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史者也。宋元中，除吕公著右仆射，制词云：“被遇先帝，尝入赞于枢庭。暨予冲人，遂同寅于政路。”南宋庆元中，余端礼除右丞相，制词云：“迄予嗣历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尔，非以称同官也。及黄震《谢黄提举启》有云：“托故老以旁询，赖同寅而再葺。”又《宋史 赵希怿传》，韩胄败后，同寅有坐胄党者，诸酥霜敢举，希怿独举之。此则以同寅属同官，南宋时已有此称。《元史 商挺传》，帝谓挺曰：“卿在关中有治效，而毁言日至，岂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传》，同寅有贪秽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见于正史者也。《宋史 李韶传》韶父文饶为司理参军，尝曰：“吾司臬多阴德，后当有兴者。”《孙子秀传》，提点浙西刑狱，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司臬事。是刑官称可臬，亦起于南宋。又《元史 伊克台伊尔丹传》，（旧名奕赫抵雅尔丁。）为建康道廉访使，始视事，有狱具陈庭下，皆前官创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见于正史者也。（《元史 朵儿只传》，朵儿只年少为学士，同寅如郭贯等诸老，皆器重之。）

○牛腹疗重伤

布扎尔（旧名布智儿。）从征回回，身中数矢，闷绝。太祖命剖一牛，纳布扎尔于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郭宝玉从讨契丹遗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纳其中，少顷乃苏。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炮坠城下，矢又贯胸，气垂绝，巴延命剖水牛腹，纳其中乃活。俱见各本传。谢睦欢从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刳牛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见《谢仲温传》。此蒙古治重伤法，盖借生气以续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长生子彦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笑自若。欧《五代史》，苌从{艹间}中流矢，镞入骨，工无良药，欲凿其骨出之，从{艹间}便令凿之。工迟疑不忍下，从{艹间}趣之，左右皆若不胜其苦，而从{艹间}自若。《元史》，张荣为流矢贯眦，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额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赵实喇（旧名赵匣剌。）与宋兵战，镞入右肩不出，主将取死囚，其肩，视骨节，知浅深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实喇神色不动，俱见各本传。

○牛皮船

《元史》，石抹案只攻宋叙州，江不得渡，乃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夺其渡口。又宋兵屯万州，汪世显从上流鼓革舟袭破之。俱见各本传。

○弥勒佛谣言

顺帝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贼蜂起，遂至国亡。然此谣不自至正中起也。顺帝至元三年，汝宁献所获棒胡，有弥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时，又先有息州民赵丑斯、郭菩萨等倡谣言，谓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河南行省鞫治之。是弥勒佛之谣已久播民间矣。盖乱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贾鲁治河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及金堤，被淹者几遍山东全省，浸淫及于河间，为患者凡七八年。会脱脱为相，专任贾鲁治之。十一年四月，诏发民夫十五万，军二万，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复故道。其劳绩具见欧阳玄所著《河平碑》。凡疏、、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弋、用ㄌ之法，至今治河者犹莫不遵用，其心力之专精可谓至矣。然贾鲁后四百余年以来，河之为患又百出而不穷。则以鲁但救之于既溃决之后，而未溃决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溃决，则未计及也。河之所以溃决者，以其挟沙而行，易于停积，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两边堤岸为之障束，一遇盛涨，两堤之间不能容受，则必冲破而泛滥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则莫如开南北两河，互相更换。一则寻古来曹、濮、开、滑、大名、东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会通河，由清沧出海。一则就现在南河大加疏，别开新路出海。是谓南北两河。然非两河并用，亦非两役并兴也。两河并用，则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转速河之塞。两役并兴，则骚及数省，延及数年，欲河之治而转或启民之乱。所谓开两河者，虽有两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换。如行北河，将五十年，则预南河，届期驱黄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处亟为堵闭，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将五十年，亦预北河，届期驱黄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处亦亟堵闭，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则自无溃决之患。即河工官员兵役亦可不设，芦皆土方埽木之费亦可不用，但令督抚就近照管，自保无虞。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实万世无患之长策也。舍此不图，而徒岁岁修防，年年堵筑，正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终不去。无论遇有溃决，所费不赀，即一二年偶获安流，而岁修仍不下数十万，以五十年计算，正不知几千百万。与其以如许金钱空掷于横流，何如为此经久无患之计乎！或谓地势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难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国地之高下在东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则自神禹导河以来，何以数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岂南方之地从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迩年河决，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则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盖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别寻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则仍使北流，是亦穷变通久之会也。又或谓挽使北流，将不利于漕运。此亦非也。漕运所资黄水者，只洪泽下流，由杨家庄上至宿迁草坝数十里耳。现在黄河以北之运河，本月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资浮送，不藉黄水倒灌也。而洪泽之水，至杨家庄则仍如故，果移黄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杨家庄，与洪泽之水相接，粮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无碍于漕运也。临清以北之会通河，本属运道，增入黄水，或虑其不能容，则于滨、棣、清沧一带，寻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则河流迅驶，粮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无碍漕运也。区区之见，颇自谓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当有一劳永逸之利耳。

●卷三十一

○明史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继又以汤斌、徐乾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先后为总裁官，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后玉书任志书，廷敬任本纪，鸿绪任列传。至五十三年，鸿绪传稿成，表上之，而本纪、志、表尚吸锻，鸿绪又加纂辑，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论。自魏收、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谱，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宋子京以为简要，其实转滋瞀惑。《明史》立传，则各随时代之先后。除徐达、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此仿《史记》、《汉书》之例，以叙功臣世次。杨洪、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则以其家世为将，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如张玉、张辅，父子也，而一著功于靖难，一著功于征交，则各自为传。以及周、周经，耿裕、耿九畴，杨廷和、杨慎，瞿景、瞿式耜，刘显、刘纟廷等，莫不皆然。其无大事可记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何乔新传》首，刘仁宅先叙于其子《刘大夏传》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传》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许进传》后附其子诰、赞、议、论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战功，则御蕃可附《肇基传》矣，而以其功在登、莱，则宁附于同事之《徐从治传》，而不附《肇基传》。其他又有稍变通者，徐寿辉僭号称帝，应列群雄传，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则并入《友谅传》，而寿辉不另传。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黄福、陈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则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术，应入《方技传》，而以其藉此邀宠，则另入《佞幸传》。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自《宋史》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一若各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阅易眩。《明史》则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即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如孙承宗有传，而柳河之役，则云语在《马世龙传》中。祖宽有传，而平登州之事，则云语在《朱大典传》是也。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如《陈奇瑜传》云，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象升传》亦云，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贞，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则化贞不另传，而并入《廷弼传》内。袁崇焕、毛文龙，一经略，一岛帅，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则文龙不另传，而并入《崇焕传》内。此又编纂之得当也。而其尤简而括者，莫如附传之例。如《扩廓传》附蔡子英等，《陈友定传》附靳义等，《方孝孺传》附卢原质等，以其皆抗节也。《柳升传》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传》附邓常恩等，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至末造殉难者，附传尤多。如《朱大典传》附王道等数十人，《张肯堂传》附吴钟峦等数十人，而《史可法传》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乃以诸武臣尽附于《刘肇基传》。以及《忠义》、《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义传》既案其尤异者，各为立传，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又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载其姓名。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传》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杨维垣、黄端伯、刘成治、吴嘉允、龚廷祥六人，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维垣独缺，则以此二人本阉党，其事已见各列传中，不屑为之附传，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事之功罪，则轻重务得其平。如李东阳、徐阶、高拱、张居正、沈一贯、方从哲、熊廷弼、袁崇焕、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功罪互见，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然解缙疏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缙传》）李仕鲁疏亦谓，徐达、刘基之见猜，几等于萧何、韩信。（《仕鲁传》）此二疏系奏帝御览，必系当日实情，则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达》、《基》二传则帝始终恩礼，毫无纤芥，盖就大段言之，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故不复稍著微词也。又如《草木子》载，宋讷以元臣降，为国子祭酒，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敛，其酷甚于周兴、来俊臣云。而《明史 讷传》绝不及之，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诫诸生守讷规，违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张辅之死，据《庾巳编》谓，辅从英宗北征，土木之难逃归，与家人诀而缢死于先墓。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难，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盖讷以严重立教，最有师法；辅四朝勋德，白首无间言，故各著其所优，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杨廷和之入阁，《双岐杂记》谓由刘瑾之力，而本传绝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会典》小误，夺其俸二级，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与瑾忤矣。于谦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谦传》但谓曹、石之诬，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晰，则于《襄王瞻传》见之，谓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乃土木陷后，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阁中，然后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张后，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故本朝定鼎，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而张后独缺，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国变时，后出宫，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刘本旧弁，事后无失礼，及我朝兵至，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后遂缢死。本朝实录，顺治五年间，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聚众扰畿辅。又陈玉基作《宦者高永寿传》，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后有熹宗妃任氏出宫，为少年所得，年余，费其赀且尽。任氏怒，自称我张后也，胡为至此。闻者不敢隐，遂送官。永寿独识之，然亦不敢明正其伪。）故┰典不及。至修史时，则本纪据陈玉基所传，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而《流贼传》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尤见书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招降东乡贼为新兵，已而复叛，事见《陈金传》，而《世宁传》不载。徐阶当国，为讲学会，张岳疏诋之，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事见《岳传》，而《阶传》不载。陇川用兵，邓子龙不能驭军，因饷稍缓，大噪作乱，鼓行至永昌、大理，过会城，巡抚萧彦调土、汉兵夹击之，乱始定，事见《彦传》，而《子龙传》不载。盖为名臣立传，其人偶有失误，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

○大礼之议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是为世宗。世宗即位，诏议追崇所生。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书毛澄曰：“是可为据。”澄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议三上三却。进士张璁独疏谓，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圣母则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帝大喜，于是连驳礼官议。廷臣不得已，请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与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张璁又疏继之，并谓宜去本生之称。帝是之，而廷臣伏阙哭争。帝大怒，杖谪者数十人。于是席书等议，孝宗皇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兴献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乃诏告天下，尊称遂定。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谓宜考孝宗者，杨廷和、毛澄、汪俊及满朝诸臣也。廷和疏曰：“礼谓所後者为父，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师丹以为恩义备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举朝宗之者也。张璁、桂萼等则谓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继统，非继嗣也。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汉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何必夺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号也。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而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疏言：“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也，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之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此考兴献帝之说，璁、萼、献夫书等之所执也。究而论之，廷和等援引汉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说。然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明史》于《毛澄》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张璁》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而于《澄》等传赞谓，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

○李福达之狱

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录遂并以劾勋。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又诘责勋，勋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共恶之，遂群起攻勋，欲正其党逆之罪。勋乃力图反噬，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帝心动，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为朝臣所嫉者，遂尽反其狱，谓寅非福达，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此张、桂等之恃宠窃权，庇奸报怨，罪不容诛者也。然是时寅、福达名姓不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庵漫笔》载项乔之论曰，寅以白莲教惑人，自有本罪，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是固谓寅非福达矣。《法传录》亦云，福达五台人，寅徐沟人，张为县中著姓，谱牒甚明，马录悉诋为伪，一笔抹去，是亦谓寅非福达矣。惟《从信录》及《林居漫录》则实指为寅即福达，王[A158]登《竹墅席上谈》亦记福达脱罪后，游于江南，苏州寓元妙观，常州寓杨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书家，所试奇术甚众，而惜其自投法网，改名张寅，几得重祸，则以为寅即福达。诸说纷纷如此，作史者宜何从？今试平心论之，张寅被薛良首告，指为李福达，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马录键遁以定谳，非逆知有勋之来嘱，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则寅之为福达，不待辩也。及勋嘱书至，录据以劾勋，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其挟权挠政，固已罪无可逭，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迨张、桂欲藉此为勋报复，则不得不反此狱，而以寅非福达为词，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然后勋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于是公案尽翻，至颁刻《钦明大狱录》以示天下，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故于《马录传》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