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

头至百户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将。庶几每翼头目，各务钤束其下，不致生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

一，百姓藏军器者死，而劫盗止杖一百单七，故盗日滋，宜与藏军器同罪

盗之害民，劫盗为甚。故自古立法，劫盗必死。江南比年杀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才行告发，巡尉吏卒名为体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邻右先已骚然。及付有司，则主吏又教以转摊平民，坐延岁月。幸而成罪，不过杖一百单七，而蔓延逮捕平人死狱中者，乃十之四五。况劫盗幸免，必图报复，而告发之家无遗种矣。被贼劫者，谁敢告发。盗势日张，其祸何可胜言！夫诸藏兵器者处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于杖，此何理也？故盗无所畏，党日以多。今后强盗持军器劫人财物，赃证明白，只以藏军器论罪，郡府以便宜从事，并免待报。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于治势实非小补。

一，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处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于官，徒扰百姓。如纻丝、邵缂、木锦、红花、赤藤、桐鱼、鳔胶等物，非处处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千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州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计必合和买物件，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之公论，置簿籍记。如在江东，止行下江东，在两浙，止行下两浙。量远近，立限期，仍令本处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处，委廉正官一员，依时给价，于系官钱内即行放支，结保申呈。如后经手官吏作弊事发，依至元十九年圣旨条画盗官财物罪犯追断。又造船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口，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二、三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扛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以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误事尤多。宜令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乃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愿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即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而回，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或有欺盗发觉，照盗官财物例追断，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

一，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归附时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缘一等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诌上司，其实利则大概入己，虚额则长挂欠籍。姑以酒课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课，每米一石，收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前来钦奉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次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蠲减、从实恢办。庶将来不致陷失岁课，亦不致重困民力。

一，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窃惟建昌虽名一路，而在宋时止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属县。两处民户物产，大不相侔。况建昌四县近又割出管内，南丰一县以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机一百张，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抚州路止安机二十五张。建昌何重，抚州何轻？抚建甚近，土性相同，非建昌独宜织造也。缘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额，遂不可减，作俑有自，流毒无穷，本郡不堪其扰。臣昔家此，实所备知。如令比附抚州体例，特与末减，信望公私易为趁办，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宽。然此，特建昌一路，兴织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处有司，比附上项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故多贪污之吏，宜于系官田地拨为职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侵渔，何以自赡中。前曾令依腹里州县体例，各给与职田，而行省行下，必令于荒闲田地内摽拨。夫江南州县安得处处有荒闲田地，只为此语糊涂浮泛，得职田者，遂无几人。今欲一一添俸，则费钞愈多，虚钞愈甚，莫若职田之为便也。宜令行省遍下诸道诸路州县，凡各处系官田，即拨与各官充合得职田，比腹里例毋令减少，使洁己守官者既免饥寒之忧，其病民蠹国者自甘惩汰之罚。如此，然后治平可冀也。

其言皆切中当时之弊，帝韪之，超授集贤学士仍兼行御史台。

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钜夫入朝奏言：

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欲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民生为务，所委任者皆食饕嗜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革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罚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桑哥大怒，留钜夫不遣，奏请杀之。凡六上，帝皆不许，命钜夫归。

二十九年，又诏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召对便殿，劳问甚悉。三十年，出为福建海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纵家奴害民，钜夫按治之，榜其罪于市，民大悦。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时亢旱，风灾尤甚，钜夫应诏陈言，奏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事。十一年，出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武宗即位，留翰林学士，加正奉大夫。凡朝延大议，必咨之。每议事归家，人占其颜色，以知时政之得失。至大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仁宗即位，召老臣十六人赴阙，钜夫与焉。帝素重钜夫为人，每呼程雪楼而不名。雪楼，钜夫别字也。未几，改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宰相意。明日，帝遣中使赐上尊劳之曰：“昨中书集议，惟卿言最当。后遇事，其尽言无隐。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诏钜夫与李孟、许师敬等议贡举法。钜夫言：“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当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从之。二年，以疾乞归，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礼署令。三年，疾益剧，平章政事李孟亦为之请。特加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饯于文明门外，大本乘驿护侍南还，仍敕所在有司常加存问。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钜夫博闻强识，文章议论为海内宗尚者四十余年，临大事，决大议，风采懔然，不为利害所动。常曰：“士生天地间，当以利人济物为心，奈何琐琐为身家之计？”论者谓钜夫不愧其言。有《雪楼集》四十五卷。

子大年，金豁县尹；大本，秘书监著作郎。孙世京。集贤修撰。

袁桷，字伯长，庆元鄞县人。曾祖韶，宋同知枢密院事。祖似道，宋知严州。父洪，字季源，七岁通《诗》、《书》、《春秋》，宋京尹马光祖辟为掾，以敏达闻，累迁太社令。贾似道不乐四明人，洪与同州六十余人皆被废。咸淳九年，起为建康路通判，大帅赵溍委以府事。诸将桀傲，数以语侵，洪请较射，洪三发三中，众惊服。后为制置司参议官，不拜而归。至元十五年，授同知邵武路总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并以疾辞。卒，年五十四。

桷，幼好学，读书常达旦不寐。稍长，师事王应麟、舒岳祥，其学精深核实。以行台荐，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其序曰：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赢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愚尝绸紬绎经传，审问慎思，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义，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橦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在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廖。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常，其来已久。或者又谓橦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之礼，以经推这，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弊，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谓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曰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庐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礼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则歌哭而请之，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灾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郑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灾、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谓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 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载《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 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著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