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录

评骘精当，真异才也。其于江苏吏治得失，历年陈案，皆烂熟于胸，而综核财政，尤其所长，故督抚虽屡易无不倚重焉。”此人盲而不废，且特擅吏才，杰出流辈，可谓有异禀者。陈夔龙官江苏巡抚时，尤深加器赏，其得补授淮阳海道，陈氏盖尝力为主持。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于朱亦有记载，可相印证。据云：“平生自惭无才，而爱才若命。外任五行省，所共事寅僚不下数百人，就中才识，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冠。观察家学渊源，早岁官丞倅已有能名，积资洊升，以江苏道员候补于苏省，内政外交刑名榷税，尤为熟悉。计署臬司十三次，署藩二次，历任巡抚倚如左右手，连章优保，徒以病于目，未能骎骎大用，识者惜之。观察虽短于视，一应公牍，但令书记朗诵一过，即能贯彻于心。一一裁决，无不恰中肯窾。任刑名久，总司厘务数十年，遇州县来谒，观察御之严，谓某县钱漕进款若干，某卡税厘入款若干，除去应解公家若干，某缺余若干，某差剩若干，均饱尔等私囊，倘再不知自爱，贻误公事，白简具在，不能为尔等恕矣。所言洞见症结，吏不敢欺，亦不能欺。余遇大事，决大疑，商之观察，一经擘划，咸就条理。适淮扬道缺出，江南官多如　，负大力者咸存希冀心。余昌言于众曰：‘苏省外补道缺甚少，每有缺出，由督抚会商遴员奏补，但商之云者以其人之可否，尚须斟酌。若朱道才望资格，均推第一，有缺即补，何须互商？倘淮阳一缺不以朱道请补，勿论另补何员，巡抚不能画稿，即请总督专衔陈奏可也。’某督难违公论，落得顺风使帆。分宁道员纵多，而分苏道员获补，群相觖望，至讥余谓专揽政权。余惟扶持善类，力主公道，悠悠之口，一笑置之。迨余去苏，观察迄未莅新任，旋即病逝，岂暗中犹有阻扼者乎，不得而知已。”称道不容口焉。（某督谓两江总督端方。）又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怀人诗》《朱竹石观察（之榛）》一首云：“藉甚声名列上台，几回欢会在苏台。凌云赋就逢杨意，始信赀郎有异才。 ” 注：“君为吾郡平湖人，少负大志，留心经世之学，不屑从事帖括，以同知仕江苏。适谭序初中丞为首郡，大加刮目。后遂列诸剡章，旋以道员需次，大吏皆倚重之。徐侍郎致和，与君无半面识，特疏保荐，由是名纪御屏，四权臬事，惜以目青未能入觐，尚不获大用于时。

余与君同郡而有旧，每至吴门，辄承款洽，闲论时事，亦多吻合。 ”亦极推重。所作较早（光绪十五年己丑作），犹未及知其署藩暨补淮道也。清季小说，有加讥笑者。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丙卷第三十八回（《官场问案高坐盲人》）云：“……澄波道：‘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 ’雪渔愕然道：‘是那一位？’澄波道：‘就是洪瞎子。’雪渔道：‘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澄波道：‘他两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还要署臬台，不是运气好么？’我道：‘认真是瞎子么？’澄波道：‘怎么不是？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雪渔笑道：‘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能做官？’澄波道：‘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抚台请客，坐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是说他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才误以为瓜子，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公座。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帐羔子忘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

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澄波又道：‘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我道：‘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致了。’澄波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道：‘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则埋没其吏才，惟以其不良于视而大加讥嘲，此为当时小说界一种风气。盖自庚子以后，小说作品，对于官场人物，恒肆笑骂。最著者为李宝嘉（笔名南亭亭长）所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之齐名，亦多涉及官场。鲁迅（周树人）撰《中国小说史略》，均列诸“清末之谴责小说”（第二十八篇）一类，所谓“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者也。李宝嘉未以“朱瞎子”入《官场现形记》，其《南亭笔记》卷十五，则记其家庭间事。据云：“江苏朱臬，盲于视，一子甚顽劣，每出辄与无赖伍。朱恚甚，一日，握其辫推置书房内，以手执铜镮，命左右取管钥至，手自　之，窃听无声息，始逡巡去，殊不知其子已越窗遁矣。其子每他出，朱臬必使其立己前，摸索其头，惧打油松辫也，而身而足，惧其着镶滚衣而履挖花厚底鞋也，良久始纵之。

其子从容至门房内，呼剃工刷前刘海使下，浑身更换已，乃昂然而出。下元节虎丘赛会，其子雇某公司巨舫，泊行春桥下，服天青线缎袍，绣竹一竿，深绿色，根灰色，上栖喜鹊一，黑其身，白其腹，不加半臂，亦不束腰带，屹立船头上，见者咸注目视之，而彼坦然无愧色。 “

未知是否亦有过甚其辞之处耳。

江氏清末以留学日本毕业应学部留学生考试，记其情事云：“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题义少可发挥，遂引房琯陈涛之役用车战事，以点缀之，乃大为严几道丈所赏。是日余交卷最早，过邓君守瑕案前，见其卷上有‘夏姬’二字，不觉俯睨其卷，盖煌煌骈体文也。日角数艺，乃从容不迫，独为俪语，邓君之才洵不可及。当日留学生，俗所谓半路出家，旧学多有根柢，如邓君即成都尊经书院高才生也。然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 ’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司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其君竟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所得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此为清末留学生考试之小史料，惟专门司以侍郎之一言，竟将此生文凭（今所谓证书），分数除去，则无论部试成绩如何，折半计算，均不能及格矣。事太可怪，或更有说耶。（所谓文凭分数，忆似部中就其毕业之校分等级而酌定之。）

又记民初县知事考试一笑柄云：“乡人某君，曾于高种子来任福建司法筹备处长时充本省法官，后应某届县知事考试，笔试已及格矣。县知事分发，凡曾服官某省者，例得分发该省。某君因子来为旧日长官，兼有乡谊，思得其照拂，其履历乃捏称曾充山东法官，然足迹固未至齐鲁也。不意口试时主试官骤问：‘山东高等审判厅在城内耶，抑在城外？’某君大窘，自思衙门岂有在城外之理，以城内对，遂被黜。某君之作伪无足奇，主试官所问真匪夷所思矣。”可资噱助。此笑柄余亦尝闻之，试官之问，实亦不足甚异，盖籍究所开履历之信否耳，江氏漏叙高种时任山东某职一笔，忆是高等审判厅长也。

关于严修，江氏又云：“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师作证人。

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颇可见其守法精神。（天津清末即设审判厅，此盖言严至厅作证人为民国元年事耳。）又陈中嶽《蟫香馆别记》记严事有云：“公葭莩亲黄姓析居时，公为证人。旋其后人争产兴讼，词及公，其人利公必不肯公庭对簿也，讼愈烈。至开审日，公如时至。法曹询公：‘汝严某耶？黄姓析居，汝为证人，信否？’公曰：‘信。’‘允否？’公曰：‘允甚，吾犹能征之。’其人闻公言，殊出意外，因不复置辩，讼立解。公乃缓步归。李琴湘云。”此与江氏所记，疑即一事。

其记张怀芝云：“前参谋总长张怀芝子志，日前殁于天津。余年来与子志过从甚密，在沪闻耗，为之陨涕。子志壮年，识量胆气，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炽时，方为荣相武卫军炮队长。一日，诏谕荣禄炮轰东交民巷，荣禄立召子志轰击。子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局促曰：‘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复命。’子志笑曰：‘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喜，语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为荣禄所激赏，自此始。”按：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庚子拳乱轶闻，已曾及此事。据云：“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得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四，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能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去。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两说颇有详略异同，要均许张之机警，而此役中张氏行动所关者巨。惟假使张氏当时受命即开炮轰击，不再请示，荣禄即听其炮毁使馆，不虞后患乎？此何等事，而俟其更来固请始风以微词耶？揆之荣禄为人及在此役之态度，似不无可疑，若谓荣预知张断不孟浪从命，则不当云激赏自此始矣。又据陈夔龙（受知荣禄，曾为其武卫军幕僚，庚子官顺天府尹，参与和议。）《梦焦亭杂记》卷一所载，则使馆得幸免于巨炮之轰击者，事别有在。其说云：“董福详围攻使馆，要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弆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逦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发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所述为另一说法，或于事实为近欤？（抑红衣大将军为一事，武卫军炮又为一事耶？）尚容再考。（至陈谓端王载漪矫传旨意，乃代孝钦脱卸责任沿用之语。孝钦何如人，岂载漪之流所能矫命以指挥荣禄耶。）

清光绪甲午三月，陶然亭畔有怪声之作，朝野哄动，众论纷纭。赵熙尝记以诗。江氏云：“清光宣间，赵尧生师官侍御，时郑太夷、陈石遗、曾刚父、杨昀谷、罗掞东及余父子均在京师，月必数聚，聚必为诗。……犹忆宣统元年集陶然亭，师纵谈甲午三月南下洼怪物事，语极诙诡，一座捧腹。师有诗记之，稿尚存余处。”诗云：郑公二月罗群贤，江亭雪霁春一湾。苇芽出土柳条绿，水光汃汃收晴峦。各寻雅谑破昼睡，敬举国故光绪年。甲午三月此亭下，传有怪物声振天。略如九牛吼大瓮，或图其状如鼍鼋。作麟之面睅双目，往揭巷陌人聚观。我时寓居保安寺，杨舍人住官菜园（谓杨锐叔峤）。

见怪不怪试一往，自龙泉寺成市廛。美人如花著高屐，燕支涂颊擎双鬟。明逢绣幰中风走，道旁贫妇争乞钱。前行野潦一团碧，万头攒戢人如山。是时一哄怪乍伏，竞吹树叶敲铜环。

蓦然一声殷地发，事果不谬如人传。杨舍人归舌不下，取五行志终夜翻。广搜异闻定鼍吼，昆明池内海眼穿。前演水雷失窟宅，径攻地道钻城垣。自余厌胜有万法，内务府设宣经坛。

西山老道习雷吼，星冠木剑扬朱幡。金吾福公决大计，谓人有力天无权。调神机营备不测，刻日大炮轰黄泉。或云城当化为海，五城御史宜直言。西洋鬼子欲归国，已发电报呼海船。

纷纷弭祸说不一，坎坎应节声愈繁。果然是物召兵象，……我方妄言冀妄听，郑公大笑邀凭栏。西山戴雪可临镜，卖花神庙楼其间。海棠四面植万本，请君坐此谈神奸。广和有酒且归醉，英俄近日方野蛮。致此咎者是何怪，魑魅罔两珊瑚冠。众客抚掌我面赤，待修禊事清明前。作江亭诗质众论，游者细考然不然。

赵氏所咏当时景状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引张其淦诗正可合看。所谓怪物，市井呼为“大老妖”，妄以想象而图其状，士大夫亦漫云蛟鼍。会是年军事起，则又指为兵象，皆不知其故。率为之辞，事颇可哂。本刊二卷第四期载《再谈孽海花》一文，引述关于此事之诸家记载，及记民国五年其地怪声又作，经警察切实搜索，声发自鸟之事乃白，均宜同览也。

（第三期载《续孽海花》亦可参阅。）又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于此事亦及之，语焉不详，而大意亦主兵象之说。

清同治间，有内阁中书李如松者，以理学名于时。李慈铭深恶而痛诋之。其《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云：“近日有直隶人李如松号虎峰者，以优贡捐一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危坐。所食惟脱粟豆腐，常食于门屏间，欲令人皆见之。目不识数字，而著语录盈尺，万尚书青藜首推重之，为言于倭文端，文端亦为所感。都中为宋学者，如徐侍郎桐，尤所致敬。前年曾文正入都。此人晋谒，雅步般辟而入。文正询其乡里，曰：‘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者，今上师傅李公鸿藻，本高阳世族，而此人乃吾邑之山前村人。其父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与侍郎风马牛不相及也。文正曰：‘若于侍郎何辈行？’曰：‘远族。’文正微哂，挥之出。（此孝达为予说。）此人之父亦庸鄙，由胥吏为小官归京师。

又有一兄，亦佇劣，其人深耻其父兄为道学累，尝欲去之，三月间胁其父逐兄出走。既去，父常念之，其妻怒诟翁，相愤詈。此人闻妻泣，怒向父曰：‘妇贤能助我，父欲党兄为恶耶？’其父夜自缢死。坊官申之巡城御史，御史移刑部将重案其事。而侍郎等十人为宋学者，谓是道学孝子也，连名呈部力保之，得免。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前日直隶人言，李如松父死逃去。……可谓北地去三害。予亦谓吾越人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近以此人与李虎峰并称，南北清流，众口同声，不知所自，犹足见人心之公也。）可谓双绝。”如所云，李如松之不堪一至于此，而朝列之为宋学者，尚奉为道学孝子，不惜联名出面，力事营救，不得谓非怪事。或李慈铭所记，不无溢恶耶。（赵之谦为李素深嫉恶，故与如松相提并论。）江氏于李如松事亦及之，谓“家父尝闻诸张蔼乡，与莼客说小异。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诣李迫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尚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戢。”此亦一说，与李慈铭当时所记颇有出入，一并录存，以待更考。

其记李用清、李嘉乐事云：“李菊圃为阎朝邑所举，其署黔抚，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廉而不知为政。或以其名作联云：‘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复以四字题之曰：‘井上有李。’可谓谑矣。其后署山西布政使，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同奉旨来京另候简用，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盖宪之亦朝邑所保荐也。上谕有去：‘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至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闻宪之虽性啬而褊，居官亦尚廉洁，殆亦菊圃之流，故为朝邑所激赏也。”按：二李之罢暨阎敬铭疏争而受申饬，事在光绪十四年戊子。时李用清署陕西布政使，非山西也。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二李均来京另候简用，阎氏意必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年终密考所中伤，恚而抗疏争之。四月初二日奉谕：“阎敬铭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一折，据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为近时藩司之最。现经谕令来京另候简用，或系德馨伯英年终密考，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等语。各省司道府等官，能否称职，向由该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者，藩臬大员特饬来京候简，原冀掩其未著之愆，更策将来之效，正朝廷取材宥过之深心。即如此次李嘉乐，经曾国荃奏称，再加宽宏正大，化其褊急，方为有用之才。德馨奏称，性情喜刻，办事偏执，难膺重任。李用清经谭钟麟奏称，性情坚僻，用人行政，固执己见，与同寅未能和衷，以致官民交谑，上下情睽，于此地不甚相宜，叶伯英奏称，性情褊急，遇事诸多操切，必须随时训迪，方免贻误等语。是该藩司等考语，督抚所奏大略相同。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最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一似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耶。况用舍大权，操之自上，一切举措，亦不尽以督抚之言为凭。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岂不知悉，何此奏私心揣测，竟专指为德馨、叶伯英之密考，尤属非是。原折著掷还。”督抚之考语如此，宜二李难安于位。惟语虽相合，未必不谋耳。此论可谓声色俱厉，不为端揆重臣稍留面子，足征阎氏帘眷之衰。阎于光绪八年壬午征拜户部尚书，倚以理财，继遂入直枢垣，晋赞纶扉，眷遇优隆，著于一时。后以孝钦习于奢纵，浮费滋多，阎每有所争持，致为孝钦所不喜。阎乃引疾解枢务，惟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嗣屡请开缺未许。此折之上，时犹在赏假之中，自奉此谕，益觉凛乎其不可留，复累疏乞休，是年七月遂奉谕旨矣。（予告温谕，似犹念其劳勚，卒后则恤典甚薄。）张之洞是年五月（时督两广，朝中有嫉之者）与阎书有云：“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事虽未能挽回，然忠忱谠论昭垂天壤，良深钦佩。嗟乎，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临书三叹，时局如此，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张与阎投分颇深，亦重二李也。二李均以廉俭著称，用清声望尤高。翁同龢亦甚许其人，日记中屡及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以为有用者，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