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县志

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事。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且如东汉处士名节有闻者多，责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发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闻故也。方今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事到，便措置不得。由是观之，学而不闻，犹不学也。”又尝教：“学者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於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书言象意之表。”盖其所得者如此。时之婿，沙县陈渊尝诣之，必竟日乃返，语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其奥学清节，真南州冠冕。”既而筑室罗源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闲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如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如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㈠，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董仲舒、公孙弘倡言经术。唐韩愈、柳宗元夸尚古文。二者渐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於懦。”其议论醇正类此。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游其门者甚众。然深思力行，任重诣极者，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二年特科，授博罗主簿。未几卒，年六十四。世称豫章先生。一子敦叙。其遗书有：《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遵尧录》、《台衡录》、《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理宗淳祐七年谥文质1。万历间，从督学熊尚文之请，从祀孔子庙庭。清康熙四十五年赐御书祠额，曰：“奥学清节”。

李侗，字愿中，世居闽之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侗祖、父皆以儒学起家。宋元祐八年，侗始生。侗幼警悟，弱冠游乡校有声。政和六年，侗年二十四，始受学於郡人罗从彦。从彦学於杨时，时学於河南程灏程颐。两程之传，则於濂溪周敦颐辟始之。敦颐接千五百年已绝之统，以主静为学要。黄庭坚称其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侗私淑焉。侗初见从彦书曰：“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门，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后，道失所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耳，谓之熄焉可也。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其术贱，其能小，犹且莫不有师。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参变化。一失其传，而无所师，可不为之大哀耶！恭惟先生乡丈，服膺龟山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於千五百岁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於异端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侗之愚鄙，欲操祓彗，以供扫除，几年於兹矣。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於门下，先生想不谓其可弃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谓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闻之，道之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人有迫於饥寒之患者，遑遑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而不知虑者，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然饥而思食，不过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过绨布之温，道之所可贵者，亦不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行之以仁义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务，而必求夫诬诡谲怪，可以骇人耳目者而学之。是犹饥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绨布之为美，而必期乎珍异侈美之奉焉。求之难得，享之难安，终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资质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孳孳矻矻，为利禄之学，两终星纪，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於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会也。身为男子，生在中华，又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於今二十有四岁矣。茫乎未有所止，烛理不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犹饥寒之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长者之累哉！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身者，特相与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於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饮人以和，接物而与之为春。未占而孚，无有远迩。此侗所以愿受业於门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趋，无涂辙之可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气质之偏者，将随学而变。染习之久者，将随释而融。启之迪之辅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则俯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侗当守此，不敢自弃於门下也。”侗书，意精语粹，醇乎其醇。盖未见从彦，已能体道之融若此。既从从彦，得河洛之学，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於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称曰：“愿中求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亟许焉！作诗勉其意。从彦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见侗从游受业，或颇非笑。侗若不闻，从之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一志於圣人绝学，体验四十馀年，皆诣乎极。绍兴二十三年癸酉，侗六十一岁。是年夏、朱熹来受学於门。熹初师刘屏山、胡籍溪、自以为於道未有所得，乃见侗。熹强志博见，凌高厉空。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会面前事，郤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也。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之，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博归约，就平实处为学，於道日进，侗喜之，尝与罗博文书曰：“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於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络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於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於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戊寅春熹见侗於延平。庚辰冬，又见侗於延平，寓居舍傍，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於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离西林者数月。答问论难，及往来书甚夥。熹之能承圣道者，皆得之於侗。侗之论易曰：“尹和靖谓：伊川易传所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最切要。然须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方可语此。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与之如此说，是误之也。”其论诗曰：“诗人兴剌，虽亦曲折达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礼义，夫子删而取之以此尔。若不止於礼义，即邪也。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而已。颂鲁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於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渊，然后牝三千之意。”其论春秋曰： “鲁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书诸侯来朝者，皆不与其朝也。胡文定谓诸侯之朝，无有合於先王之时世朝之礼者，故书皆讥之也。滕本称侯，此来朝称子者，以讨乱贼之党，於义为精。若以为滕，自此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为其祖世有罪，而并贬其子孙。非春秋与人改过迁善，又善善长，恶恶短之意。观夫子所书，讨乱之法甚严，滕不以桓之不义而朝之，只在於合党缔交，此夷狄也，既已贬矣。后世子孙，碌碌无闻，无以自见於时。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国。宋之盟，《左传》有宋人请滕，欲以为私属，则不自强，而碌碌於时者久矣。自宜贬也。若纪侯来朝，志不在於朝，桓则非滕子之类也。列国有急难，以义而动，又何贬乎纪侯。左氏作杞后有入杞之事传皆有说，胡氏因公谷作纪字如齐子纠左传作纳纠。伊川以二传为证，又尝有看春秋之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参考理义之长，求圣人所书之意，庶或得之。”又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看风水，移步换形，但以今人之心，求圣人之意，未到圣人洒然处，不能无失耳。”又论公孙敖事曰：“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胡文定有色出於性，淫出於气之说失之。” 又曰：“看左氏要见曲折。”又曰：“看春秋玩味久，必自有会心处。卒看不得，惟考其事，又玩味所书。抑扬予夺之处，看如何积道理多，庶渐见之。”其解论语曰：“孔子言，三年无改於父之道。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迈。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如说春秋者，不忍遽变左氏有官命未改之类。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须不忘，极体孝道者能如是乎？”论颜子足发，子夏起予曰：“颜子气象与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气象於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心，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便自不同。颜子深潜纯粹，於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但见其不违如愚。退省其私，则於语默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子夏因问诗如不得绘事后素之言，即礼后之意，未必到因问此一事，而夫子即可之，与颜子不同类也。”论志学章曰：“圣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为说，必十年乃一进者。若使困而知学，积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是亦可以变化气质，而必一进也。若以卤莽灭裂之，学不用心焉，虽十年亦只是如此，则是自暴自弃之人尔。言十年之渐次所警乎学者，虽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积习勉力而至焉，圣人非不可及也。”论忠恕一贯曰：“孟子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精粗不二，统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特起此以示人相近处。然不能贯之，则忠恕自是一忠恕耳。”论殷有三仁曰：“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为之，非有所择，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义当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死谏，庶几感悟存祀。九畴皆后来事，初无此念也。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其解中庸曰：“鬼神章，发明微显之理，昭然易见。令学者有入头处。但看此理，须於四方八面，尽皆收入体究来，令有会心处方是。”又曰：“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乃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就喜怒哀乐未发处，存养至此，气象尽有地位也。”其解孟子曰：“夜气之学，所以於学者有力者，须是兼旦昼存养之功，不至牿亡。即夜气清若旦昼间不能存养，即夜气何有？”又曰：“孟子言仁，人心也。心体通有无，贯幽明，无不包括，与人指示於发用处求之也。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於此进步，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认，使之泥滓渐渐消去方可。”又曰：“孟子养气，大概是要得心与气合。不然心是心，气是气，不见所谓集义，终不能合一也。此心气合一之象，更用体察，令分晓路陌，方是。某寻常觉得於畔援歆羡之时，未必皆是正理。亦心与气合，到此若仿佛有此气象。一差则所失多矣。岂所谓浩然之气耶？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是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差，先於此体认，令精审认取心与气合之时，不倚不偏气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谓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然后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又曰：“心与气合者，不见所谓气，所谓心，浑然一理流浃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别那个是心，那个是气，即劳攘耳。”又曰：“孟子对齐王，每遇一事，便有以处置将去。如说好货好色，便如是说此尽心道理。”又曰： “孟子言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兄弟之亲，天理人伦，盖有本然之爱矣。虽有不令之人，傲狠斗阋於其间，而亲爱之本心，则有不可得而磨灭者，惟圣人尽性，故能全体此理。虽遭横逆之变，几杀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可摇动。”其论学曰：“人之念虑，若是於显然过恶萌动，此却易见易除。却怕於猝然间底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又曰：“道理须是日中体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又曰：“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又曰： “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从颔颊拾来。如人平居谈话，不虑而发。今之学者，譬如鹦鹉，学人语言，所不学者，则不能耳。”又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乱穷通，断非人力。惟当守吾之正而已。然而爱身明道，修己俟时，则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圣贤传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责之人，不责之己，非也。” 又曰“阴阳之精散，而万物得之。凡丽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两间，聚有类，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系於阴阳。阳以燥为性，以奇为数，以刚为体，其为气炎，其为形圆。浮而明，动而吐，皆物於阳者也。阴以湿为性，以耦为数，以柔为体。其为气凉，其为形方。沈而晦，静而翕，皆物於阴者也。”又曰：“动静真伪善恶，惟求静於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矣。求真於未始有伪之先，而性之真可见矣。求善於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矣。”又曰：“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则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又曰：“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郤。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又曰“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会一件。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有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又曰：“凡遇事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则亦可以少安矣。”又尝与熹书曰：“吾人大率坐此窘窭，百事驱遣不行。唯於稍易处，处之，为庶几尔。某村居兀坐，一无所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处多，每以古人贫甚，极难堪处自体，即啜菽饮水，亦自馀矣。”又曰：“今学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苛免，显然尤悔而已。”又曰：“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心与理会，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滞碍。”又曰：“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於理道一贯。”又曰：“某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四五十年。每遇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也。大率今人与古人学殊不同，如孔门弟子，群居终日相切摩。又有夫子为依归，日用间相观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可及也。不然，子贡何以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耶？”又曰：“今之学者，虽能存养，知有此理。然旦昼之间，一有懈焉，遇事接物处，不觉打发机械，即离间而差矣。唯存养熟，理道明，习气渐尔消铄，道理油然而生，然后可进亦不易也。”又曰：“学者须见到心广体胖，遇事一一洒落处，方是道理。”又曰：“某寻常处事，每值情意迫切处，即以轻重本末处之，似少悔吝。愿於出处间更体此意。”又曰：“问学有未惬适处，只求诸心，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又曰：“论文字切在深潜缜密，然后蹊径不差。”又曰：“欲进学，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使之脱然，有自得处，始是道理。”又曰：“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於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又曰：“学者须自见得病痛窒碍处，然后可进。因此而修治之，推测自可见。”又曰：“有失处，罪已责躬，固不可无。然过此以往，又将奈何？常留此愧悔之念在胸中，郤是积下一团私意也。到此境界，须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为何而来？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过者化。私吝尽无，即浑是道理，即所过自然化矣。”又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又曰：“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处著力，可见端绪。”其论古人曰：“孔明不如子房之从容，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其解《通书》、《西铭》皆挹其精。凡答问，多得之《程氏语录》及往往引重谢上蔡。侗拙於语言，然其讲道奥，析极秋毫。於无可语言处，以不言为言，具能得时行物生之妙！当时士大夫惑於王氏之学，南渡后，彝伦多，时论又牵於和议。侗尝与熹书曰：“以今日事势观之，处此时惟俭德避难，更加韬晦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闻也。”又曰当今之时，苟有修饬之士，须大段涵养韬晦始得。若一旦龃龉，有所去就，去流俗远矣。然以全体论之，得失未免相半也。”又曰：“韬晦二字，尝验之极难。非大段涵养深潜，定不能如此，遇事辄发矣。” 时熹将上封事，商之於侗。侗答云：“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事功不成，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所论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明道语云：治道在於修已，责任求贤，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又答书曰：“今日之事，只为不曾於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宏上下之道而气正矣。”又答书云：“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今不知觉。如前日召旨有升擢差遣之类，缘有此利诱，故人只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於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侗虽不用世，而议论侃正，盖能体用一原者，熹首用其说，以为对，世韪之！侗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寻常人唤人，唤之不至，声必厉。侗唤之不至，声不加於前。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於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不好著书作文，若一田夫野老，乡曲子以善人称之。每终日危坐，神彩精朗。无隤堕气。侗於熹父松为同门友，雅重侗，沙县邓迪以“冰壶秋月”似之。侗生平得於周敦颐之洒落。熹称为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君子，非谀也。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傍郡，更请迎养。隆兴元年癸未，侗就养。自建安如铅山，访外家兄弟於昭武。既归，道出武彝，福唐守汪应辰以书礼来迎，求质所疑。十月侗应聘至福唐。方三日疾作，卒於府治之馆舍，年七十有一。侗孙护丧以归，葬於剑浦之瓦口乡。门人朱熹来会葬，为词以诔之，并志行状。熹竹林精舍成，行释菜礼。祀孔子以颜、曾、思、孟、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并侗配享。熹述侗延平答问为一书，行於世。淳祐六年，提刑杨栋为请谥。七年赐谥“文靖”。元至正二十二年，以胡瑜请，赠太师，封越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