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

举三人。』从之。乙丑，夏国主秉常卒。左仆射司马光等言：『欲乞今后凡有诏令降付尚书省者，仆射、左右丞签讫，分付六曹誊印，符下诸司及诸路、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讫，亦分付六曹，本曹尚书、侍郎及本厅郎官次第签讫，委本厅郎官讨寻公案，下笔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书。非六曹所能专决者，听诣仆射、左右丞咨白，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显不当即行纠劫。所贵上下相承，各有职分，行遣简径，事务办集。』上官均亦奏：乞尚书省事类分轻重，某事关尚书，某事关二丞，某事关仆射。从之。是月，刘挚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诏改复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并用旧制施行，曾未累月，复变为青苗之法。其后又下诏切责首议之臣，而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诚是耶，君子犹以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过举于天下，则曷若谨之于始乎？』辛卯，司马光札子：『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今欲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除放，只一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育苗钱。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报，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于帘前争曰：『不可。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太皇太后谕辅臣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司马光言：『朝廷近诏臣僚举可任监司者，既令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吕公著曰：『举官虽是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光曰：『自来执政只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韩维曰：『光所言非是，岂可直信举者之言？今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公著曰：『近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光又曰：『资格岂可少？』维又曰：『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竭告，自是不复入朝。

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论及人材之难。上曰：『只为难得全者，有材者无德，有德者无材。』对以为：『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若当局务之任，则用材可也；若当献纳论思之地，须用德方可。』帘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頤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入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苏辙言：『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左右司看详施行。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进士、补荫与夫纳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滥者，但曾一次预荐，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臣以为有可罢者，纳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资萌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为祐紹圣，則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明堂体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辽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谓轼知言。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始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章惇、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谓光之勇，孟轲不如。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大事记》曰：变熙宁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叶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当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著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俱非朝廷本意。当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虑矣。

吕公著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宽剩之数，别无下户虚纳之患。保甲之法，只令农隙教刁，则不至有妨农之惠。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曰：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則不容以太急。膏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保马、户马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新经字法可度，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暝目。至于言朋党之祸，則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荐享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苏轼为翰林学士，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右谏议大夫，苏辙为起居郎，王岩叟为侍御史，朱光庭为左司谏，王觌为右司谏。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余并全放。仍自元祐二年为始。傅尧俞言：『资助役人，臣未敢详定。如以差法为非，自可复为雇法，不须无事徒此纷纷。』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章交上几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孙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赵普、王旦、韩琦，此三人者，文章学问不见于世，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近世辅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为一代文宗，进居大任，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愿陛下选任左右辅弼，必先乎德业器识，无取乎文学声名。』贴黄言：『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今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冬十月丙辰，鸿胪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后世袭封爵一人。欲乞今后不使袭封之人更兼它职。』臣寮言：『孔子庙貌，国家之所常奉。欲厘定典礼，命官以司共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则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袭封衍圣公，专主祠事，添助田百亩供祭祀，赐书，置教授一员。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施行。』从之。乙巳，赐范镇诏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譬之麟凤能服猛鸷。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非敢必以事诿也。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则朝廷尊严，奸宄消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已降敕落致仕，除兼侍读。诏书到日，可发来赴阙。』戊申，宗正寺丞王巩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玉牒自范镇等一进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张方平庆历年进书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请别立法：宗正寺修纂寺书，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如会问未足，不得过进期两季。类谱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类聚修纂成书进呈。』从之。刘挚言：『太学条例独可按据旧条，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非以无补，而又有害。欲望圣慈指挥罢修学制，所止以其事责在学官、正录以上，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所贵因革不失其当。』挚言：『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盖指程颐也。颐所立条制，辄为礼部疏驳，颐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 　　十一月乙卯，礼部言：『将来冬至节，命妇贺坤成宫例改笺为表。』从之。程颐建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戊午，刘挚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言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王岩叟言：『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岩叟凡八上章，皆不听。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朝廷起镇，盖欲授以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移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用复出也?』御史中丞傅尧俞初视事，与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上谕尧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执政，以卿公正不避权贵。如朝政阙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张。』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议。从之。吕陶言：『保甲之法虽已更张，犹有二弊。』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陶请也。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问曰：『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

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岩叟进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遂进第二言曾肇札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这里主张。』岩叟进曰：『若言事省力，则不在陛下主张，只缘有如此之难，所以须赖人主主张耳。』壬寅，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偷刻为议论。乞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轼闻而自辩，诏追回放罪指挥。傅尧俞、王岩叟各上疏论轼，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友而亲，苏轼常戏薄程颐，光庭为程颐报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校勘记

[1]役钱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作『役人』。

[2]少矣 原脱『少』字，据《长编》卷三七一补。

[3]起居舍人 原作『为起居舍人』，『为』字衍，据《长编》卷三七一删。

[4]五月 原作『丑月』，据《长编》卷三七七改。

[5]右司谏 原作『官司谏』，据《长编》卷三七八改。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闻报国之忠莫如荐贤。今有札子四道，其一曰经筵阙官，宜得老成之人。韩维风节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维以经筵之职，物论必大以为惬。其二曰苏颂近乞致仕。颂博文强识，详练国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殚见洽闻之士以备顾问。其三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皇帝实录，辅导人君，宜莫如孝。给事中郑穆馆阁耆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静端洁，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备讲读之职。』

二月丁酉，诏：『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权罢修黄河。』从梁焘、朱光庭之言也。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轻信小人之言，劝先皇更改法令，而后乘间妄作者纷然。其劝更法令者则曰「君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及劝兴灵武之师者复曰「将为契丹所并，时不可失」。又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更，恐变改不定。』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三两月来，却闻复兴回河之役。更望圣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觊徐图；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静。』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改矣。』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壬寅，迩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癸卯。诏：『时雨稍愆，应五岳、四渎州军令长吏祈祷。』庚戌，潞国公文彦博为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朔，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卒。壬申，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苏颂为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邓伯温为翰林学士承旨。王岩叟封还词头。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岩叟竟徙官。范百禄兼侍读。百禄言：『分别邪正，自古所难，唯察言观行，考其事实。如导人主以听纳则为公正，导人主以拒谏则为奸邪；导人主以德义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功利则为奸邪；导人主以恭俭则为公正，导人主以骄侈则为奸邪；导入主以息兵则为公正，导入主以用兵则为奸邪；导入主以安民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劳民则为奸邪；导人主以进君子则为公正，导人主以近小人则为奸邪。推此事类以观人情，则邪正分而聪明无惑矣。』辛卯，杨畏为监察御史。刘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阙员，屡诏近臣俾举所知。杨畏不系所举之士，未审朝廷何名除授?』甲午，梁焘言：『窃闻尚书省人吏任永寿等四人连党为私，滥冒恩典。窃以左右司之职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违条冒赏，事由都司而后下，曾无举正，罪熟甚焉?今若置而不问，何以儆饬慢官?窃恐诸司纲纪浸以不举。』又言：『臣近论奏尚书省都司坏陛下之法，废陛下之令，使法制不专于人主，诏令不信于朝廷，罪恶显明，中外愤郁。若不明行典宪，何以肃正纪纲?都司者，所以按核六曹二十四司之稽违，都司废法则六曹废法，六曹废法则百司废法，百司废法则四方郡县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为国乎?』夏四月甲辰，宰臣吕大防等为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诏答不允。苏辙言：『去冬无雪，今岁春夏，时雨绝少，二麦不收，秋种不入，旱势阔远，岁事可虑。』诏：『自今月二十三日后减常膳，不御前殿，及将来五月一日，罢文德殿视朝。朕上奉东朝，深愧常珍之日阙；下临庶政，犹冀嘉言之上闻。』

五月壬申，雨。诏差役法内有未备事，令王岩叟、韩川与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之旧法，却减十万七千之额。以为轮差不足，亦已过矣。愿陛下特奋乾刚，力主差役，深诏执政，固守初议，毋使轻徇浮言，妄有变易。』庚寅，梁焘权户部尚书，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范祖禹留对，言，『庆历元年七月，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馆、台谏官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马康为左司谏，上官均为殿中侍御史。苏辙言：『臣窃观元佑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经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职，窥伺便利，规求复进，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为象，三阳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而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更额不难定也，今左选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人。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荆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剩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剩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知元丰吏额事，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剩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剩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之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因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言事者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癸卯，刘挚言：『昨邓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兴，以至罢三四台谏。今来温伯久已就职，梁焘等已别与差遣，理合宁帖，然而中外人情依旧未安，盖缘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温伯虽别无罪状，而其进退之间，所系亦不为校陛下何惜暂辍温伯[1]，选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动，则众人自安；众人既定，则温伯便可复召，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闻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戌，梁焘、朱光庭累乞外任，刘安世乞宫观。诏以焘知郑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