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沈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惟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史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 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史记 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 。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 ，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 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 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 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 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春秋》为鲁史之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曰，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盖《春秋》者编年之书，故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总之，明其以年为纲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记》言之最详。《史记 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十二诸侯年表》云：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激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 艺文志》亦于《春秋》后论之云：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论语》)。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天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为何如，马、班所述，固不诬也。

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屡发之，尝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为之说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复引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左丘明尝称《春秋》之称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 。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亦云：

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

盖《春秋》一书，本为鲁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详其事迹、明其义例者，实为《左氏传》，必合观之，而其义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学，而与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刘知幾尝谓《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而王安石乃有“断烂朝报”之讥 。然《春秋》之可贵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

生论之云：

《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则功在百世不可泯灭者也。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 昔者壶遂以此为问，而太史公答之矣。语具于《太史公自序》，其说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语亦见赵歧《孟子题辞》，又见《春秋繁露 俞序篇》惟字句微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寻此所论，及《汉书》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征，思存前圣之业，以垂方来；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为深远，亦即修《春秋》之动机也。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作于丘明，亦为释《春秋》而作，汉代马、班诸家，皆无异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丘明为传，共为表里。” 近人之为今文学者，多不信是说，乃谓左氏别为一人，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且其说曰：司马迁答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氏即为左丘，其名不带“明”字；又以其人生于晚周，故《左传》之文，不类春秋人所作；又谓《齐论》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孔子同时。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 ，然不过姑为疑辞，以待后人之考断耳。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亦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自司马迁、班固、韦昭诸氏，所说皆同 ，其流传盖已久矣。近代学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击《左传》，几无完肤，如刘逢录、康有为、崔适诸氏，皆谓今本《左传》，颇经刘歆窜乱，凡其中释经文者，多非左氏之旧，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为证；或又谓作《国语》者，即为左丘，而非丘明，刘歆取《国语》之一部，以伪制《左氏传》，以其弃余为今本之《国语》，或又以《左传》、《国语》之多歧，断其作者不为一人 ，其为说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谓司马迁之世，去古未远，所见古文典记甚夥，其称鲁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语；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纵令后贤所说，各能自完其说，然不信《史记》本书，而取短书杂说，或单文孤证，以明其说之为是，一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故谓汉代之中秘书，多为其窜乱，弗恤深文周内，以成其罪。不悟《史记》之作，远在歆前，采用《左传》，言非一端，且其书早经杨恽、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为时贤所共见，藉令歆果作伪，必为太常博士之徒，察觉发覆，而哄然不容于世矣。夫刘歆作伪之说，已不可信，而谓左氏为晚周人，为可信乎 故愚仍以马、班之说为可据，而以作《左氏传》者，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而备闻修《春秋》之义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讨论之余地矣。若夫《国语》之作，是否与作《左传》为一人，本不甚关重要，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

《左氏传》为释《春秋经》而作，经既为传之纲领，而传亦为经之节目。杜预作注，始合经传而为一，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者，皆可一览而得。后来朱熹作《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实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传，为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与孔子同其作述，称之为传，其实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为《春秋》作传，不详其事，而详其义，初则师弟之间，口耳授受，至于汉代，乃著之版业，写以隶书，所谓今文之学也。晚近讲今文学者，推崇《公羊传》，以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史记》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于是乃有“立三统”“张三世”之说；又谓孔子端门受命，为汉制法，以明白可据之书，寓怪诞不经之说。不知公羊之三世，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古、近代，以鲁史为据，故曰据鲁，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故曰亲周，周因于殷礼，故曰故殷，此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义也。汉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或谓左氏所传，为其文则史之文，《公》、《穀》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此亦不然。左氏之义，即寓于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于《公》、《穀》，而其义已大明。总之，研史与说经不同，公、穀二氏之说，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若研史者，则应以史实为主，空说其义，于史何裨 此《左氏传》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 。

《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 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韦昭叙云：“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其明识高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其释义可谓昭晰矣。宋人叶梦得尝谓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作者为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见《习学记言》，亦见《困学纪闻六引》)，即以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证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缘行文之便，其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亦以免与下文犯复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为称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证也。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起于先秦，渊源甚远，后人非有极真极确之证据，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诘《国语》之短者，一曰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也，《楚语》则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此隋人刘炫说)；一曰《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后四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则为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则为十年，此又《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近人徐元诰说，见《国语集解序》)。惟左氏身为史官，所见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为存异，以待后人之论定耶？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周王为天子，鲁齐以下为诸侯，而以天子下侪于诸侯，称为一国之语，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体，遂为后来国别史之祖矣。

《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其书为古史，而有研讨之价值者，凡四：曰《逸周书》、曰《竹书纪年》、曰《世本》、曰《战国策》，是也。

《晋书 束皙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摄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又同书《荀勗传》云：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勗又尝叙《穆传》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丝编，以臣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尽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 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纪与此略同，可供参考)。

据上文所记，汲冢所得古书如下：

《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坏之七篇，正为七十五篇。其中纯属于史籍者，曰《纪年》，即世所称之《竹书纪年》；曰《国语》言楚晋事，盖即今本《国语》之残简也。

《汉书 艺文志》，书九家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为周史记，刘向谓即周时之诰誓号令，而颜师古则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自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皆引《周书》，亦皆在今本《逸周书》七十篇之中，惟《隋书 经籍志》于《周书》十卷下注曰，《汲冢书》，《唐书 艺文志》仍之，后人遂于今本《周书》，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诸书，《晋书 束皙传》杂事十九篇中虽有《周书》之名，而篇帙太少 ；而杜预《左传序》，叙汲县发冢事，亦未尝一语及之；况晋武以前引《周书》逸文，不在今本中者，盖不下数十事 ；其书故盛传于世，何得谓出于汲冢而世始见之耶。前人释今本《周书》，谓其篇数少于《汉志》一篇者，即缘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书序》，理或然矣。究之其书之一部，不免出于后人依托，故多与《尚书》不类；又诸书所引，多不见于今本。然其书仍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于依托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据，古籍无多，不可轻弃，故宁过而存之，是也。

其次则《竹书纪年》，实出于圾冢，《晋书 束皙[传]》叙之备矣。而《隋书 经籍志》亦云：

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编，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预《左传后序》扶作符）。

兹考《隋志 古史》一目，著录《纪年》十二卷，谓为《汲冢书》，当为束皙、苟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无可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