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道》

苌弘

周

史

《左》昭十一、《国

语》、《淮南子}

《汉志》称为

周史

蔡公

周

大史

《晋语》

原作咨于蔡

原、访于辛

尹。蔡蔡公、

原原公、辛

辛甲、尹尹

佚、注：皆周

大史

原公

周

大史

同上

阙名

周

大史

《左》哀六

时居楚

阙名

周

内史

《左》桓二、襄十

老聃

周

守藏

史

《史记 老子传》

儋

周

大史

同上

克

鲁

大史

《左》文十八

《鲁语》作里

克

固

鲁

大史

《左》哀十一

阙名

鲁

大史

左昭二

韩宣子观

《书》于大史

氏

左丘明

鲁

大史

《汉书 艺文志》

掌恶臣

鲁

外史

《左》襄二十三

阙名

郑

大史

《左》襄三十、昭

元

《说苑》有史

叟，亦郑人

阙名

齐

大史

《左》襄二十五

兄弟三人，

其中二人为

崔杼所杀

南史

齐

史

同上

《左传序正

义》谓南史

为大史之

副，应是小

史之官。

柳庄

卫

大史

《檀弓》、《韩诗外

传》

华龙滑

卫

大史

《左》闵二

又有史朝、

史鱼、史狗，

皆卫人

礼孔

卫

大史

同上

伯◆

晋

曰

史

《左》昭十五

司典籍之史

辛有二

子

晋

董史

大史

同上

董史即董典

籍之史。董

狐，其后也

史赵

晋

史

《左》襄三十、昭

八、哀九

史龟

晋

曰

史

《左》哀九

董狐

晋

日

大史

《左》五十二

屠黍

晋

大史

《吕览 先识》、

《史通 史官》

《说苑 权

谋篇》作屠

馀

史苏

晋

史

《左》僖十五

《晋语》

阙名

晋

左史

襄十四

左史谓魏庄

子云云

史墨

晋

史

《左》昭二十九、

哀九、襄二十作

史黯

赵简子之史

时，三家尚

未分晋

倚相

楚

左史

《左》昭十二、《楚

语》

史皇

楚

史

《左》定四

楚又有史

疚，战国时

人

史■

虢

史

《晋语二》

阙名

邾

史

《说苑 君道》

阙

宋

史

《国策》

宋康王使占

雀生麒

廖

秦

内史

《史记 秦本纪》

缪公时

阙名

秦

御史

《史记 廉蔺列

传》

阙名

赵

御史

同上

周含

赵

史

《说苑》

阙名

韩

御史

《韩策》

史起

I

魏

史

《吕览 乐成》

魏襄王时人，有民歌为邺圣令史公之语

敫

田齐

大史

《国策》

阙名

田齐

侍史

《史记 孟尝君

传》

胡毋敬

秦始皇

太史令

《汉 艺文志》、

《说文叙》

司马谈

汉

太史令

《史记 自序》

司马迁

汉武帝

太史令

同上

甲骨文、金文中时见古史官之名，兹不具引 。按此即黄帝以迄汉武之史官，所可考见之大略也。兹更取表列周代史官，分为王室史官、列国史官二类，将其官名人数，综计如左。

王室史官

人数

列国史官

人数

内史

六人

大史

十四人

大史

十二人

左史

二人

左史

三人

内史

一人

右史

一人或二人

外史

一人

史

六人

御史

三人

守藏史 一人 史 十一人

董史

一人

侍史

一人

《周礼》所载五史，即所谓王室史官也。兹则有内史而无外史，有大史而无小史，何也 据黄以周所考，内史为左史，而大史即为右史，是则戎夫、史豹、史良三人之称左史者，即为内史之异称，而右史仅见名武者一人，即为大史之异称，此可推而知之也。外史小史秩卑，故无可称之人，或只称为史，所见史六人，其中或为外史小史之官。孔颖达《左传序正义》云：“齐大史书崔杼弒其君，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而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为小史。”此其所说，虽为列国史官，正可借喻王室之有小史。五史中有御史，而王室史官中则不之见，亦以秩卑故耳。列国史官是否备有五史，颇有疑问。内史秩尊于大史，为王室所专有，孔颖达谓诸侯无内史，其说颇谛，于是有大史兼掌内史之说。然内史一称左史，而列国又有左史，何也 考春秋时，左史凡二见，一为晋左史，失其名，一为楚左史倚相。左氏哀公六年《传》，谓有周大史之在楚者。以此例之，安知非周内史之在晋楚者乎 藉令列国备五史之官，而改称内史为左史，亦以明其不敢同于王室之义，虽有左史无碍也。或谓鲁为周公之后，故得备立其官，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谓周礼尽在鲁，是也。惟鲁有无内史，则不可考，而有外史之官。左襄二十三年《传》，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孔氏释以史官之居外者。盖诸侯有外史，自必有内史与之对立，孔谓诸侯无内史，则无外史可知也。然《史记》谓秦有内史廖，而晋楚二国皆有左史，左史即内史也。内史或为秦左史之别称，否则为秦之僭制。夫列国既有左史，则有外史，亦无碍也。至其所见之史十一人，疑为外史、小史、御史之简称，以其秩卑，不为分别，亦与王室之史同。或疑晚周之御史之见于秦、赵、韩三国者，在君左右，职司记事，高于《周礼》掌赞书之御史，因而疑其不根于周制 。然秦汉以后，御史之官，且副丞相而为三公矣。其职司因时而变，又何足异。至其官名，必原于《周礼》之御史，不待问而知也。大抵列国之制，大史之官，在所必设，故见于记载者有十一人之多。至于左史、外史，则或有或无，小史则虽有而只称为史，如南史之为小史是也。若夫守藏史、董史，皆由董守典籍而名。而侍史则下比于周官之诸史，更不得与外史、小史、御史比伦矣。《汉书。张苍传》云，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师古注云，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之御史，故《十三州志》，谓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后汉纪》注引)。是则周之御史，又一名柱下史。《史记。老子传注》引《张苍传》，因谓老子为柱下史，柱下者即藏书之柱下也。然御史所主之方书，方谓版也，记事于版，本为官府之档案，亦犹《周礼》掌赞书之谓，非老聃所守典籍之藏也。取以比附，恐未得实，应如《史记》称为守藏史，斯已可矣。此吾所释周代史官之大略也 。

周代以前之史官，其可考者，已具列于表。昔者班彪谓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即指记事之史而言。宋衷《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语盖不足据。谓其时有记事之史则可，谓有左右史之名，则尚失之过早也。终古为夏之大史令，向挚为殷之内史，似夏殷之世已有大史、内史之称，而周因之。然大史称令，为秦汉以后之官，周有大史而无令，由是推之，夏或有大史，而未必有大史令之称。近年在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上刻贞人之名甚夥，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贞宾贞者，■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廩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

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无令，大读如泰，而义同大小之大，如《周礼》之大卜、大祝皆是。汉以后始改大为太，称为太史。《说文 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而《汉书 艺文志》亦有是语。是则改大为太，称太史令，盖自秦时始矣。《汉书 百官公卿表》，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续汉书 百官志》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当于下大夫。故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史记 太史公自序》谓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谈为太史公，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此所谓天官者，即自序所谓，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若在《周礼》，则属于春官，以当大史、大卜、大祝诸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 自序》)又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此皆可与《汉志》相印证。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和也。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本刘氏师培说)。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第《汉仪注》谓：“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而刘知幾、钱大昕皆信之 ，吾谓此说非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无公，且秩仅六百石，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 ，亦不得位丞相上。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允矣。吾考《汉书 律历志》及《兒宽传》，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且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亦失之夸。《索隐》谓：“修史之官，别有著撰，则令州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后人不晓，以在丞相上耳。”此解得之。汉世史有专官，职司记载，故命天下计书，于上丞相之外，分上太史，以为记撰之依据。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以有数字者为主，易言之，即史料之一种也。再证以迁所自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益知位丞相上，绝无其事，而其职实合古大史、大卜、大祝三职而一之，亦不待烦言而解矣。且考《周礼》以大史介乎大祝、大卜之间，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又有司巫；而大史所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亦与卜祝为近；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见《左》定三年)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 。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实缘古制，亦如周代之有大史，位非甚尊，此盖应诠之义也。

《汉书 艺文志》，原于刘歆之《七略》，其叙诸子十家，谓皆出于某官；又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谓某官，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章学诚尝于所著《校雠通义 原道篇》，畅发此义云：

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又云：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

此所谓官师合一，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之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迨周之衰，王官失守，散而为诸子百家，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而刘、班二氏溯其源，曰某家者流，出于古者某官，虽其所说，未必尽雠，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藉是以明，章氏所说，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秦人以吏为师，吏即史也，惟古今有不同者，一则学下逮于庶民，而百家之学以兴；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而百家之学以绝耳。《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为说之当否，姑不具论，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 ，近人多宗其说 。至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究有断限不明之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庄子 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又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同书《孔子世家》及《老子列传》，皆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或谓老子世为史官，掌周室之典籍，故孔子从而问礼焉，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于庶民之故。然非西适周室，以观藏书，问礼于守藏之史，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司马迁以身为史官，而修《史记》，正为合于古法，此亦应诠之义也。

最后更有一义，应为之阐明者，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古人以乙部之书，原出于《尚书》、《春秋》，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之作，亦称春秋、尚书 。《管子 法法篇》，言春秋之记；《墨子 明鬼篇》，谓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 ；《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或又称志：《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传》尝称“周志”，又曰“前志有之”，“史佚之志有之”，又称“仲虺之志”，《孟子》亦称“志曰” ，是也。或又称书：子产、叔游皆称“晋书有之”是也 。《论语》记孔子两言史：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曰“文胜质则史”，并指史官而言 。《孟子》之论《春秋》则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史与齐桓、晋文对言，亦言人而非书。司马迁因《春秋》而撰《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其文中尝称秦记、牒记、史记 ，后人摭其语，称为《史记》，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犹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云耳。汉人曾直称《春秋》为史，如《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然亦未为通名 。汉末刘芳作《小史》，三国张温作《三史略》，谯周撰《古史考》，始以史名书，然谯周之作，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至萧子显作《晋史草》，吴均作《通史》，许亨作《梁史》，李延寿更作《南史》、《北史》，《隋志》亦改题《太史公书》为《史记》，至《宋史》之不称“宋书”，又以与南北朝之《宋书》同名之故，以下诸史皆因之，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迻而为书名矣。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侪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 。

总上所说，可得数义：史为官名，其初如吏，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一也。周代之左史、右史，即为《周礼》之内史、大史，而《周礼》五史，又为经制，不得轻疑，二也。汉世去古未远，史官之制未废，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史记》，三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只以名官，四也。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故私家无由修史，欲考古代之史学，舍史官外，别无可征，五也。兹叙吾国史学，上溯其源，必首史官，义不外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即偶有之，多以他职兼典；而不能举其职，故改于他章述之。

第二章 古代史家与史籍

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 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 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沈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