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

。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顼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鄜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进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尤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知任守忠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斗两宫间。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赈宿、亳州水灾饥民。

九月丁卯，诏复置武举。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又奏：『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终弗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不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辩，琦谓光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尔。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讲义》曰：刺义勇有议。温公曰：『陕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赡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运粮戍边，恐重为民害。』韩公又曰：『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即唐府兵。收拾强悍，以养为兵，则良民可以保相聚之乐。』非求异也，亦同以国事为念耳。

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田，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有诏劾纯仁，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释不问，且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纯仁，仲淹子也。

十二月丙午，翰林学士王畴为枢密副使。上尝谓辅臣曰：『畴善文章。』欧阳修曰：『其人亦劲正，但不为赫赫之名尔。』一旦晚御小殿，召畴草诏，因从容谈中外事，语移时。上喜曰：『卿清直好学，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数日，遂有是命。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词头，言：『畴望轻资浅，在台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两府，而公辅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责授滁州团练副使，不签书本州事。内侍省押班王昭明为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李若愚为泾原路钤辖，令体量蕃情，治其诉讼公事，及有赏罚，则与其帅议，而大事即以闻。各许岁乘驿奏事。后数日，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寔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领鄜延。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于监军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胜其害。况今钤辖寄重，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欲乞朝廷罢之。』御史傅尧俞、赵瞻皆有论列，讫不从。集贤校理宋敏求、直集贤院韩维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缺，中书进敏求及集贤校理杨绘。上问修起居注选何等人，中书对：『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绘第二人进士，今以次当补。』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诰，岂以次补?』乃命易绘。丁巳，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知东明县皮公弼权发遣度支判官事。近岁，三司官以次迁而任不久，凡天下财利盈虚出入，虽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迁他职，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事其职。至是，中书奏：请择其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今命徽等，用新制也。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丁丑[4]，赐许、蔡州见钱钞十万贯，令和籴以救饥民。壬午，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陛下断自圣志，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

二月辛丑[5]，权发遣户部副使吕公著言：『今京畿诸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类多饥馑，民有饿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权罢。』从之。三司使、给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皇太后垂帘，外人稍稍言襄尝有异议。上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烦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琦等初尚剖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巳闻之。』琦曰：『事出嗳昧。若虚实不明，乞更审察。』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众人传之，便以为实。』欧阳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至和初，公弼为三司使。帝在藩邸，尝得赐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许。至是奏事毕，上曰：『朕往在宫中，卿不欲与朕易马，是时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顿首谢。又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上益以公弼为长者。赐贡院奏合格进士、明经、诸科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翰林学士贾黯对：『天下未尝乏人，顾所用如何尔。』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三、才不求备；四、以类荐举；五、择取自代。

三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以尝言中丞贾黯过失辞职。黯奏曰：『谏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时公言，非有嫌怨。且诲为人方正谨厚，臣得与之共事，必能叶济。』诏以谕诲，诲遂受命，因言：『朝廷之事，台谏官不得预闻。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则曰：「已行之命，难以追改」，是执政之臣常自取胜，耳目之官与不设同矣。又闻近日臣僚建议，以先帝临政信任台谏官，所陈已行之事多有追夺，欲陛下矫先帝之为，凡事坚执，不可易行，一缪令进，一匪人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动摇。果有之，是欲窒塞圣聪，恐非庙社之福也。』

夏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辛丑，诏：『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不问能否，一切取足，非诏意也。自今务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数。』

五月，资政殿学士陈旭为枢密副使。丙子，权御史中丞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臣按：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今皇子以师傅名官，于义弗安。臣愚以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并不可带师傅，改授三公。』诏可。

六月辛卯，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缺，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自上择取一人为之。至是缺两员，举者未上，内出纯仁、大防名而命之。

《讲义》曰：此即仁宗言台谏必由申旨，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之意也。盖谏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进拟，则为宰相之鹰犬。今也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举，此治平台谏主权所以重也，此治平台谏之争所以激也。

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考之今古，实为宜称。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已酉，中书又奏：『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甲寅，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纵王珪等议。奏皆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政府言《仪礼》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本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

秋七月，枢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余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戊寅，亲文殿大学士贾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为名臣，及执政，不为善人所与。或以为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庚辰，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觐，上谓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备闻始议，公于朕盖有恩者。』彦博逊避不敢当。枢密使张昪判许州。先是，韩琦、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两人服其言，遽止。及张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辛巳，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韩绛权三司使，请以川、陕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上叹曰：『众方姑息，卿能独不徇时耶!』诏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上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多，因为上言：『即有飞语，愿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惮谗。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正阙失及当世利害。执政大臣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上书其后曰：『淫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协德交修』。司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沈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许、颍之间，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6]。至秋幸而丰熟，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荡无一遗。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当陛下初得疾之时，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为陛下叩头祈请，额为之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陛下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或非才而骤进，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当自察其是非。今乃复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而以他人所言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吕大防言：『雨水为患，此阴胜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夷狄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知制诰郑獬时知荆南，上疏曰：『陛下诏求忠言，将欲用之邪?将欲因灾异举故事而藻饰之邪?敬欲藻饰之，则固无可议者。必欲用之，则宜选官专掌群臣所上章疏，许两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从容讲贯，其可者则熟究而行之，不可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后决之。群言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同修撰《仁宗实录》。

九月辛酉，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司马光言：『窃见陛下将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袭故事，请上尊号。属者暴雨为灾，五稼漂没，陛下正宜深自抑损，伏乞拒而勿受。』吕诲亦言：『陛下思所以应变之实，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谕辅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宁训告，以断封章。』上嘉纳之。己巳，策制举人，又策武举人。甲戌，以制科人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郎。百禄所对策言：『《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臣愚请因濮安懿王建国为之立长，以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为一国太祖，则神灵享于礼义，人心悦而天意解矣。』清臣，安阳人。欧阳修奇其文，以为似苏轼。及试秘阁，试文至中书未发也，修迎语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则缪矣！』发视，果第一。时同发策者四人，或谓清臣当以《五行传》对所问灾变，当复得第一。清臣曰：『此汉儒说：清臣不能知民间得无疾痛不乐，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疾痛不乐者而已。』清臣竟在次等。

冬十月，吕诲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天圣、景祐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缺失，然犹不下十数员。今御史台缺中丞，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契丹，诤臣近同废置。自古言务壅塞，未知今日之甚也。』

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诰范镇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辛巳，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韩琦饰非傅会，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庶几群疑可释。』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愚谓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期以别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义，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事以高官大爵，但如期亲尊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未尝预闻朝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奉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知休宁县。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骤用之，适足累之也。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