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又曰：“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夫古今之论法者，多矣，其见即罔不囿于法之中。若梨洲者，上明立法之本，下究用法之意，言法而独不为法所囿，使得有所藉手，其设施必有可观者。而惜乎其仅以空言而终也！

第五章　顾亭林　张蒿庵附见

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本名绛，乙酉后，改名炎武。幼出后世父。母王氏，闻国变不食而卒，戒后人不得事二姓。先生既与同志举义兵不成，屡为怨家所构。乃漫游南北，关塞险阻之处无不至。尝垦田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马伏波田畴从塞上立业。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怀也。”已，苦其地寒，去之。晚年，卜居华阴，置田五十亩以供晨夕。徐立斋(元文)相国弟兄，先生甥也。买田宅，迎之南归。卒不返。词科史馆之荐，并以死拒。以康熙二十年，卒于华阴。距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年六十九。学者称亭林先生。所著有《左传杜解补正》、《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文集》、《诗集》等。而《日知录》尤为一生经意之作。其与人书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亭林文集》)盖自许如此。然于当世贤达，如桴亭、梨洲，皆邮致其书，求为订正。其虚怀纳善之心，亦自未可及也。

一　论学书

亭林为学宗旨，具见《与人论学》一书。曰：“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过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于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盖先生力矫当时好高无实之病，故言之切近如此。然张蒿庵与先生书，即谓：“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群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末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则行亦有所未尽。将令异学之直指本体，反得夸耀所长，诱吾党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当虑也。”(《蒿庵文集》)蒿庵名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亭林作《广师》(见《文集》)所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者也。若蒿庵之言，亭林固无以难之也。后之汉学家，每好举亭林此文，以为攻击宋儒言心言性之利器。不知是特一时对症之药，而乃认为万世不易之方，则非独不知宋儒，抑亦未为能知亭林也。

二　郡县论

自来儒者好言封建，而亭林《郡县论》(见《文集》)则曰：“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又曰：“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故以为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当时陆桴亭亦谓：“封建之制，虽足以维持永久。然其主仅存，而中原之民，无日不争地争城，肝脑涂地。郡县之制，虽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贼一讧，而天下瓦解。故莫若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存郡县之利，去郡县之弊。”(《桴亭文集·答王登善封建郡县问》)所见正自相同。然是特言其制而已。而吾有取于亭林之说者，尚不在此。亭林曰：“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之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困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困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郡县论》五，参看《郡县论》二)夫公私之说，难言之矣。任天下之自私乎，其势则至于相争；绝天下之自私乎，其势必至于相弃。相争则乱，相弃则穷。穷也，乱也，皆公之贼也。是故有私则无公，人之所知也；无私则亦无公，人之所不知也。有私无公，专制之所以倾覆也；无私无公，共产之所以不可行也。夫孔子之言大同也，亦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已。若欲不亲其亲而亲人之亲，不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则不可得也。夫亲其亲，子其子，私也；亲人之亲，子人之子，公也。然而亲人之亲子人之子，则必自亲其亲子其子始。今亭林曰：“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又曰：“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世有虚张高论，以为至治有公而无私，而日日责人之公，适乃以成其一人一党之私者。得此言，固足以箝其口矣。吾是以特表而出之。

第六章　张杨园

张履祥，字考夫，号念芝。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生明万历三十九年。九岁丧父。母沈氏，授以《论语》、《孟子》，谕之曰：“孔子、孟子亦是无父儿，只为肯学好，便做到圣贤也。”及长，从黄石斋问学。继谒刘蕺山，受业为弟子。然虽出蕺山之门，而所学不必与师合。尝辑《刘子粹言》一书，专录蕺山矫正阳明之语。而作书与沈上襄，直言：“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一段疑义，初于先师语录闻其说而悦之。已而证之朱夫子与湖南诸公一书(书见《朱子大全集》)，深悔前时所见之失。”(《杨园文稿》)则杨园之学，实得力于紫阳。其时亦称道蕺山者，特不肯显背其师说耳。其后梨洲以绍述蕺山，鼓动天下，杨园即曰：“此名士，非儒者也。”陈乾初确(海宁人)，蕺山之高弟也，作《大学辨》以申阳明之意，杨园既驰书争之，而与他人书，尤咨嗟太息于乾初之溺于姚江而不复反(并见《杨园文稿》)。夫即其不满于梨洲、乾初，知有不能尽同于蕺山者也。然吾读其《初学备忘录》、《备忘录》，谓：“为学最喜是实，最忌是浮。”(《初学备忘录》)又谓：“心要实用，力要实用。”又谓：“道理须是举目可见，举足可行，方是实理。功夫须是当下便做得，方是实功。”(以上《备忘录》)盖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思欲以笃实矫之。故闭门潜修，屏绝交往。即士之来学者，一以友道处之，而不敢一受其拜。曰：“入一人声气，便长一傲字，便熟一伪字，百恶都从此起矣。”(《备忘录》)曰：“窃怪近之学者，轻于自大。动以昌黎抗颜、伊川尊严为比。不知昌黎已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文稿·与凌渝安书》。渝安名克贞。乌程人，杨园讲学之友也)观此，杨园持躬之谨，存心之虚，固足为一世之模楷矣。抑其学又非仅以躬行而止也，其《与王寅旭书》曰：“今日言学者，往往有人。约而言之，两种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为无足取，此则所谓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者也。尊践履者，忽穷理为不足事，此则所谓浅陋固滞，而不能进于高明之域者也。”(《文稿》。寅旭名锡阐，吴江人。亭林《广师》谓“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而《备忘录》亦言：“吾人平日为学大指，专守孔门博文约礼之训，以终身而已。读书穷理，博文之事也。切实践履，约礼之事也。”是则躬行穷理，兼提并顾，言体而必及于用。杨园之在当时，与桴亭、亭林诸先生，亦不能有异焉耳。特其指斥阳明太过，谓：“观其言，无非自欺欺人之语。”又谓：“一部《传习录》，吝骄二字足以蔽之。”杨园尝称康节之言：“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以为平恕可破纷纷同异之论。今于阳明如此，无亦有惭于平恕乎。虽然，其曰：“学者始初一步，路头错不得。于此一错，终身受病。贤者悔而知返，不肖者执而弥坚。悔而知返，枉却前功。执而弥坚，害己及物。”(以上皆《备忘录》)后之学者，正又不得不深念此言也。

杨园亟称许鲁斋“学者以治生为急”之语。曰：“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备忘录》)故本诸身试，著为《农书》。曰：“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今日言及，辄笑为鄙陋。是以廉耻不立，俗不长厚，祸乱相寻，未知何已。”(《农书》)吾观《文稿·与吴仲木书》、《与许大辛书》、《与吴汝典书》、《与颜孝嘉书》，皆以坐食为戒，而深惧以不能自立之故，累其志气。盖先生尝言：“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备忘录》)此苦吃苦挣四字，真先生吃紧为人处也。且自士与农分，学者视仰食于人为当然，而诿劳力为贱人之事。于是庄生有《诗》、《礼》发家之讥(《庄子·外物》)，荀卿有呼先王求衣食之刺(《荀子·儒效》)。古昔且然，而况于后世乎。是故陆梭山之居家制用(见《象山全集》)，吴康斋之躬耕力食，皆欲反浮惰之风，归之本务。正不独鲁斋以治生为急语学者也。杨园之教，盖犹此用心而已。杨园所著，有《经正录》、《愿学记》、《问目》、《初学备忘录》、《备忘录》、《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农书》、《文稿》等，门人辑之以为《杨园全书》。甲申之变，杨园尝缟素不食，入清竟以布衣终，年六十四。

第七章　李二曲

李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间，人称二曲先生。父可从，崇正十四年以应募从军，死于襄城之役。时中孚年十五。家贫无力就师，母彭氏教之识字。中孚心自开悟，从人借书观之。悉通经史百家二氏之学。既弃去，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故顾亭林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广师》)。盖的评也。盩厔令骆钟麟闯中孚之贤，踵门请学。既，骆迁常州守，迎中孚南下，讲于东林。继讲于江阴、靖江、宜兴。及归关中，陕督部臣迭荐于朝。清圣祖必欲致之，中孚称疾不起。大吏强舁至省，中孚绝粒以死自誓，乃得放归。由是闭居土室，不与人接。唯顾亭林至，一款之而已。晚年，移居富平。年七十五卒。门人王心敬，辑其著述并讲学之语，为《二曲全集》二十六卷。又《四书反身录》十四卷，则清圣祖西巡时，中孚命其子进呈者。而早年所著《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帝学宏纲》、《经世蠡测》等，皆不传。

中孚之学，得自心悟，故纯然陆、王家法。其平生所持以教人者，曰悔过自新说。而曰：“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夫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察，正致良知之教也。故在常州，府学博问阳明良知之说。曰：“此千载绝学也。”(《汇语》)在富平，或问良知之说何如。曰：“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富平答问》)不独是也。中孚亟称王龙溪、罗近溪(近溪名汝芳，江西南城人。其学出于颜山农)。此皆当时所指为王学之末流，以禅冒儒之罪人，而独有心契，即其门户可见也。然中孚亦自有其弥缝王学之失之处。曰：“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富平问答》)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传心录》)言本体而必及工夫，此其弥缝王学者一。曰：“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盩厔答问》)曰：“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答顾宁人书》)曰：“理学经济，原相表里。”(《答许学宪书》)言体而必及用，此其弥缝王学者二。而吾以为其言之最平亦最实者，莫如平停程、朱与陆、王之争。曰：“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药亦异。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而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南行述》)又曰：“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警切。令人于言下爽畅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轻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靖江语》)观此，则中孚之会合朱、陆，过考夫之入主出奴远矣。抑中孚讲学，以识头脑为先。尝曰：“学问贵知头脑，自身要识主人。诚知头脑，则其余皆所统驭；识主人，则仆隶供其役使。”(《授受纪要》)又问学问之道，全在涵养省察当如何。曰：“也须先识头脑，否则涵养是涵养个甚么？省察是省察个甚么？”(《汇语》)而考夫《与何商隐书》则曰：“《论语》一书，谨言慎行为多，不亟亟于头脑也。”(《杨园全书·文稿》)是又张、李二先生入手之异，而亦即朱、陆两家之分歧。学者所宜着眼者也。

中孚颇近夏峰，而较夏峰尤为俊快直截。曰：“我这里论学，却不欲人闲讲泛论。只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便是下手。”(《汇语》)曰：“学须剥皮见骨，剥骨见髓，洞本彻源，直透性灵，脱脱洒洒，作世间快活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窥性灵，自成自证，徒摹仿成迹，依样画葫芦，饰圣贤皮肤，为名教优孟，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答王心敬书》)呜呼！自象山、阳明而外，盖鲜有能为是语者矣。而《学案小识》乃必为中孚涂饰，称其笃守程、朱，护之而适以诬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第八章　王船山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明万历四十七年。中崇祯十五年乡试。明亡，从大学士瞿公式耜于桂林。时桂王监国，授而农行人。寻以母病归。而瞿公殉节桂林，桂王亦覆没。而农知事不可为，遂晦迹不出，展转郴、永、涟、邵间，与苗瑶杂处，终不剃发易服。晚乃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所著有《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广传》、《诗经稗疏》、《诗经考异》、《礼记章句》、《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博议》、《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姜斋文集》、《姜斋诗集》等。又尝注释《老》、《庄》、《吕览》、《淮南》，并及于瞿昙之相宗，而为《相宗络索》一书。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自题其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卒后四十年，子敔抱其遗书上之督学。于是《易》、《书》、《诗》、《春秋》《稗疏》四种，《易》、《诗》《考异》两种，得因缘著录四库。然当世知而农者甚鲜，故其学竟不彰。道光间，族孙世佺刻其遗书，乃渐有道之者。

而农著书虽多，而其学略具于《噩梦》、《黄书》、《俟解》、《思问录内外篇》。《噩梦》、《黄书》，多言经制，盖《日知录》、《明夷待访录》之流。《思问录》、《俟解》，则理气之谈，儒释之辩，以及为学之序、修齐治平之方，天地日月升降消息之故，靡不阐述。窃尝考之，其说与宋张子为近。而农既取张子《正蒙》而为之注，而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张子正蒙注序》)斯其有意于上继张子之绝学，盖情见乎辞矣。是故其所常言，曰清虚一大，曰二气之良能，曰言幽明而不言有无，曰心能检性，性不知自检其心(并见《思问录内篇》)，皆述张子之说。而作《大学补传衍》曰：“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万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穷测意念，求吾心之所据而不可得。于是弃其本有，疑其本无。则有如去重而轻，去拘而旷，将与无形之虚同体，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谓之觉，则庄周、瞿昙氏之所渭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其于释、老之教之蔽，可谓直穷本源。然即张子《正蒙》所谓“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者。当时李二曲讲学盩厔，谓之关学复兴，实则二曲之学非关学，而得关学之精髓者，乃在船山也。

船山之说可述者，言动静，则主有动而无静。曰：“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动，则是息矣。至诚无息，况天地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何静之有？”言有无，则主有有而无无。曰：“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尽其所见，则不见之色章；尽其所闻，则不闻之声著；尽其所言，则不言之义立。”又曰：“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言性，则推之命而别于习。曰：“尽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后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何善如之哉。测性于一区，拟性于一时，所言者皆非性也。恶知善。”(以上皆《思问录内篇》)又曰：“末俗有习气，无性气。其见为必然而必为，见为不可而不为，以婞婞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恶者哉！皆习闻习见而据之，气遂为之使者也。习之中于气，如瘴之中人，中于所不及知。而其发也，血气皆为之懑涌。故气质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动，可推以及人也。惟习气移人，为不可复施斤削。”(《俟解》)言心，则合之思而别于意。曰：“天下何思何虑，言天下不可得而逆亿也。故曰：无思本也，物本然也。义者心之制，思则得之。故曰：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