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有至理，恩爱重贼，不可觉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何必纵情，同于细近邪﹖」

法云之所为，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扫除泯灭而不可得者。盖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遇圣贤，因其良心之未亡，归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与僧闵为徒，乃法云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闵者，戕毁物则之人也。毁则为贼，反则为乱，又可责以仁义之道邪﹖

释昙延着《涅盘义疏》，疏毕，恐不合圣理，乃于塔前以火验之，其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圣、后圣，其心一也。昙延造经疏，若于理周尽，何异前言；若有未尽，更须进学。如饮水食饭，其冷暖饥饱之意，他人岂能知之，乃验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复云经轴放光，则又妄之极也。火无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经典投之火中，应手煨烬，昙延独以何道使疏不可焚，无乃幻术邪﹖自达摩而后，凡参禅悟彻者，必求人印证。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预焉！我诚自信，孰得移敓之﹖我诚勿悟，孰能分与之﹖必待人言为是而后以为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与对塔焚疏者何以异乎！

灵润十三出家，二亲既终，兄弟哀诉，曾无动容，但为修冥福而已。

灵润割父母天性之爱，弃兄弟哀诉之言，自以世网超脱，慧忍能断，然良心终不可忘也。何以验之﹖灵润虽无动容，而为修冥福，则其心于父母有丝毫不忍之意。当其回向之时，必曰资荐父母，终不曰资荐道路他人也。即此丝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为幻妄，扫而去之，儒教以为恻隐，保而存之，其异如此。或者谓儒佛同归，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释惠嵩，高昌国人，少出家。兄为博士，尝勉嵩令罢道，嵩曰：「腐儒小智，当同诸糟粕，余何可论！」元魏末至京，本国请还，嵩曰：「以我之博达，非边鄙之所资。」固执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闻之，告其属曰：「经不云乎：『三界无常，诸有非乐。』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愿力尽度众生，故阿难赞之曰：「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学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殒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无常」，何为爱变中华而轻贱边鄙﹖又曰「诸有非乐」，何为自恃博达而诋诮儒风﹖遂使三族之人，无罪夷灭，愚很惨酷，蛇虺豺狼之不如也。

释惠斌博览经史，十九为州助教。怀慕出世，年二十三翦发。其父于汶水之阴，九达之会，建义井一区，仍树碑铭云：「哀哀父母，载生载育；亦既弄璋，我顾我复。一朝弃予，山川满目；云揜重关，风回大谷。爱敬之道，天伦在兹；殷忧莫诉，见子无期。凿井通道，托事兴辞；百年几日，对此申悲。」

惠斌博览经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弃亲而去，无复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观井碑之语，哀怨感切，读之令人怵惕而恻然，想当日之意为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达之会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几往来之人，官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兴念，能反之耳。则不知是时为民上者，以为是乎﹖以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伦，行反道败德之诛者乎﹖后人目此事者，亦将崇邪毁正，姑置之不问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犹水之湿，犹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扫除，谓之至道，呜呼异哉！呜呼异哉！

释惠豫诵《涅盘》、《法华》等经。尝寝，见人来叩户，问其故，答曰：「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术，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为神异，或曰吾某日当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贵哉！人死犹其生，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则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无也。近世儒者如师鲁尹公、子厚张公、康节邵公，皆闻于死生之际，辞气不乱，安静而逝，君子犹以为未及曾子易箦之正也。盖圣人以生死为分内事，无可惧者，故未尝以为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经》五千四十余卷，《传灯》一千七百余人，皆皇皇以死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顺受其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不闻有轮回之说，岂非简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经营，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国，说天堂可慕，地狱可怖，轮回可脱，于是人皆以死为一大事，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为常事，必至于贪生失理，惧死怛化，而不顺受其正也。自两汉而上，战国、春秋之时，圣人所谓道丧之世也。当其时，义心激切，视死如归者，班班可考，其心初无慕怖，安于义而已。后世学佛者，自以为其道可以了达死生，而其行事视三代之风尚未能及，况圣贤之际乎！

澄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辞虎。虎出宫慰谕，澄谓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与告石虎者，何得反复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乱，当先从化」，则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则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则未知澄以数尽不得已而死乎﹖抑数未尽自经而绝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当其将死之日，石氏危乱已着，澄果有爱人忠虎之计，史必传之以为美谈。今观其告虎之言，曰「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而已。是以有道君子辟之曰：「佛氏之教，名为广爱众生，终必归于自利之涂。」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哉！

释宝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并烧二手。于是积柴于楼上，作干麻小室，以油润之，自以臂挟炬，麻燥油浓，赫然火合，于炽盛之中礼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复一拜，身踣于炭上。

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为有则有，心以为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为障，谓心为空，此其所以差也。圣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无与焉。故曰：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飞走动植并育而不相害，仁义礼智并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为空，起灭天地，伪立其德，以扰乱天下哉！今夫人，目视而耳听，手执而足行，若非心能为之主，则视不明，听不聪，执不固，行不正，无一而当矣。目瞽耳聩，心能视听乎﹖手废足蹇，心能执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体有用，相无以相须，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肤而心不知者也。学佛者言空而事忍，盖自其离亲毁形之时，已丧其本心矣。积习空忍之久，于刲剔焚炼而不以为痛，盖所以养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无不自爱其身。彼学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细，犹不忍害，广悲愿也。自爱乃能爱人，爱人乃能爱物。故养心保身者，济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残之如此，将何为哉﹖非有丧心之疾而然乎！

释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量校三教之优劣，欲事废立，安乃着《本二教论》：「有客问曰：『优柔宏阔，于物必济，曰儒；用之不匮，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厌身无常之说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教惟有二，宁有三！』」

客与主人问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见，蹇浅若是哉！儒之为名，学者之通号耳，非为称名为儒，即是贤也。故孔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谓「优柔宏阔，于物必济」之儒，何所本乎﹖稽之书传，无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盖言存神过化、阖辟万古、变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尝有厌身之叹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释教为内，而释徒自处则曰「方外之人」，儒教为外，而鄙薄儒者则曰「方内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区别内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师，千里曰王畿，推而广之，至于要荒，则京师为内而要荒为外矣。人之所居曰奥阼，然后有堂有庭，有门有垣，则奥阼为内而垣为外矣。名者，实之宾也。有此实，然后有此名；无其实，则名何从生﹖不知道安所谓内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闻其说也。

释惠立见尚医奉御吕才造《释因明图注》三卷，非斥诸师正义，立致书责之云：「奉御于俗少闻，遂谓真宗可了。何异鼷鼠见釜之堪陟，乃言昆丘之非难；蛛蝥棘林之易罗，亦谓扶桑之可网！」才由兹而寝。

射如李广，然后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后可以乘覂驾。盖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则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则不足以揆事。如吕才，亦有意乎！不信异端小道，尝着论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浅，才不应遽为之改，然其详则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异端，其未达则推理以穷之，其既达则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叶，然后言不徒发，而于道有补。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无父」「无君」之言折之，其祸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祸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经自名而得君，其学杂乎佛也。后乎此者，有以文辩豪世而得时，其学杂乎佛也。人之所趋者势利，所悦者华釆，于是圣人之道欲明而复暗。然赖先圣之说尚存而不泯也，学者可以溯流穷源，一洗其害，而先韩、欧之驾，以追于孟子，正人心，辟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为圣人之徒，不亦善乎！

释元珪曰：「若能无心于万物，则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混疑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佛无众生，无汝及无我。无我无汝，孰能戒哉﹖」

世之禅师所谓机辩，横说竖说，逆行顺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无心者也。自古大圣人垂世立教，曰养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无心也。心不可无，无则死矣。圣人之心若鉴，不劳思虑，不用计度，而尽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鉴之明而已，不言无鉴也。有所欲必淫；圣人所欲不踰矩，是以无淫。福淫祸善必盗；圣人福善祸淫，是以无盗。滥误混疑必杀；圣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无杀。先后违天必妄；圣人宪天聪明，是以无妄。惛荒颠倒必醉；圣人不为酒困，是以无醉。圣人之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为是，以善人为非，触情残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尝有心也，适然如是耳」，而可乎﹖盖佛氏以心、迹为两途，凡其犯理背义，一切过失，必自文曰「此粗，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终日涉泥涂，历险阻，而谓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尝行也」，则可信邪﹖

释明瓒于衡岳闲居。李泌隐南岳，潜察瓒所为，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谒焉，望席门自赞而拜。瓒大诟，仰空唾曰：「是贼！」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瓒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啖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尽食而谢。谓李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邺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时，辞万乘之友，隐居南岳紫盖峰者凡十年。隐居之旁有一僧岩居，曰明瓒，相去甚迩，邺候未尝与往来。此见之于传记，乃事之实，不知明瓒何为有此说乎。使邺侯欲谒瓒，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后行，素非师尊，望门而便拜，中下之人犹不为此，孰谓邺侯而为之﹖明瓒其果有道之士，与邺侯邻居之日久，亦岂不知其贤否也﹖一见诟唾，此何礼哉！以邺侯气凌宇宙，才干四海，尝辞宰相而不为，及得山僧煨芋之余，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无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邺侯天命不当作，瓒岂能与之﹖使其固有，瓒但能知之耳，何足为邺侯之损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间有名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扬己，人人同辙。家君崇宁中宦游湖南，偶与一僧倡酬一绝诗句，寻即忘之矣。后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见其僧有镂《语录》载此诗者，题其目曰「某人请益」，乃知此曹攀附名势，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后足，以笼惑愚俗。过庭之训曰：「侯师圣有立：『君子当守先王之道，壁立万仞，异端邪说勿挂于口，庶几不为所诱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识之！」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释昙迁，隋开皇七年下诏劳问，迁既为揖敬，或谓滞于荣宠者，乃着《无是非论》以示之。

昙迁所著《无是非论》虽不可见，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犹松直棘曲，鹭白乌黑，虽创物之智不能改也。圣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是非不乱，则天下之事定矣。昙迁学佛，则当遗物离世，投身于岩穴之间，使世欲闻其声且不可得，况见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国王之言，谄谀人主，耽彼荣利，何也﹖若以事君为是，则不臣为非；若以徇俗为非，则出家为是。是非之分，岂可乱哉！昙迁心疑又增滞宠之议，慨然着论，秖益赘疣耳！将以是为非，何异指中尊为外道；将以非为是，何异称外道为中尊；将是非之泯然，何异中尊外道，莫较贤否。僧人诚以此思之，则是非之心自见。苟见此心，必从是而违非矣。

释怀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载，忽感灵异，见金色玉毫，便证念佛三昧。临终感佛来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既极，则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见者。汉武帝见李夫人，唐明皇见李老君，皆此类耳。怀感专切，用志不分，故随其所欲而见焉。其实则寂然无一物，乃妄见也。故君子养心，贵于得正，正则无此矣。得正，则所见亦正。

东晋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敬王者。何充等议不应敬。诏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应废。今慕茫昧，弃礼教，使凡民常人假饰服以傲宪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实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修善之俗，废于圣世，臣所未安。」诏曰：「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参治者也。五戒小善，既拟人伦，而于世主略其礼敬邪！卑尊不陈，王教乱矣。」充言：「今沙门烧香祝愿，必先国家。欲福佑之隆，情无极矣。奉上崇顺，出于自然。臣以为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议遂寝。

凡释氏自护其教甚密，不肯少为法度所屈，以开废毁之渐，故于一言一拜，计较如此。充，溺佛者也。观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坏其法。」远法师亦云：「一旦行此，如来之法灭矣。」远胶于所习，固不足责。充服儒衣冠，为国大臣，反主无父无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夭寿，禀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烧香祝寿，曰「无量寿佛」者，盖所谄谀世主，窃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齐襄，岂不深受回向，其终何如！是可鉴也。若夫《天保》归美报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寿望焉，非为谀也。能正是国人，则惜其胡不万年；能为邦家之光，则愿其万寿无期；皆好善之诚心，非为利也。名之曰幽、厉，则孝子不能改；时日曷丧，则民欲与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爱君者，惟劝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虽短命如颜子，何病其贤！其德不修，虽期颐如庄蹻，何救其恶！故诗人咏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问其贤不肖，苟于己有分毫之利，则焚香呗赞，书栋名钟，必深致善颂以悦之。岂彼不知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谄求，祸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说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为言。利与善之间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鸟足以知之！彼僧者，当隋炀帝时祝之曰「今上万岁」，当唐太宗时祝之亦然，至武后时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见其情状，断然绝之，则其术无所施矣。

宗羲案：吴必大问《崇正辩》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释亦谓所辩者皆其门中自不以为然。」曰：「吾儒守三纲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谓吾儒自不以为然否！」又问：「此书只论其﹖」曰：「论其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上断，毕究其是从那里出来。明仲说得明白。」某案致堂所辩，一部书中，大概言其作伪。虽有然者，毕竟已堕亿逆一边。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见其非理。然此皆晋、宋间其徒报应变化之论。后来愈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说增益之，牛毛茧丝，辩之所以益难也。

（梓材谨案：谢山于《崇正辩》标目上记云：「宜再釆择。」知其修补未完。又案：五峰文集，谢山节录之，致堂集亦当补釆，惜庐氏藏底未全。）

附录

朱子曰：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常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人也！

◆衡麓学侣

参议胡茅堂先生宁（别见《武夷学案》。）

承务胡五峰先生宏（别为《五峰学案》。）

梁归正先生观国

梁观国，字宾卿，番禺人。始业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尝谓学而畔道，皆由异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为奏疏两通，各万言，走私僮谒诸天子，愿屏绝二氏，弗俾无父无君之术侵紊人纪。会所在道绠，阻于上闻。绍兴壬戌间，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阳，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邹鲁而无趣竺干也，诒书致杂文一编，致堂称而扬之。后三年卒，年五十九。着有《归正集》二十卷，《议苏文》五卷，驳其羽翼异端者，《编正丧礼》十五卷，《壹教》十五卷。卒之逾月，其友人陈元中率其门人约古礼葬之，而致堂志其墓。盖其所与游，独高、陈二子云。（参《斐然集》。）

（梓材谨案：谢山为《端溪讲院先师祠记》云：「梁先生观国，游于致堂之门者也。」然其年长致堂十二岁，止称学侣可尔。）

◆衡麓讲友

教授江先生琦

直阁胡先生襄

谏院韩先生璜（并见《武夷学案》。）

庶官刘先生衡（别见《百源学案》。）

直阁张总得先生祁

张祁，字晋彦，历阳人，以兄邵使金恩补官。先生负气高义，工诗文，赵丰公、张魏公皆器遇之。与胡致堂交最善。时秦桧疑之，会其子孝祥举进士弟一，诬先生以罪，付大理。桧死，获免。累官迁直秘阁、淮南转运通判。以孝祥仕浸显，不复干进，卜居芜湖。晚嗜禅学，号总得翁。（参《姓谱》）

附录

林拙斋《纪问》曰：张安国言其父尝教之云：「世间如贪鄙、刻薄等事，须常常把做一大罪过看，不可有分毫放过处，才惯了，便只把做常事看。」（补）

◆衡麓同调

忠简赵得全先生鼎（别为《赵张诸儒学案》）

◆梁氏讲友

学录高东溪先生登

高登，字彦先，临漳人，号东溪先生。靖康间游太学，与陈少阳伏阙拜疏，以诛六贼、留种李为请，用事者欲兵之，不为动也。绍兴初，召至政事堂，又与宰相秦桧论不合，去，为静江府古县令，有异政。帅守希桧意，捃其过以属吏。会帅亦以谗死狱中，乃得释。被檄试进士潮州，使诸生论直言不闻之可畏，策闽、浙水沴之所由，而遂投檄以归。桧闻大怒，夺官，徙容州。先生学博行高，议论慷慨，口讲指画，终日滚滚，无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闻者凛然。其在古县，学者已争归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属疾，自作埋铭，召所与游及诸生诀别，正坐拱手，奋髯张目而卒。（参朱子文集。）

陈先生元中

陈元中，闽人，居番禺。

（梓材谨案：周益公志胡忠简长子承务墓云：「随忠简调新州，诗人陈元忠目为『《春秋》生』」。元忠盖即元中，传写之异。）

◆衡麓家学（二程三传。）

胡伯逢先生大原（别见《五峰学案》。）

签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诚，崇安人，致堂先生从子也。以任入官，累迁泉州签判。贼有逼临漳者，泉为邻境，城门昼闭。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逻卒捕之。同官欲斩以徇，先生不可，曰：「贼岂无攻具，乃以短斧思破城邪！﹖」讯之，果樵者。时人称之。（补。）

毛以谟，字舜举，衡山人也。受业衡麓先生之门，尝为题其斋曰不息，而五峰为之记。（补。）

知军刘先生苟

刘荀，字子卿，清江人。尝从胡致堂于新州，又从张横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绪言，皆笔之，名曰《思问记》。淳熙中，知余干县，未满，适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为首荐，改判德安，知盱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