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萃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枢臣荐宝，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颇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闼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犭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 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彼石不令怀芝行，奈何？”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独犭卖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氵存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绐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扬之。侍郎不安，坚辞不就。其后项城亦知内部不协，洪宪改元，仿前朝之制，储君之名，密藏于箧，闻为第五公子云。

张少轩军门，少从许仙屏中丞为末弁，性放旷，不受羁勒。好博，屡丧赀而蚀公款。中丞将惩处之，夫人称其能，纵之去。至广西，投苏军；走奉天，隶毅军，殊碌碌无所短长。既而，随项城练兵小站，充管带。项城开府直隶，所部益张，军门得统带巡防营，驻直豫交界。銮舆东返，扈从至京，留充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南提督，移甘肃，皆不履。一时恩眷，无与伦比。始而宫门内外，既而圣驾左右，莫非张部。会项城入都觐见，蒙恩赏戏，见张部兵甲鲜明，盈阶上下，骇然曰：“如其有变，将若之何？”与枢府谋，徙之外镇。值日俄战后，东省遍地皆匪，乃调充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虽尊荣备至，不免有名无实矣。

东三省为胡匪出入之区，军门至任，迄无以遏横行之势。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无确证，莫以谳其罪也。历任将军，总督，咸优容之。暨锡青弼制军开府辽东，素耳其名，欲视其人，以察其藏否。值军门在京，调知来意不善，日游于外以避之，使不获晤。制军不得已，一日凌晨，突往见之。出谓人曰：“吾入少轩庭，陈设古玩，皆装潢置箧中，如入古肆。叹曰：‘美哉室也。’少轩曰：‘两宫所赉也。’吾曰：‘然则赐第也欤哉？’少轩曰：‘臣受钦赏，年来积至数百，且盈千件。上知臣贫，辄予白银，曾一次多至万五千，合计数几六万。尽兹屋中所有，不过如是而已。非皇恩之厚，安得享此以终耶！’余闻斯言，遂无奈何也。”及履任，总督、提督，按诸大清典籍，品级相等。军门于前任东海制军，甘居属下，至是则分庭抗礼。问之，则曰：“菊帅，吾旧长官也，而何比。”于是卒不相下。虽名挂弹章，终不为屈。

军门性好挥霍，平时黄金散尽，曾不少惜。及至窘时，颇受经济束缚之苦。宿卫数载，每至年终，辄向项城求乞。一岁，项城拒不见。既而，以银帖二千予杨杏城侍郎，曰：“子归，少轩必俟乎尔，幸举此畀之，勿溷乃公为也。”项城恶军门，然畏其声气通于宫禁，故宽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张未得意时，军门知其有宠于皇后，辄先纳交甚笃，且与联宗。张母有私蓄，军门常贷以济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为皇太后，小德张为总管，声势煊赫，军门因缘而为显要。洵、涛初起，犹介以自结于太后，下此者勿论已。军门既侪于朝贵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统制有瘠首疾，偶行数武、常晕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复。每入内庭，途中辄三四息，大有衰态。军门乘机欲夺毅军而代之将，枢臣、陆部无可无不可。既有成议，统制知之，往见庆邸求退，遣散其众，曰：“此军自宋、马以来至于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断ㄕ决腹于疆场之上，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忍激之为变而尽芟夷之乎。”且泣。时当道诸公相忍为国，惧不敢发。军门曾在毅军，军中亦有为之助者，怂恿其前进，毋为气馁，以此相持不决者累月。适程从周军门逝世，乃以程平斋继任长江水师提督，使军门统江防军，驻浦口。军门虽不悦于出京，然赋闲已久，骤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异日革命军起，朝旨北洋陆军尽隶项城麾下，时北军之能为异同者惟毅军。项城入觐，及返私舍，宾客盈门，皆辞焉，只见姜统制一人而与之谋。假使斯时毅军统领为少轩军门，则前敌诸将领虽合词吁请共和，犹有后路可退，有清皇室不至处于绝路也。武昌之乱作，蔓延至江南，所在新军响应，防之更甚于寇。倚以备缓急者，惟江防军是赖。军门简江南提督，帅师驻宁，更遣二营至皖，以壮气势。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单弱之甚。江南第九镇变，江防军击走之。未几，苏、浙、沪、镇、淮、浦敌众大至，军门坚守不出。上海教会遣使说之罢兵，军门曰：“我江南提军，非尽复吾土不止。”初，江防军全部南渡，军门誓死矢忠报国。部将张文生谏曰：“无益也。苟死而仍无济，曷若姑留吾身，以有待焉。愿守浦口为归路。”军门许之。事亟，文生具舟，济师北遁，全军而返。自是军门于文生言听计从，与白宝山并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争战，军门奉项城命，与冯国璋分途南下，夹攻金陵。国璋由津浦铁路，军门由运河，势如破竹，先入城，欲得其地。项城不予，以国璋为南京都督，改江防军曰“定武军”，移驻徐州。初，毅军制度，名位高下与兵权多寡各不相涉，惟视乎帅意而已，喜而与之，兵数立增；恶而夺之兵数立减。马忠武曰：“吾尝拂宋忠勤意，不数日间，以吾部悉分隶他将，所馀百人耳。”毅军成于豫中防捻之日，当时染霆军之习，容纳游勇，有额则补为正军，平时仅给食而已。临战趋以应敌，胜则锐师继之，不胜则整师以乘敌懈，霆军常资以集事。军门在徐，沿袭旧法，整军经武，众至五万，虎踞津浦中心，为海内重望。各省使者集麾下，事无巨细咸就取决，名为徐州会议。项城去位，黄陂继之，北洋诸将帅不满于其所为，咸有别图。于是，思旧之人，心为之一动，群趋于军门，为恢复计。适黄陂免倪嗣冲职，以军门兼代，众怒愈张，而于我益利。军门乘机善导，倡言复辟各省之使者，咸电询于其府主，欣然从命，成立密约。会黄陂招军门至都，调停各省纷局。文生、宝山惧于禄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眷怀故主，视事过轻，几如反手之易。军门未有设备，携卫军千人，乘津浦车北上。及津，淮南盐运使刘某，军门之心腹而所识拔以至今职者也，力阻挠之。且为之谋曰：“不如任择一人为阁老，姑留今政府为吾用。