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筭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

●卷四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兢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兢。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恤，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士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所有得，则劄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兢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劄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阳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羶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故得圣人之意。始《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体，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体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六经》之言，含蓄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体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人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坠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人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间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迳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字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来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疑，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

●卷五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