叶诗，称旨，升广信教授。尝釆摭乡先生言行文辞萃为一编，曰《四明文献录》。又尝类聚诸家格言，着为《集传》、《集说》、《集论》。（参《宁波府志》。）

谢山《荣阳外史题词》曰：「郑氏自德仲、求斋以来，一门以文献世其家。其与深宁之孙遂初砥砺最切。先生兄弟并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笃。其时杨征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从之学文，然杨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质以厚，其于师门，称为转手。盖先生最策心经学，尝及见草庐吴文正公问道，其文平正通达，而不求异于时，此自宋干、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杨氏所传，反称别派，故先生虽讨论其门，而其文不甚肖。」

卷八十六　东发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

东发学案表

黄震　　　　　　　　（子）梦干　　　（孙）正孙　　　（曾孙）玠

（王贯道、王实　　　（子）叔雅

斋门人。）　　　　　（子）叔英　　　　黄珏

（默斋、讷庵再传。）

岑士贵　（南轩、潜庵三　　　　王士毅传。）

（五峰、紫岩、刘　　　　　　杨维桢（别见《艮斋学案》。）

氏、王氏、晦　　　　　　　（以下东发续传。）

翁、东莱四传。）

陈桱（见上《本堂家学》。）

黄翔凤　　　　　　　　　陈深（见下《本堂家学》。）

陈着　　　　　　　　　（子）深（并东发学侣。）　　　（子）泌　　　　　（孙）桱

安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东发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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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发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述《东发学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称《四明朱门学案》二，谢山《序录》始称《东发学案》。）

◆二王门人（游、余再传。）

文洁黄于越先生震

黄震，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为于越先生。宝佑四年登第。度宗时，为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出通判广德军。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先生数与争论是非，蕃世积不堪，疏先生挠政，坐解官。寻通判绍兴府，获海寇，僇之。抚州饥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诏增秩，遂升提举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先生谓收哺于既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娩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改提点刑狱。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劾去，遂奉云台祠。贾似道罢相，以宗正寺簿召，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有内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东提举常平。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遂兼王府长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纪纲不可紊。外虽藩王，监司得言之。今为其属，岂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复坏其法﹖」固不拜长史。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尝师王文贯，其语人曰：「非圣贤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钞》一百卷。宋亡，饿于宝幢而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先生本贯定海，其后徙于慈溪。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已而侨寓鄞之南湖。已而迁寓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没后，其子孙多居泽山者。泽山本名栎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学者建泽山书院以祀之。（修。）

百家谨案：先遗献曰：「嗟夫！学问之道，盖难言哉。无师授者，则有多歧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所以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斋之气魄，不能及于文洁，而《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洁之上接考亭，岂知言哉！」

谢山《泽山书院记》曰：「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迨至咸淳而后，北山、鲁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为之重振。婺学出于长乐黄氏，建安之心法所归，其渊源固极盛。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西山为建安大宗，先生独深惜其晚节之玷，其严密如此。婺学由白云以传潜溪诸公，以文章着，故倍发扬其师说。先生独与其子弟唱叹于海隅，传之者少，遂稍闇澹。予尝谓婺中四先生从祀，而独遗东发，儒林之月旦有未当者，抑不独从祀之典有阙。《宋史》儒林所作传，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学，无所发明；清容则但称先生之清节。呜呼！圣人所以叹知德之鲜也。」

又《杜洲六先生书院记》曰：「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由今考之，则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而其后别为一家者也。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为，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

东发讲义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之学者，乃或反是，岂因讲造化性命之高远，反忘孝弟谨信之切近乎﹖然尝思之，二者本无异旨也。造化流行，赋于万物，是之谓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发见，始于事亲，是之谓孝，而推之为百行。是孝也者，其体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达为天下国家之仁，本末一贯，皆此物也，故《论语》一书，首章先言学，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与天道，则未尝轻发其秘，岂非孝弟实行，正从性与天道中来，圣门之学，惟欲约之，使归于实行哉！自夫性近习远，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晓人以太极阴阳五行，无非指示此性之所从来，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禀者即天，虚灵莹彻，超然物表，尘视轩冕，芥视珠玉，则见于事父从兄，推之躬行践履，自然无玷无缺，纯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为孝弟之实也。二程先生讲明周子之说，以达于孔、孟之说，由性命而归之躬行，其说未尝不兼举。后有学者，宜己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为吾儒之异端；庄、列之戏诞，遁入禅学，又为异端之异端。虽其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弟相反，奈何程门言心，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心，程门言性，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适相乱。彼之空虚，反以高广而易入；此之切实，反以平常而易厌，故二程既没，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后始一切反而归之平实，平生用功，多于《论语》，平生说《论语》，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极性命等说，乃因一时行辈儒先相与讲论而发，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没，其学虽盛行，学者乃不于其切实，而独于其高远；讲学舍《论语》不言，而必先《大易》；说《论语》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独讲一贯。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学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无关躬行。窃尝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为酌水计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食实者必溉其根，溉其根为食实地也，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为正躬行设也，反置躬行于不问，何为也﹖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余，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当何如也！窃意儒先讲贯已精之余，正学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发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从来，以归宿于孝弟之实行，守之以谨，行之以信，爱众以推广乎此，亲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国家，特举而措之耳，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为实学，又何更求多于言语间哉！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终身常读《论语》。某尝窃谓，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长，游戏征逐，往往至于忘返，与父母渐疏，终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学，知有《论语》而已，及其既长，博习讨论，往往至于忘返，遂与《论语》日疏，终身读《论语》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学者常能以孔子之教为主，以《论语》之说为正，庶几不为时尚所移，盖孔子之说，万世无弊。自孟子而下之说，皆随时救弊者也，吾徒尚当谨之哉！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谨按，圣门之指示要领，在此一章，异端之窃证空谈，亦在此一章，故学者读此章，最不可不审。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故曾子释之以忠与恕，盖理固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贯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尝以告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职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此谓多学正所以求为贯通，不可止于务多而已也。颜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则一以贯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反说约，则一以贯矣，然皆自博学详说中来也。圣贤之学，首尾该贯，昭然甚明，初未尝单出而为一贯之说。奈何异端之学既兴，荡空之说肆行，尽《论语》二十篇，无一可借为荡空之证者，始节略忠恕之说，单摘一贯之语，矫诬圣言，自证己说，以为天下之理，自成一贯，初无事于他求，是不从事于博文而径欲约礼也，不从事于博学详说而径欲反说约也，已非圣贤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说，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愚尝考其故，其端盖自春秋、战国来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闲者，皆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当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见者亦皆此道，士之已达者以此道见之设施，士之未达者以此道见之讲明，大之为三纲五常，细之为万事万物，无非此道，而何有异说！周室既衰，学校既废，上无与主张，下无与讲习，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功名，则为管、晏之功利，则为苏、张之纵横，则为申、韩之法术；不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横议，则为老聃之清虚，则为庄、列之寓言，则为驺衍之诬诞，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当世者，其祸虽烈，而祸犹止于一时；不得志于当世者，其说虽高，而祸乃极于万世。凡今之削发缁衣喝佛为祖者，自以为深于禅学，而不知皆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戏剧之余谈也；凡今之流于高虚求异一世者，自以为善谈圣经，而不知此即禅学，亦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展转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时，而独于春秋之世，正使于众说淆乱之余，立大中至正之极，明日用常行之道，为天下万世之师。《论语》二十篇，拳拳训诂，惟以学问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独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贯之之说，又独于子贡之敏悟，而启以一以贯之之机。以一而贯之，是于功深力到之余，更求提纲挈领之要。夫子教人，意盖出此。后世学者，于曾子、子贡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尽略《论语》二十篇，而独取一以贯之之章；又于此章节略忠恕之语，而径为一贯之说。且贯者，串物之名，而绳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贯也，然后得以绳而贯之，必有积学之功、讲明之素也，然后得以理而贯之，故曰一以贯之。以云者，用此以贯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贯，并与以之一辞而去之，是自成一贯也，所讲求已大不可，况可并去贯字，单出言一，《论语》本文，何尝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谓读《论语》此章，最不可不审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者，举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谓言或过其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盖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时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运化；大之为三纲五常，微之为薄物细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准则。此夫子所以叹「天何言哉」，而谓「予欲无言」，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十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自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老氏清净，佛氏寂灭，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高者沦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说，售佛、老之私。向也以异端而谈禅，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禅学亦为儒学，以伪易真，是非瞀乱，此而不辟，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杨、墨以来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必使先明义理，别白是非，然后见之躬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说甚精，学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为圣为贤，何所不可！顾乃掇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坏，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讲明之初意，夫岂若是！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