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

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 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单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之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日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是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正鲁郊，殆周祈谷之祭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雩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用，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这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就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义，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辩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狸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立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

礼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移疾归。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时拜住当国，重桷学识，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桷上采访遗书条例。未几，英宗遇弑，事不果行。泰定初，告归，卒于家，年六十二。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桷于近代礼乐之沿革，官吏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诸子之目录，悉能推本源委，详言之。文章奥雅，与虞集、马祖常以议论相师友，当时文体为之一变。有《清容居土集》五十卷。

子瓘，同知奉化州事。后至元中，修三史，桷孙汧进家藏书数千卷，擢秘书监著作郎。

史臣曰：“程钜夫条时政得失，事核而词直，虽文采不耀，然切有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实被其泽，仁言利溥，信矣哉！袁桷议郊祀典礼，斟酌古今，为当时所采用，故著其十议，以备一朝之掌故焉。”

卷一百九十 列传第八十七

赵孟頫（赵与薰 赵大讷） 叶李

赵孟頫，字子昂，湖州归安人。宋太祖裔孙秀王子称五世孙也。幼聪敏，读书目成诵。

宋亡，益自力于学。吏部尚书夹谷之奇荐为翰林编修，不就。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江南遗逸，又荐之。入见。孟頫神采秀异，民祖称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李上。御史中丞奏：“孟頫亡宋宗室，不宜侍左右。”钜夫曰：“立贤无方，乃陛下之盛德，此言将陷臣于不忠。”帝曰：“彼何知！”命左右宣敕逐之出。

会立尚书省，使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卿言皆吾所欲言者。”诏集百官于刑部议赃律，以至元钞二百贯为满，论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则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异日至元钞必复如中统，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律以米、绢论赃，谓之二实，最为适中。钞乃宋人所造，施于边郡，今袭用之，以此断人死命，恐非良法。”或以孟頫南人年少，议国法不便，厉色责之。孟頫曰：“人命至重，立法不当，人将不得其死。孟馘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其人默然。议罢，出谢曰：“吾失在不学。细思之，公言是也。”执政拟孟頫为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不可。

二十四年，授兵中部郎中。至元钞滞不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乘驿至江南，责行省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不笞一人，复命。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治事，六曹官后至者笞。孟頫一日后至，断事官引受笞。孟頫入诉于右丞叶李，李责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入廉耽。公笞郎中，是辱朝延也。”桑哥惭，慰遣孟頫。自后，惟曹史以下始受笞。孟頫行东御墙外，道狭，马踬附于河。帝闻之，赐钞五十锭，命移筑御墙。其为帝眷厚如此。

二十七年，拜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之，北京尤甚。帝幸龙虎台，深忧之，遣平章阿剌浑撒里驰还上者，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戒毋令桑哥知。两院官畏桑哥，莫敢言。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殆由于此。宜大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帝从之，已草诏，桑哥怒谓必非上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不及是时免之，他日言事者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丞相何以自解？”桑哥悟，乃曰：“吾料不及此。”诏下，民大悦，咸额手相庆。

宋故相留梦炎降，帝用为礼部尚书。一日，帝问梦炎与叶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卿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请斩似道；是李贤于梦炎，明矣！卿以梦炎父执，不欲斥言，可赋诗剌之。”孟頫赋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帝称善。

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上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今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公为上所亲任，读书知义理，能为天下除残贼，真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仆于地。少间，复呼而问之，彻里执奏如初。会大臣亦有继言者，帝大悟，遂按诛桑哥。后彻里与孟頫论及此事，叹曰：“使我有万世名，子昂之力也！”尚书省罢，执政多以罪去。

中书参知政事贺胜以不通文字，请帝早简辅相。帝周视左右，乃属目于孟頫曰：“卿可至中书参决庶务。”孟頫固辞。帝问阎复、宋渤何如？孟頫对曰；“皆非相才。”诏孟頫出入宫门无禁，且谓孟頫曰：“朕年老，聪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与俱入，或欺罔，卿即为朕言之。”孟頫谢不对，后乃力请补外。

二十九年，出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佥廉访司事哈剌哈孙素苛虐，孟頫不相能，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至京师，乃解。大德二年，除汾州知州，未行，召书金字《藏经》，仍命举能书者自随。事竣，改集贤直贤士，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至大元年，迁泰州尹。

仁宗在东宫，素知孟頫贤，召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及即位。擢集贤侍读学士。皇庆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转集贤侍读学士。是年，河间路进嘉禾，有一茎数穗者，诏孟頫绘图，藏于秘府。延祐元年，迁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孟頫甚厚，字而不名，尝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又言孟頫过人者数事：一帝胄，二美姿仪，三博学，四操履纯正，五文词高古，六书画绝伦，七旁通佛老之学。或言孟頫为赵太祖子孙，帝作色曰：“汝言赵子昂，岂家世不及汝耶！”其人惶惧而退。又有言国史载兵谋战策，不宜使孟頫与闻。帝曰：“赵子昂，世祖所简拔，朕悯其老，隆以礼貌，使典司著作，传之后世，汝辈妨之何也？”孟頫常累月不朝，帝问左右，对以年老畏寒，敕御府赐溪鼠翻披。

初，孟頫用程钜夫荐起家，后钜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孟汧代之，先往拜钜夫，而后入院，时入称为衣冠盛事。六年，谒告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诏孟頫即其家，书《孝经》。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卒，年六十九。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有《松雪斋文集》十三卷。

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经济之不。人以为知言。孟頫妻管氏、子雍，并以书画知名。仁宗取孟頫及管氏与雍所书，装为一帙，识之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善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