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见其可。清儒之治史学者，多自经学入，以治经之法治史，故盛称《通典》。不悟总览全编，窥其大略，固以简严为贵，若专取某一门而探讨之，详如《通考》，犹病其略，况《通典》乎 此又治史之术之不同于治经者矣。且吾观究心典章制度之人，无不以《通考》为宝藏，而恣其撷取，犹高语于人曰，吾取君卿，而鄙贵与，滔滔者皆是，又奚足责哉。群经之中有《周官》，以明典章制度者也；又有《仪礼》、《礼记》，以明节文仪注者也。《通典》、《通考》，实兼具二者之用，故曰为古官礼之遗。然《周官》一书，仅当《通典》之《职官典》、《通考》之《职官考》；《仪礼》、《礼记》二书，仅当《通典》之《礼典》、《通考》之《郊社》、《宗庙》、《王礼》三考；其他各典各考，非古官礼之所尽具也。马氏谓太史公作八书以述典章经制，斯言最谛。是以《通典》之述州郡则仿自《汉书》地理志，述边防则出自诸史外国传，《通考》之述艺文则仿自《汉》、《隋》两志，苟一一取而探索之，必皆有其渊源。是故谓仿自官礼则可，谓悉出自官礼则不可。若乃郑氏《通志》之“二十略”，太半钞自《通典》，而无所增补，以视马书更远不如。且马书所载宋制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所下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是又《通考》之长，非《通志》之所能尽具也。章学诚讥《通考》无别识通裁，实为类书，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此殊不然。章氏尝许《通志》一书有别识通裁矣，而“二十略”多钞自《通典》，不易一字，不识所谓别识通裁者果何在，而《通考》之于《通典》，则无是也。浅学之士，贵耳贱目，其轻视《通考》，实由章氏启之。以上两书，为典礼类之通史。即自通史中之一部而贯穿古今以叙述之者。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简，辅以《通考》之详赡，则能兼取其长，而折衷至当矣。

《通典》、《通考》二书，私家皆有续作，宋人宋白《续通典》，起唐至德初，至周显德末，凡二百卷(计凡《食货》二十、《选举》十二、《职官》六十三、《礼》四十、《乐》五、《兵》十二、《刑》十一、《州郡》二十六、《边防》十一，又目录二卷，时论非其重复，不得传布，见《玉海》五十一)。虽奉真宗诏撰，无异白之自作。其后魏了翁又续宋书，名曰《国朝通典》，皆见称于马端临《通考 自序》。而端临则谓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则属稿而未成书，今则宋书久佚，仅《通鉴考异》引用数事，又《通鉴注》屡屡引之，为元末其书尚在之证。《通考》叙天宝后迄五代事，自必依用宋书，然端临既谓传习者少，或竟未见其书，就其所称卜今行世者独杜公之书，可以征之。明人王圻撰《续文献统考》二百五十四卷，上接宋宁宗嘉定，下迄明神宗万历，其于马书门类，稍有增易，盖欲于《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初意王氏之书，作于明之中叶，文渊旧藏具在，前代逸事，不难旁求，乃于明代以前，悉取《宋》、《辽》、《金》、《元》四史入录，绝少新材，为之失望。然其书以多为胜，又辑明事甚备，其《经籍考》著录之书，多可与焦竑《国史 经籍志》、《明史 艺文志》相印证，亦为不废之典。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 然取此以衡清修《续通志》，度亦无以相胜也。海宁朱奇龄(字与三，清康熙时优贡)撰《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即补王圻之书，续万历以后事讫于明末，合彼两书，可备一代之典，惜为钞本，迄未刊行。由是言之，续《通典》、《通考》者，各有两种，而传世者止有王氏《续考》一书。清代官撰之《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可，惟《通考》本为增补《通典》之未备而作，两书实为一书，而续之者，并为一书可矣，而必各依原门，一一为之续撰，既蹈重僵之诮，抑何其不惮烦耶 今之考典制者，重视王氏《续考》，尤过于官书，是又以罕而见珍矣。清廷续《通典》、《通考》而不足，又为之撰《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献通考》，且因有《续通志》，又撰《皇朝通志》，不过去其纪传与谱，而仅撰“二十略”，以接前书耳。《通志》之“二十略”，去其《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亦与杜、马二书无异，此亦所谓续其所不必续者。盖清高宗性喜夸大，震于“三通”之名，遂取而一一续之，以成其所谓“九通”。至于是否必要，是否重复，则又有不暇计者矣。近人吴兴刘锦藻，以清修《皇朝通考》（即《清通考》），迄于乾隆二十六年，乃取而续之，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初稿撰于清光绪末年，故只续至光绪三十年而止；辛亥以后，锦藻又续其书至宣统三年清亡之日止，上接前书，而有清一代之典制备矣。锦藻虽续官书，实为私撰，愚检读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系解题，实远胜于《清史稿 艺文志》，其他各考，亦极详赡，继杜、马之业，而侪王、朱二氏，以续成一代之典，诚为近顷所仅见矣。

通考各代之礼制，而撰成一书者，始于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助其修书者为阎若璩，或又谓其稿出于万斯同，斯同固精于三礼者也。惟所考者，特详凶礼，不能备五礼之全，后乃并吉、军、嘉、宾四礼，别撰《五礼备考》若干卷，稿本见存浙江图书馆，而书实未成。厥后秦蕙田乃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周礼吉、凶、军、嘉、宾之五目，立为五门七十五类，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是则取历代之典章制度之属于礼者而通考之，视徐书为大备矣。然《四库提要》则谓其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而章太炎先生亦曾论及是书曰；

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礼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考》综朝覲巡狞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类，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覲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藩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而吉、凶、军、嘉、宾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大宗伯掌邦教，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类，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史学略说》)。

所论可谓切中其失，知经礼、典礼之宜分，则典章制度不宜混入于节文仪注之内，明矣。或谓秦书盖因徐氏《五礼备考》旧稿增补而成，吾未得见备考，无以断其说之然否。然取《通典》、《通考》二书，与秦书比而观之，以其名言，则秦书仅当彼一书言礼之一部，以其实言，则秦书所含不止言礼，又似彼二书之别一礼。夫古人言礼，实包典制在内，故亦合称典礼，所谓经礼是也。依此言之，则《通典》、《通考》俱可称为通礼，然秦书所载者，实不能赅《通典》、《通考》在内，则其所注重者在节文仪注之典礼，又不待言矣。秦书之后，又有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精博过于秦书，可谓后来居上。然其所重不在因革损益之迹，故仍以秦书为唯一之礼史，或取秦书以与“三通”相配，谓为“四通”，亦非无故也已。吾谓诸言通史者，于“三通”外，不可遗《通鉴》而不数，杭氏之说允矣。再益以秦书，则可称为“五通”。《通志》兼政事典制而并举之，《通鉴》则专详政事，《通典》、《通考》则专详典制，秦书又于典制之外，兼详节文仪注之典礼，合此五书，乃得备通史之全，所谓典礼类之通史，亦大略尽于是矣。

通史之外，又有专史。专史者，自通史析而出之，而语又加详者也。例如《通典》，凡分八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八种；《通考》凡分二十四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二十四种。故自其合而言之，谓之通史，自其分而言之，又谓之专史。今世所撰之专史，或曰田赋史，或曰财政史，或曰教育史，或曰民族史，或曰边疆史，一寻其源，多出自杜、马二书，此一种通史可析为多种专史之明证也。吾国专史之最著者，首推类于传记之学术史，其述者虽有多种，然可称为代表之作者，亦不过二三种而已。朱熹于宋孝宗乾道九年，撰《伊雒渊源录》十四卷，记周敦颐以下及程颢、程颐兄弟交游门弟子言行，以明其学之所自，此稍具学史雏形者也。逮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而吾国乃有真正之学史。先是周汝登撰《圣学宗传》，孙钟元撰《理学宗传》，宗羲则谓各家自有宗旨，而汝登见闻隘陋，主张禅学，搅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汝登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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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八卷，以尊扬之，虽以汉学先导之顾炎武，亦仅列于附录。又别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凡二卷又附记一卷，)以载宋学诸家，门户之深，与唐氏同，然由是书可窥见清儒治学梗概，亦学史中之后劲也。然学史之书尚有不止者，万斯同之《儒林宗派》，熊赐履之《学统》，张伯行之《伊雒渊源续录》，戴望之《颜氏学记》，或明各家之派别，或究一家之始末，若斯之类，不可殚数，姑举一二，以明其概而已。

专史之作，初不以上述为限也。如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专录经部之书，不论存佚，悉加比缉。谢启昆《小学考》(五十卷)，亦用斯例，览之可收辨章学术之效，此经学、小学二史之权舆也。章学诚仿《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书既未就，稿亦散佚，否则亦史学史之权舆矣(详见下章)。南海张维屏撰《诗人征略》，满州震钧亦撰《书人辑略》，皆以清代为限，亦与近顷之文学史为近。阮元《畴人传》(四十六卷)，罗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畴人传三编》(七卷)，周亮工《印人传》(三卷)，皆具专史之一体，特其所叙，前者以书为主，近于目录，后者以人为主，近于传记，与近顷以学术为主之专史，有新旧之不同耳。凡此所述，悉自典礼一类之专史扩而充之以至于无极者也。吾谓专史之作，应肇自诸史之志、传，如合诸史之《儒林传》可为学术史，合《文苑传》可为文学史，合《艺文志》可为目录学史，合《地理志》可为舆地沿革史，合《食货志》可为经济史，此与分析《通典》、《通考》之各门可成为若干专史者同旨。故谓学史之作，至黄宗羲而具其规模，可也，谓始于黄宗羲，不可也。

析一通史可为若干专史，此学贵分析之效也。反之，亦可合若干专史而为一通史，此学贵综合之效也。今之方志，以县为单位，综合若干县志，即可成一省志，亦如综合若干专史而为一通史。然政事典礼之史，皆以纵为通，而方志之史，则以横为通，以横为通，即为旁通，又非章学诚之所谓横通也(参阅《文史通义 横通篇》)。吾国舆地之学，肇于晋之裴秀，而盛于唐之贾耽。《晋书 裴秀传》云：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职在地官(武帝时官司空，掌土地之职)，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阔，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世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果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金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经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迳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盖古人虽有舆图，而粗率特甚，自裴秀出，始立制图之经。所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者，即今日制图之新法，亦不能出其范围，此诚史学界之一大发明也 。《旧唐书 贾耽传》(原作躭，新唐书作耽)则云：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险夷，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土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接连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教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支；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为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德宗览之称善(此贞元九年事)。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船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阎闾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异而芟其伪。……去兴元元年，伏拳进止，令臣修撰国困。……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蘖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缋，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盛衰。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十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湮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优诏答之(《新书 耽传》较此为略)。

耽所言制图之法，大抵原于裴秀，惟所制之《华夷图》，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深合今日经纬分度之法，视裴秀之分率法，而益为精密矣。据《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耽所著书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盖即《旧书》本传之所载者。又有《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新书 地理志》末云：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纪入四夷之道凡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各纪其经道里甚详。愚考《武经总要》《北蕃地里》一卷及《登州海程下》，数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而文与《唐志》。略同，是则《唐志》所谓“边州入四夷道里”，即节录《皇华四达记》之文也。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亦数引贾耽之书，一曰《古今郡国志》，一曰《四夷述》，殆即耽所著之《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伪齐刘豫阜昌中，曾刊《华夷图》于石，作纵横方格，略如耽所述(中略补入宋代地名及诸夷)，原石见存长安碑林，是盖用耽所绘之本，寻《旧书》本传所纪，盖以《华夷图》绘于《四夷述》之前，共为一书，故《新唐志》亦不复别举之也。耽之于地理学，不惟究心于图之制法，且极注意沿革，其以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至今犹为不易。而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兼具古今，明其因革，应为地方总志之善本，视隋代官撰之《区宇图志》，唐魏王泰命其府僚合撰之《括地志》，尤为切实有用，是盖纵横并用以为通者，亦为治地理沿革学者之开山也。其后元人朱思本，所画《方图》，为罗洪先所本，以改制《广舆图》，朱图犹为顾祖禹所见(《方舆纪要 凡例》)，而今亦不可复得，是亦贾耽之后劲，而不可不述者。

贾耽之后，地志之可述者，在唐则有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象之之《舆地纪胜》，至王存之《元丰九域志》，出于官撰，已述于上章者，则不之数焉。吉甫之书，以宪宗元和时之郡县为本，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详载四至八到及开元、元和之户数，每镇皆有图冠于篇首，故有图志之称。宋孝宗淳熙二年，程大昌称图已亡，故今仅志存，而又有阙卷，实存三十四卷。清严观有《补志》九卷，缪荃孙又辑佚文三卷，则所阙者亦仅矣。洪迈跋是书，谓为元和八年所上，然书中有“更置宥州”一条，乃在元和九年，盖吉甫于书成后，又自续入之也。前于此者之图经地志，如《区宇图志》、《括地志》，均以散佚，惟此书为最古，其为世所宝重，宜矣。乐史之书，撰于宋太宗时，而所叙郡县，多属唐代之旧，是时燕云十六州，久为石晋割赠契丹，而史亦取其地，一一列入版图。盖史之作此书，实以贾耽《十道志》、李吉甫《郡县图志》为蓝本，凡为原书所有者，太半录入；又宋人之意，仍以十六州为中国旧疆，恢复之念，未尝一日能忘，与其置而不数，无宁过而存之也。贾耽之书，吾所未见；吉甫之书，于前代图经地志，采撷颇多；然乐史犹谓贾、李之书为阙漏，于列朝人物题咏，并有登载，始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之所始。兹考唐、宋二代地理之书，自以《寰宇记》为最赅博，而前此佚书之逸句，亦尝藉此得以考见，此是书之所以可贵也。原本为二百卷，今本阙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之七卷，遵义黎庶昌自日本访得卷一百十三至十七又十八卷之半，共为五卷半，刊入《古逸丛书》之内，则所阙者，仅为一卷有半矣。王象之更取李、乐二书，及王存《九域志》之纪名胜古迹者，别为《舆地纪胜》二百卷，又就宋人诗集中之咏名胜古迹者附益之，惟其中尚阙二十二卷。元代修《大一统志》，所录李、乐诸氏之记载，多自是书间接迻录，试取残本证之，可知吾说不谬。至如欧阳态之《舆地广记》，祝穆之《方舆胜览》，虽非上述数书之比，然亦《九域志》之亚，犹附庸之于大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