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与《北史·卢同传》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盖不记郡县年月日，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汉之任城国元父紬，则并记丈尺价值，而不记年月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紬出古长城下，殆即当时佐边费者，乃国王所献，非民间

所纳。（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尚无调绢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大尺价值欤？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

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云建初尺当汉末小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云与开元尺同，亦与余考定之唐尺大异。且此二者无传世之物，不识东塘何以知之。余谓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及唐通开元宝钱、蜀弩机尺，实为根本材料。此外诸家之说，除《隋志》外，均当慎取。近惟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之圭、&二尺，虽未可遽视为周尺，要之较诸家架空之说为可据也。

累黍为尺乃无谓之说也

累黍为尺之说，始于《吕览》，刘歆、班固皆用其说，此最无谓也。历代之尺，多以累黍为名，而长短不同，后人求之不得，于是有纵黍、横黍、斜黍种种之说，实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为起度之准，殊为失之。此不独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终古不变，而铢铢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为之说。是何异已？

存世秦权量

今世所存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数十，合之宇内，数几及百。至于铜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诏二世一诏。始皇之诏，乃制器时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诏，则因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诏，乃能使民间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国一二年间，而法令之行如此，亦应代所未有也。

齐鲁封泥集存序

癸丑季秋，罗叔言参事将印其所藏封泥拓本，属余为之编次，并序之曰：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述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昔，此外如恒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与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证经考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癸卯之岁，罗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恒水甲骨文字为《殷虚书契前编》，复以所藏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尤较古玺印为夥，其足以考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以官制言之，则汉诸侯王官属之与汉朝无异也。《汉书·诸侯王表》谓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谓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书亦谓天子之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初疑其为充类之说，非尽实录，乃此编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郎中当汉之郎中令，大匠当汉之将作大匠，长秋当汉之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官，为奉常之属，中厩丞为大仆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大仓大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永巷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永衡之属。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徵。此其关于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马之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此编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属县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馀官如司空、祠官、牧长、橘监、发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马志所未载。馀如桐马五丞中之有农丞，乐府之有钟官（此乐府铸钟、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钟官也），钟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钱丞，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按《汉书·高帝本纪》：“以胶东、胶西、临菑、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则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菑、城阳、济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也。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十一年。城阳则共王徙淮南后，中为当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为大守，郡尉为都尉以前。则济北、城阳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临菑守一印，则齐国既建以后，当称内史，国除之后，又当称齐郡太守，此印云临菑守，必在高帝初叶，悼惠未封之时，且临菑二字，犹当为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灭六国，所置诸郡，无即以其国名之者。东郡不云卫郡，颖川不云韩郡，邯郸不云赵郡，何独临菑乃称齐郡？然则汉之初，郡必袭秦名，则班固以齐郡为秦置，而不云故秦临菑郡者，非也。河间、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十二年以后物。即墨乃胶东国属县，而河间、胶东二国，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纪世，光武中兴，乃并河间于信都，以胶东封贾复。然则此二郡大守之印，当在新室之后，建武之初，与《封泥考略》之胶东大守、胶西大守二章，均足补《汉志》之阙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卢丘丞、卢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九，除琅邪、'二邑未见封国外，其余二十七，皆列侯所食。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如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封泥有“请郭邑丞”，则知此五者皆“请郭”之讹也。华母害所封国，史表作“绛阳”，汉表作“终陵”，今有“绛陵邑丞”封泥，则《史记》一误，《汉书》再误也。秘彭祖之国，《史》、《汉》二表并作“戴”，《索隐》“音再”，今有“载国大行”“载丞”二封泥，则音不误而字误也。馀如临淄之为临菑，剧之为嗀，莱芜之为来无，临辕之为临袁，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正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校夷侯周舍”，史表“校”作“郊”；“郁根侯骄”，史表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乡”印，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著县，前后二志，均为“著”字，韦昭读为“蓍龟之蓍”，师古非之。然后魏济南尚有蓍县，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则韦是而颜非也。东莱掖县，二志皆从手旁，惟《齐策》“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及“东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则《齐策》是也。前志平原郡之漯阴，后志作“湿阴”，今封泥有“湿阴丞印”，则后志是也。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均作“管”，独《水经注》以为济南菅县，今封泥有“菅侯丞印”，则《水经注》是也。琅邪不其县，《淮南子·地形训》作“弗其”，今封泥有“岪其丞印”，则《淮南》近是也。历数与地名之历，自汉以后，均作“癤”字，惟《周礼》“遂师之抱癥”，《战国策·秦策》及《史记·春申君列传》之“濮癥”，《史记》侯表之“癥侯”，《乐毅列传》之“癥室”，《礼记正义》引《易通卦》“验之律癥”，义虽为历，而字均作癥，转讹作磨。今封泥有“城丞印”，其字从癦从石，可知作历固非，作磨亦误。《颜氏家训》谓《世本》“容城造历，以历为碓之癥”，则历之正字，自当从癦从石，六朝之际，尚作如此。转讹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馀事，而无待赘言者也。至封泥之由来，与其运用，详余《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则罗叔言先生序中详之，并不赘云。古之书简，以木为之，两牍相合，而缠之以绳，上刻绳道以容绳，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绳自绳道而交错于方孔中，然后置封泥而加玺印焉。《论衡》所谓“简绳检署”是也。故古玺字从土。《说文》土部：“玺，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从土，玺声，籀文从玉。”段氏注云：“籀文从玉，则知从土者古文。”其说是也。惟许君谓以主从土故土，则颇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谓之玺，玺非守土者所专有，盖玺印之用，不能离封泥。故其字从玉，统而从玉之玺与从金之，以其体言；从土之玺，则以其用言也。古书简用木，非有封泥，则玺印无所施。《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亦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古人玺印皆施土泥，未有施于丝帛者。考《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及封泥。”故封禅玉检，经水银和金为泥，石检则末石和方色土为泥。天子诏书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邓训事）其实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废简牍而用纸案，封泥亦与之俱废。讫于后世，视古代玺印，若施于丝素者，盖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间，蜀中始掘得封泥数十枚，为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筠清馆金文》与赵捃叔司马《读寰宇访碑录》，均著录数枚，谓之印范。嗣时齐鲁之间，出土愈多，大率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始知为古代封泥，于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犹或以为古人土封苞苴之泥，即知为封书之物，亦不能详其用法。自余观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阗古书牍，始悟汉时中原书牍制度略同，证以古籍，一一皆合，语详《简牍检署考》。可知古代遗物，须数十年及数十人之力而后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国属县，则莽时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复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之饶，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所治之县名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大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大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呜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按《汉书·地理志》无昌郡，惟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

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贵朴讷，大拟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

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闻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当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其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烬，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崖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烬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内阁大库清理之役，历科殿试卷，并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去取。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其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其印本传甚少，惟经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刻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发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版，非无故也。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访古，以于阗方面为主，所著《古代和阗》一书，实公其访古之结果者也。第二次访古，则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横绝达马干大沙漠之役，最为壮举。后于昆仑山麓之高地，或受严寒，丧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则以在敦煌塞下及罗布淖尔北岸者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旦》（西人称中国之名），则公其第二次访古之结果者也。据最近消息，斯氏去岁，又从事第三次之访古，现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详，然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吾侪既略陈斯氏历次之功绩，又祝其此行之康宁，我国学者亦可以兴起矣。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写本书，其中梵文、波罗继文、回鹘文、吐蕃文之书，大半为斯坦因携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继至，乃悉取汉文书籍之佳者以归。所留者尚六千卷，大抵释典也，亦时时流出，游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时罗叔言参事在学部建议，以为此书宜归京师图书馆。甘督乃遣委员某斋送至京师。委员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干没其一部，近年京师市上所流传之写本经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号、书人姓名，其流传在外者，不下数百卷。惟刘幼云祭酒得《盐铁论》残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罗叔言参事得《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大公家教》一卷与现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在京师图书馆之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为四部之书。其余皆为释典也。京师图书馆之敦煌佛经中，亦有他教经典，内有摩尼教经一卷，失去前后题文字，全仿佛教，颇为巨丽，亦当时文士所润色也。罗叔言参事百计求得副本，印于《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译为法文，并列原文，载于《通报》中。日本羽田亨学士亦有考订，与伯氏之书同时出版，均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之汉文经典，此与前伯希和氏携归之断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其留滞京师时，罗叔言参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青》、术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残《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藤田学士丰八笺注本。此外小品汇为《敦煌石室遗书》，颇行于世。嗣是伯君又前后寄来影片，几及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卷（《自述》而至《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节本《赵语》、《韩语》、《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榖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