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

亥，诏太常礼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馔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纲。淮南既团新纲，又捐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著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也，此明主之所谨也。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10]，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辇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其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凡此数者，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苟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怒怨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论财利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己未，知荆南府李参为群牧使。执政初议欲用参为三司使，孙抃独不可，曰：『此人若主计，外台承风刻削，则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六月癸未，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汝州团练使、知代州。敌人取山木积十余里，辇载相属于路。前守惧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敌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将不可复制。』遣人纵火。木尽焚之。上其事，帝称善。敌移文代州捕纵火盗，永年报曰：『盗固有罪，然木在我境，何预汝事?』敌不敢复言。

秋七月，太常礼院言：『皇祐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祀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余皆罢。又当时尝停孟冬之荐，今明堂去孟冬祀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八月，韩琦与欧阳修等私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其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阁门，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止用一诏书，事定矣。』遂入对，乞听宗实辞所除官。上曰：『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前速与了当。』琦因请谕枢密院。张昪至，曰：『陛下不疑否?』上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属。』昪即再拜称贺。琦等乞帝书手札付外施行。丁丑，琦召翰林学士王珪令草诏，珪请对言：『此大事也，后不可悔。』上指心曰：『此决自朕怀，卿何疑焉。』乃再拜退而草诏以进。已卯，诏曰：『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乙酉，诏太常寺登歌用祝敔。先是，翰林学士王珪言：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增置之。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及立为皇子，犹固称疾。孟阳入见，曰：『太尉称疾坚卧，其义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皇子抚榻而起曰：『吾虑不及此。』遂入内。良贱不满三十口，行李肃然，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龟鉴》曰：前星未耀，少海尚虚，选四岁宗子养之禁中，是以得储贰之义。时皇祐之四年，上之春秋二十有八也。先是，太常博士张述入疏凡二，语虽激厉，玉音嘉纳。继是吴及言之，赵抃言之，欧阳修言之，文彦博、富弼、刘沆又言之，谏官、御史相率以尽言，而司马虽以并州通守，亦越职而言事。其间如范蜀公自知谏院以至罢言职，前后上章凡十九次。吾观君实与镇书言：『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死争之。』既而蜀公入对，温公召还，前后奏疏，未尝不以国本为虑。蜀公待罪百日，须发为白。其为心至忠切也，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当更俟三年。』久之，蜀公又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温公反覆执奏，且谓：『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小人以子孙千亿之言间陛下也。』门生国老之戒，言人之所难言，何切哉。至和元年，各起复，知宗正寺之命始下矣。英宗之为皇子也，封防御使则辞，封钜鹿郡公则辞，封皇子则又辞，凝静谦退，盖得于內学涵养之余。末年韩魏公赞决大计，断以不疑主语，安可中辍之言。自是元良之位正焉，亲受大统。虽我魏公定策之勋，而圣心盖亦先定也，休哉!『此事安可与妇人知』之戒，『决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谕，圣谟洋洋，真可为后代之龟鉴也。

辛亥，大飨明堂，大赦。

冬十月，度支员外郎蔡抗为广东转运使。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止给空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抗曰：『采铜入官而不畀其直，又从而诛之，岂但民犯法也。』因命铜入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番禺岁运盐给英、诏二州，道回远，多侵窃杂恶。抗命十舟为一运，使摄官主之，岁终会其课以为殿最。是岁，盐课增十三万缗。乙未，诏天下常平仓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库与三司共支缗钱一百万，下诸路助籴之。

十二月丙申，幸龙图、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使副、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君玉殿。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复宴群玉殿。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又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酒一卮。从臣沾醉，至莫【杰按：莫，应为暮】而罢。是岁，冬无冰。癸卯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学士范镇知贡举。二月癸未，上不豫。丙戌，中书、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见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顾韩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三月甲子，御延和殿，赐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诸科一百四七人及第、同出身。乙丑，以圣体康复，宰臣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

夏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启皇后召皇子入，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

吕中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惟仁治而已。唐介以是进言于英宗，则愿其善继仁宗丰功盛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为仁。范祖禹进言于哲宗，則愿以为法，又曰：『我国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势不如汉，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德，渗漉天下，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蓄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以至诚待夷狄，故熙宁以后民不敢怨，靖康之时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功，此苏忠公所以谓社稷长达终必赖之者，诚确论也。

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改名部署曰总管。先是，辅臣奏事，上裁决当理，中外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语言失序。韩琦与同列入白太后下诏：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从之。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群生无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继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于赵氏实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礼或崇重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人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今殿下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殿下当信之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郭崇勋者，殿下当疏之远之。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乙酉，作受命宝，命欧阳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荧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积二百四十九日，命辅臣祈禳于集英殿。己丑晨，见东方，戊戌，司马光上疏曰：『今者圣体痊平，初临大政，四方之人，拭目而视，倾耳而听，举措云为，不可不审。夫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三者之得，则远近翕然向风从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之失，则流闻四方，莫不解体，纲纪不立，万事隳颓。治乱之原，安危之机，盖在于是。』

五月，右司谏王陶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司马光言：『臣闻三代令主置师、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与之燕居。至于前后左右，侍御仆从之人，皆选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侧，使之日见正事，闻正言，然后道明而德成，心俞而体安。福被兆民，功流万世，此教之所以为益也。今王陶等虽为皇子官属，若不日日得见，或见而遽退，左右前后，侍御仆从，或有佞邪谗巧之人杂处其间，则亲近易习，积久易迁，谄谀易入，诈伪易惑。如此，则虽有硕儒端士为之师传，终无益也。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大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六月癸巳，司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窃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两宫相恃，犹头目之与心腹也。万一奸人欲有开说，涉于离间者，当立行诛戮，以明示天下。』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禁中尝失事，众颇惑之。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龟鉴》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自魏公一倡而欧阳修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幸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非魏公之功而谁功?盖亦伟矣。然魏公虽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盖可想見。《久旱喜雨》诗曰：『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议上大行皇帝谥曰『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司马光言：『人君之职，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赏，二也；审罪而行罚，三也。材有短长，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赏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罚有轻重。此三者，人君所当用心。』

九月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赐名顼。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皇帝于永昭陵。

十一月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吕夷简、曹玮配享庙庭。方帝疾甚时，云为多错，往往触忤太后。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付使者焚毁。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尔。病巳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之不间，反不能忍邪?』太后意稍解。他日，琦等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而独称舜为大孝。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太后闻之，亦大喜。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宁修《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

校勘记

[1]垂拱 原作『重拱』，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2]断道坞 原作『继道坞』，据《长编》卷一八五、《宋史﹒仁宗纪四》改。

[3]东西 原作『东北』，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4]赦者 原作『赦书』，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

[5]今后 原作「今岁气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

[6]『先是』以下 《长编》卷一九六在本年二月。

[7]占破 『破』字原阙，据《长编》卷一九六补。

[8]揽其 原作『览其』，《长编》卷一九六作『揽其』，是。兹据《长编》《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9]军法 原作『军伍』，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10]颇行 原作『顺行』，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著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诏从抃等议。

三月，司马光言：『臣闻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况濮王之亲以恩，皇太后之亲以义，其奉养之谨，非特有所加，则无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听断之勤，非特有所加，则无以致治也。』吕诲言：『陛下孝养之礼，臣不得而知之。安亲之道，诚有未至。何则?累圣成业，靡思经缉；邦国大事，都无裁处；献纳之言，尽决帘帷之下，是陛下自处休佚，而置圣后烦劳，得谓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司马光言[1]：『前代帝王升遐之后，后宫下陈者尽放之出宫[2]，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诗曰：『方日永，讲读官久待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

五月，上既康复，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廪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3]，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