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二月乙巳，帝以灭变避正殿，减膳彻乐。三月丙戌，命宰臣祷雨。乙未，以旱虑囚。四月甲子，御殿复膳。据《十朝纲要》、《编年备要》，均云四月甲辰，诏以大河决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减膳、撤乐，罢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修厥职，以图修复。《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动天，陛下以至诚感，则天必应也。”四月罢同天节，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减膳、撤乐，三大事诚合典礼，诞日特罢称觞，最为深切，所以动天地。当日得雨，幽灵大效，如在目前。伏愿陛下毋以今日雨泽为善，当以屡见灭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有损，其灭应岂有缓耶！”上亲答书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笃爱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灭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节，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为丙午，其前一日则初九日乙巳。今考诸书所载，均以避殿、减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纪》与此异月，恐误。况《宋史五行行》志四：熙宁二年三月旱甚。则《本纪》二月避殿、减膳已与《志》不合。避减专因旱甚，若因河决地震，似当元年已应避减，不应在二年二月始下诏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 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肢，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百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壬午，议置嘉祐编敕局。（《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庚戌，诏中书门下看详《嘉祐编敕》。原注：初议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详定编敕所言，乞自今应删官每月各备十条。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数字备参考。《玉海》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庆、孙永修嘉祐编敕。又云：五月，以审官为东院。七年十二月，编敕二卷成，上之。）

３、癸未，郑獬知杭州，（案：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於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於尊，实陛帘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体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执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闤旷，遽然外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府，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为非，愿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４、先是，吕诲劾安石疏曰：（案：《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录诲此疏於六月诲知邓州下，虽係追述之例，然前后究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谕使视事诏文，亦录於六月。而前仅云诏使视事，不录诏文，盖纪事体则宜，然究非编年体。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诏文属丙戌日下，复文均删去不取，惟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编年备要》载诲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一也。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二也。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四也。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挟情坏法，徇利报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士，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卖弄威福，无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视朝，旬日差除，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作威作福，耸动朝庙，七也。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辨，凌轹同列，八也。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九也。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之悦其才辩，久於倚异，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勷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於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於众。方今天灭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日。臣所以沥情而言，不虞濒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於隐伏，当质於士论，然后知臣言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丙戌，安石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案：《临川集》安石《乞罢政事表》云：私怀恳挚，已具布闻，圣训丁宁，未蒙开纳。敢冒崇高之听，再输悃愊之情。臣闻任贤之方，要其有陈方之义，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岂容叼据，以累明扬。伏念臣猥以孤生，亲逢圣世，昧於量己，志欲补於休明；失在信书，事浸成於迂阔。每烦众论，上淆圣聪。久知素愿之难谐，继积疴而自困。辞而去位，庶逃窃食之诛；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虽贪顺命，终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闳度并容，大明俯烛，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则孤进之身，获生全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时材。） 乃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又案：邵博《闻见后录》云：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宗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庑，须臾，上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殿，将趋经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参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於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不善之迹，似伤恩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邠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终日思，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介甫以平日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为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於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詀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声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５、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６、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女于>矣。） 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７、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 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